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擠迫之城擁抱情緒病患者——曾繁光 X 黃怡 X 曾卓然「都市病.病都市」講座記錄

虛詞無形@香港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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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文學季以「別來無恙」為主題,探討病與文學的關係,當中「都市病.病都市」講座圍繞都市人的情緒精神健康問題,邀來主持曾卓然、精神科醫生曾繁光及作家黃怡,分享相關創作和見解。

原文刊載於虛詞・無形

文|虛詞編輯部

本屆文學季以「別來無恙」為主題,探討病與文學的關係,當中「都市病.病都市」講座圍繞都市人的情緒精神健康問題,邀來主持曾卓然、精神科醫生曾繁光及作家黃怡,分享相關創作和見解。

曾卓然先以2003年沙士期間一段回憶作引子。他憶述當時市面異常平靜,一個早上,他在地鐵看到兩名男士迎面相撞,二人不吭一聲,隨即出拳互毆,拳來腳往過後,又各自離去,期間一直沉默。曾卓然深感當時港人壓力之大,更感是次講座探討都市人的心靈健康,實屬難得。

情緒病患的職場困境

本科攻讀心理學的黃怡,一直對精神健康感興趣。她形容都市人患情緒病十分普遍,曾有朋友焦慮得無法乘搭地鐵上班,也聽說過因嚴重抑鬱需把自己困在房間,逼不得已要延期畢業的案例。這驅使黃怡去思考種種問題:「是怎樣的疾病與狀況,令人無法再按原訂人生規劃走下去?疾病如何影響我們去理解自身?醫療體制如何看待這些病患?作為旁觀者又能怎麼做?」

黃怡在英國攻讀英語文學碩士時,曾修讀名為 ‘A Beautiful Mind: Art and Science in Mental Illness’ 的跨學科精神健康通識課,每節課都會有不同專家、教授或病患講述精神健康、藝術、科學之間的聯繫。期末習作是一篇短篇小說,黃怡以第一人稱書寫修讀法律的女生因學業壓力而陷入抑鬱和飲食失調的故事。其後,結合友人的分享與日常生活觀察,她於2021年出版小說《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下稱《擠》),望以創作想像患者承受的身心折磨與社會壓力。

黃怡繼而分享了四篇短篇小說,當中有三篇都收錄在《擠》裡。第一篇〈哭泣的女人〉啟發自畢卡索的名畫 ‘Weeping Woman’,講述一名OL隱瞞抑鬱病歷,以失戀掩飾情緒崩潰的故事。黃怡指,哭泣只在「正確」的時間與地點才被允許,否則會阻礙日常,帶來社交困擾,偏偏抑鬱引發的哭泣無可避免,為免被公司作個別看待甚或解僱,女主角選擇謊稱失戀。「主角深信大多數人都能理解分手是怎樣一回事,對失戀的人抱有必然的憐憫和同情,故哭泣是被容許的。然而,抑鬱是一種長期疾病,主角擔心旁人終有日會覺得她已哭夠,故她再度陷入掙扎,思考是否需要再假裝與新男友分手,甚至抄襲愛情小說的劇情,好讓同事不會追根究底,懷疑她有情緒病。」黃怡補充,這些情節看似荒謬,卻全都源於身邊人的真實分享、在社會中面對的不安與憂慮,黃怡的創作常以這些困擾為起點,書寫人物面對的困境。

在《明報》刊登的短篇〈鬼屋〉同樣講述情緒病患者面對的職場困境,啟發自高街「鬼屋」(即香港女子精神病院前身)將要重新開放的報導寫成。故事中的女主角時常向朋友訴苦,如透露自己希望把頭切下來,而朋友總是耐心回覆,打趣地告知主角這樣的治療方法已不再流行,勸她落街走走曬曬太陽。黃怡說,她時常會在小說中設計一個陪伴者的角色,「因為沒有這些人的支持,有情緒困擾的朋友們真的會很難過。另一方面,也希望透過文學作一個小小的示範,鼓勵大家溫柔地安慰、支援身邊人。」故事發展到後來,主角被公司的「八婆」同事質疑扮病,原因只是她看起來「人模人樣」,還會花時間弄漂亮的指甲油。黃怡遂說,「情緒病患者面對的煩惱之一,就是我看起來像不像一個病人。有些病人在外時能隱藏自己的不適,甚至笑面迎人,回家才卸除盔甲。因此,當有人不近人情地質疑如此努力地生活的自己,其實是很大的傷害。」故事中的主角,便生氣得情願自殘刺穿手臂並吶喊:是否你只能理解肉體的痛楚,無法理解內心的傷痛?事實上,主角塗指甲油也是為了自我治療,塗抹時將注意力放在身體的感官上,同時提醒自己冷靜下來,不要亂摸東西,是她到達情緒崩潰的臨界點時,一點點的安慰和平靜。黃怡寄望借這故事,呈現一個情緒病人被誤解時的內心反應。

