【閱讀香港】薯伯伯：書中有道風景叫香港人

2020 年 4 月 18 日

（港警大拘捕，其中一位被捕者是香港法律界和政壇德高望重的吳靄儀。我沒接觸過吳靄儀，但想起之前訪問，受訪者介紹過吳靄儀的一本書，遂將訪問張貼與此。本文首發於《就係香港》）

2006年，有個香港小夥子在周遊列國後愛上了西藏，在那裏開了家咖啡館，取名「風轉咖啡館」。風轉時光亦轉，十多年過去了，這家可能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咖啡館一直都在，已成為幾乎每位入藏港人必去之處。咖啡館的主人薯伯伯是個旅遊人，大部分時間不在香港，也不一定在他的咖啡館，而是在旅途中，或別人的咖啡館裏。看過了世間風景，香港的風景又如何？趁他書展期間回港，便邀他來講講他從書中看到的香港和香港人——香港人或許才是香港最美的風景吧。

去過北韓50次的港青

幾年前，薯伯伯要出一本有關北韓的書，想將自己2010年到北韓四天的見聞和想法整理出來。「我當時就想，既然要在香港出一本北韓的書，當然是要寫一些和北韓有關的香港人故事。」而他想訪問的其中兩人，便是《去過北韓50次，你問我答》的作者陳成軍和張振華。

陳和張兩人亦是本港深度遊旅行社GLO Travel的創辦人。旅行社創辦近四年，旅遊目的地已經五花八門，大多是港人會覺得陌生甚至「騎呢」的地方，而這家旅行社的起點正是搞北韓團，北韓團至今仍是其最受歡迎的項目。陳成軍和張振華兩人加起來前後合共去過北韓五十次，說是去過北韓最多的香港人，應該也不為過。

作為也去過北韓的人，薯伯伯說，港人去北韓旅行，常遭受兩點質疑，一是說去北韓這樣的國家旅行，就是吃人血饅頭，支持北韓政權；另一是說去北韓旅行根本看不到真實的北韓。陳與張兩人既要搞北韓旅行團，又去過北韓那麽多次，遇到的質疑聲音當然更多。薯伯伯說，這本書其中一個章節，就對這兩個質疑作了很詳細的討論。「他們是以前做了很多講座，然後記了很多筆記，將之彙集，寫成這一章，所以寫得相對平實一點。有些讀者如果第一次接觸這種觀點，可能會覺的有點沉悶，但確實裏面講了很多很深思細慮的想法。」

從2010年去北韓旅行到2016年出《北韓迷宮》，薯伯伯在這六年間讀了大約五十本有關北韓的書，有的是中國記者寫的，有的是美國記者寫的，也有外交官和脫北者寫的，他說這一本香港人寫的北韓顯得很特別：「這應該是我讀的第一本因商業原因而和北韓人有密切交流的人寫北韓。分析帶有一種外來者的自我反省，很少有這種角度的，也是相對比較公正地去講北韓各方面的事情。我不知道世界各地有哪些地方可以有人用這個視角去寫一本這樣的書。」

讀這本書，你會發現，香港人搞北韓團也有自己的特色。「香港人的心態就是想看多點東西，比如別人只能看兩個地鐵站，他們就爭取看四個；人家說只能去正規學校交流，他們就會要求去聾啞學校。可能他們會給當地人的感覺是香港人沒那麽聽話，不過這種『不聽話』有時是一種美譽。北韓人對他們肯定也沒有什麼反感，我想他們也很清楚有什麽真正的界線是不能踩過去的，有時其實是外人對界線看得太過嚴謹。」

薯伯伯印象最深刻地一件事，是兩位作者有次帶香港學生團去北韓交流，在當地高歌一曲《海闊天空》。他說：「如果當地人知道歌詞內容，這件事就更加特別了。」

講道理不一定要將人KO

薯伯伯推薦的另一本書，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周保松所寫的《我們的黃金時代》，而我們訪問所身處的咖啡館Brew Note，正是周教授舉辦文化沙龍的場地。文化沙龍舉辦了快兩年，到場聽眾越來越多，常常爆滿，這既有主講嘉賓的魅力，也有周教授自己的魅力。薯伯伯也是常客，幾天前才參加過一次，為了聽沙龍而站了兩個多小時。那一場的主講嘉賓是立場新聞記者何桂藍，沒幾天時間，何就在元朗事件中被襲擊受傷入院——與她一同受襲的還有很多普通市民。那個藤條與棍棒肆意揮舞的黑夜，令很多港人懷疑這是不是仍是自己熟悉的城市、自己是否仍處於一個文明的時代。

有時正如一句俚語所講：「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對薯伯伯來說，周保松最令人佩服的，是他講道理從不以論點或辯技去擊倒對方，而是耐心地講解，希望能把不同意見的人說服，至少是能讓對方聆聽。薯伯伯也是寫作的人，讀周的書，他反省自己寫文章其實也時常抱著擊倒對方的想法，去書展簽名售書還聽過讀者讚他：「你經常一句KO人，好正喔。」

「但在這次反送中運動裏，很值得反思的是，很多年輕人所做的並不是一句KO人，反而不斷向受影響的人道歉。我很記得一個畫面，一個年紀較大的阿姨一開始是反對他們的，但離開的時候竟然向那群年輕人說加油。所以，我們在爭取權益的路上是否一定要不停樹立敵人？」薯伯伯說，「幾天前的那次講座，其實有不少是來自內地的支持者，他們也有在講座上發問，大多都只能說普通話。但他們願意來聽不同的意見，很難得。」

