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形播毒者」是極權植入的隱形毒概念

「隱形病者」、「無病徵播毒者」是危險的概念，是極權植入、擾亂個人對自己身體信任、以及破壞社群相互支持(social cohesion) 的離間手段。

「有病」，不是應該有「不適」嗎？ 在政府懷疑或自己懷疑的病者身上，隨便取樣，找出「疑似病毒基因碎片」，然後說你「有病」，這合乎常理嗎？他們的說法是，「隱性病者」會到處播毒，危害公共衛生。

「隱性病者」，是東西方醫學 思考千百年的問題。這個問題，以前是醫學哲學的大謎題，以前的問法是：疾病的原因、疾病的生成、疾病的本質和病徵的關係等等。現今西方醫學的傳染病學，是一鎚定音，以微生物致病成為主流，於是將疫病的原因定義為「病毒」(致病源)，生成是「入侵」或「感染」，免疫系統的反應，本質也就是「病毒」。微生物學家以為，找出了致病源就是攻克疾病的第一步，然後再在體內及體外 (傳播鏈)殲滅，也就完成任務。於是，氣候、環境衛生、染病者本身的慢性病及免疫機能、心靈情緒狀況，通常都被打成「風險因素」(risk factors)，而病因(causation) 就只有病毒。

但最有趣是，香港的官方「確診」定義，也就只是 官方檢測陽性兩次。這官方，以前是 衛生防護中心，日後，就會是國家支持的新檢測。不需要「病徵」，不需要有「不舒服」，國家就會標籤你為「確診者」、「病者」、「個案」，有你的編號，將來也會有你「健康碼」標記，有你的電子手鐐，有你被軟禁的權益。

問題來了，真有病，不是應該有「真不適」嗎？ 這是世界各一直在爭論不休，統計上，「個案」(cases) 的定義，是 (A) 出現已定義的「病徵」(當然可以持續增加)，是(B) 核酸檢測陽性一、二或三次 (哪個部位、哪國技術)，是 (C ) 肺片表現？ 是這 A+B+C的多少項？

當然，大家要記著，這定義，不論是 A+B+C 的多少項，都只是統計，是統計數字，是公共衛生醫療行政問題，是政治問題，本質上不是「醫學」問題。

目前世界各地都發現，有大量的「檢測陽性但無病徵者」，其中多少「假陽性」、多少是「感染病毒卻無病徵」？ 木宰羊。

《黃帝內經》有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新冠病之「邪」，在其傳染性高，但對平健康人的傷害不高，此有別於二零零三年的沙士、平常冬夏季節性流感 。雖然確診數字是是疑幻疑真的高 (見日前本頁文字)，但病邪不烈。香港的病逝者，平均年齡八十以上，絕大為慢性病患者，而小孩青年，有「確診」卻少病徵極少重症。累積了這半年來的經驗，防與治，宜在強(正) 氣為主，避邪為輔。 個人防疫，在生活作息、飲食、情志、陽光之維護；公共衛生的重點，應以保護體弱者，或適當隔離，阻截體弱者群體之內，以及跟外界交流時所可能產生的傳播。至於正常健康的社群，政府不宜多為，當讓其自由感染，可加速群體免疫的形成。

美國波士頓流浪無家者，抽檢397 人，146人 (36.8%) 病毒檢測呈陽性，全部沒任何病徵 (Boston25News, 2020-04-15)。印度孟買貧民窟57% 人口已有新冠病免疫抗體，接近理論上的「社群免疫」數字，這是無病徵傳播的積極意義 (Times of India，2020-07-29)。瑞典斯德歌爾摩無嚴格封城，非必要1不檢測，輕症者得自然痊癒而得免疫力，也協助了社群免疫。德國初期初期發現，無感染者也已出現T-細胞免疫反應 (medRxiv，2020-04-17) 。

由此來看，「隱形病者」、「隱形播毒」，可能是偽命題。隱形病者、無病徵染病者，並不是魔鬼，是社群的無名守護者。

參考資料：

After 23% of Delhi 57% of Mumbai slums show antibodies: There is an upside to this widespread asymptomatic transmission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toi-editorials/after-23-of-delhi-57-of-mumbai-slums-show-antibodies-there-is-an-upside-to-this-widespread-asymptomatic-transmission/

CDC reviewing ‘stunning’ universal testing results from Boston homeless shelter

https://www.boston25news.com/news/cdc-reviewing-stunning-universal-testing-results-boston-homeless-shelter/Z253TFBO6RG4HCUAARBO4YWO64/

Presence of SARS-CoV-2 reactive T cells in COVID-19 patients and healthy donors

Julian Braun, Lucie Loyal, Marco Frentsch, Daniel Wendisch, Philipp Georg, Florian Kurth, Stefan Hippenstiel, Manuela Dingeldey, Beate Kruse, Florent Fauchere, Emre Baysal, Maike Mangold, Larissa Henze, Roland Lauster, Marcus Mall, Kirsten Beyer, Jobst Roehmel, Juergen Schmitz, Stefan Miltenyi, Marcel A Mueller, Martin Witzenrath, Norbert Suttorp, Florian Kern, Ulf Reimer, Holger Wenschuh, Christian Drosten, Victor M Corman, Claudia Giesecke-Thiel, Leif-Erik Sander, Andreas Thiel

medRxiv 2020.04.17.20061440; doi: https://doi.org/10.1101/2020.04.17.20061440

https://www.med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4.17.20061440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