說回《我們的黃金時代》，這本書其實是周教授經歷2014年雨傘運動的見證與思考。周教授也是大陸移民，在深水埗鴨寮街長大，他在此書的後記中說：「三十多年來受惠於香港的自由環境，得以讀一點書，做一點事，認識許多有意思的好人。」

書的封面照片拍攝於2014年12月雨傘運動期間，當時周教授和幾位朋友在金鐘佔領區發起默讀行動，呼籲參加者每人帶一本書來讀，陪伴正在不遠處絕食的同學。照片中的女生正是參加者之一，她坐在街上，書上夾了一個小燈，雖然12月的天氣已經寒冷，她仍專心讀著書——也許你能感受到，幫她禦寒的並不只是頭上的帽子、脖子上的圍巾。

那次的默讀行動，和這兩年舉辦沙龍，可說是周教授身為學者所特有的抗爭方式吧，也是兌現他傘運後立下的承諾：更用心教學、更認真寫作、在香港推動公共哲學。薯伯伯說：「他希望用自己力量去包容別人進來這圈子。我相信不單是周教授，也有很多人在抗爭的路上都是用著不同的方法。香港無論走什麼路線，也需要更多不同人的支持。」

除了在沙龍上，薯伯伯和周教授也有私交，但算不上相熟。在現實生活中和周教授的接觸，薯伯伯完全沒有感覺到和文字中的他有何不同：「整體上他的道德價值觀、說話的觀點，前前後後都是同一個人。」在這個時代，這何嘗不是一種難得的品格？

我們活在時代之中，但這不表示我們就能瞭解時代；我們身在歷史漩渦之中，有時反而看得不清楚，甚至沒意識到世界正發生甚麼事……香港人啊，真正美好的東西，用心就能看見。

──周保松《我們的黃金時代》

記住歷史和那些付出很多的人

吳靄儀是薯伯伯另一個打心底裏欽佩的人，最近他剛剛讀完了吳的著作《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急著要和我們分享。

薯伯伯最初讀吳靄儀的文字，是她寫金庸，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薯伯伯的三姨買了很多吳靄儀寫的金庸評論，他也拿來看，可以說每本都讀過。吳對《神鵰俠侶》楊過的評論，至今仍影響著薯伯伯對這一金庸小說人物的看法——到現在都不喜歡楊過。

「她是金庸小說專家，我記得九幾年有兩個出名的人評論金庸，一個是吳靄儀，一個是倪匡。對於倪匡，雖然我很尊敬他老人家，但是他評論金庸，幾乎所有觀點我都是很不認同的。」相反，薯伯伯喜歡看吳靄儀評論金庸小說，覺得她的評論獨到而不失公正：「她就算不喜歡段正淳、楊過，都好似在法庭上辯護那樣，論述自己為何不喜歡，說出一大堆理據，好像怕小說人物得到不公平審訊似的，這種律師性格也同樣在她的政論那邊有所反映。」

去年金庸去世，周保松的文化沙龍邀請吳靄儀來講金庸，那是薯伯伯第一次見到吳靄儀，如果在遊行時見到吳靄儀「嗌咪」不算的話。在薯伯伯眼中，吳靄儀始終是最有資格評論金庸的人：「你要找一個懂文學，又要認識政治，又要和金庸相熟，和他有過很多交流，全香港或全世界可能都只有她一個。」

這次薯伯伯分享的《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卻是吳靄儀以另一個更為人熟悉的身份寫下的——從政者，她從1995年至2012年一直擔任立法會法律界別議員，一共18年，也見證著回歸前後立法會的變化。書名中的「拱心石」，是一種建築結構，是拱門中最頂端的石頭，用來契合兩邊並承受兩邊的壓力，而吳靄儀對自己的政治定位就如這拱心石般不偏不倚。

薯伯伯認為，吳靄儀這本書將會成為香港歷史的一個重要篇章，因為她見證了許多轉變：以前的立法會設密道是沿用英國國會傳統，因有些議員和英王關係緊張，密道可保障議員安全到達國會，而新建的香港立法會同樣也設密道，卻是為了阻隔議員和市民；以前財政司官邸的網球場日久失修，時任財爺夏鼎基說公帑不是私人的錢，不能隨便動用，現在的財政司司長用二百萬裝修官邸。薯伯伯最沒想到的是，吳靄儀談到立法會秘書處本應是議會水準和傳統的監護人。「她說，議員的質素每屆都不同，最好的議員總有一天會離開議會，但是秘書處是常設的，他們的學識和經驗年月積累，一代一代傳下去，在適當的時候可以協助主持。」

他說，如果沒有人去記載歷史本來的面貌，當吳靄儀這一代人成為過去，到時制度被扭曲便沒人走出來說本應該是怎樣的。讀完這本書，薯伯伯感慨像吳靄儀那樣咬文嚼字、堅守制度的人已經愈來愈少。他又想起專欄作家馮睎乾提過「Margaret Test」，原來很多年輕人已經不知道這位曾為守護制度付出那麽多且對香港舉足輕重的人。

吳靄儀站在拱心石下，難道只是歷史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