照顧者不能承受之痛

至於〈人雨〉這篇作品,則啟發自馬格利特的畫作《戈爾孔達》,畫中可見無數人於半空懸浮,每逢黃怡讀到「自殺潮」的報導,或是接連聽到自殺的新聞時,都會想起這幅畫,想像這個城市的人如下雨般跌下來。〈人雨〉的女主角,便是一個無法再支撐下去的陪伴者,因男朋友患有情緒病而不勝負荷,勸男友看醫生,卻被視作一種侮辱,甚至被虐待。黃怡說,「有時陪伴者也會被壓垮。搭飛機時,機艙服務員會告訴我們先戴好自己的氧氣罩才去幫助別人。照顧情緒病患者亦同理,要先照顧好自己才照顧別人。」另一方面,她也想藉此故事去說明情緒病被污名化,令人抗拒去看醫生,或因公立醫院排期需時極長,因而讓人卻步。

黃怡分享的最後一篇小說 ‘Will you still love me, dear?‘,啟發自Frida Kahlo的自畫像《破碎的脊柱》,畫中人的身體傷痕累累,骨頭被手術改裝成金屬、螺絲,卻依然用堅定的眼神望著前方。黃怡認為畫作動人之處,在於Frida Kahlo勇於攤開自己的傷口,以病人的身分凝視著我們。在小說中,女主角卻缺乏這份自信,她不停想像各種情境追問男朋友:若有一天我要長期坐輪椅、若有一天我毀容了,你會否依舊愛我?黃怡坦言「另一半坐輪椅絕不如拍MV般浪漫。簡單如吃飯,也要實地考察一下輪椅是否能進入、廁所是否合格,還要擔心被拒載等各種問題。作為伴侶,你是否能一輩子忍受這些?」更別說是旁人的目光與閒言閒語,也會讓一段關係動搖。黃怡最後總括,她希望透過小說反覆思考同一問題,「當身邊人出現情緒困擾時,我們可對他們付出多少關愛?如何才能令這個社會對他們更友善,提供更多支援?」

痛苦無可避免,不如苦中作樂

接續是曾繁光醫生的分享。他先坦言並非從小便立志當精神科醫生,小時候的他志願是當農夫,希望全世界的人不用再挨餓,誰料竟被老師痛批無志氣,便「轉行」說要當醫生。與此同時,他在十三歲開始對寫作產生興趣,一年之內看畢中學圖書館200多本圖書,此後開始投稿。一次幫家人去街市買菜時,竟在包魚的報紙上,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刊登,自此便筆耕不斷,融合他作為精神科醫生的觀察與經驗,把都市人的壓抑與情緒困擾一一寫下。

曾繁光先說受苦與精神情緒疾病的關係。他認為人類在歷史長河中,大多數時候都是痛苦的,或許是經歷了幾個太平盛世,讓我們漸漸失去了面對痛苦的能力。故他認為「少年窮」並非壞事,越早體驗痛苦反而越能學懂面對。「雖然少年受挫或被忽略常是引起抑鬱症的主因,但如果受挫時有人可以支持你,那絕對是好事。事實上,若小朋友從小能與成人建立互相信賴的關係,他們的大腦發展亦會更好。」曾繁光繼而引用研究,指小朋友在童年時被打或被罵,罹患精神病的機率會增加15%-60%;亦有其他研究指,小孩被虐待一刻,其腦部構造已與他人略為不同,為了保護自己,會變得更容易焦慮,連結左右腦的胼胝體也會縮小近40%。「後天的補救方法,是讓小孩左右手同一時間做不同的事情,如學習鋼琴、游泳等等,因為大腦與肌肉一樣,越訓練越發達。計數、創作亦如是,嘗試去做去操練,就能慢慢開啟腦部的路徑。面對人生的種種困難時亦同理,儘管試著去克服它,不用去怕它。無人完美,但我們可以令自己好一點,克服了恐懼後,更可以去幫助其他人。」

由此延伸,面對精神情緒問題也毋需大驚小怪,諱疾忌醫。曾繁光指,每六個成年人之中,就有一個有輕度到中度的精神情緒問題,至於嚴重的精神情緒問題如精神分裂、妄想症等,每100人則有3人。「可想而知,單是搭一程巴士,可能已有十多個精神病患者了。」回應黃怡作品中不願看精神科醫生的心理,曾繁光認為是基於不了解,或誤信了「偽」專家的意見。曾繁光指,曾有外國學者研究TikTok中有關精神健康的影片,發現八成資料並不準確或含誤導成分,曾繁光亦曾在Google搜尋器研究相關資訊,同樣發現九成資料都不準確。故他強調患病時必須向專業人士求助,不要亂試偏方,弄巧反拙。

曾繁光最後分享了讓心情保持愉快的秘訣。他先強調快樂毋需強求,直言「人生不會快樂得去邊,但當你學會享受痛苦,那些痛苦其實幾正,很多偉大的文學創作都源於痛苦。」再勉勵觀眾在低氣壓的社會氣氛中,默默去做自己所喜愛的事,不用計較結果。「無論是寫作、畫畫、照顧孩子、欣賞路邊的小草也好,嘗試做一些賞心悅目的事,對你愛錫的人好一點,自然就會快樂。到我們七老八十開始出現認知障礙時,我們記得的往往不是很偉大的東西,而是你身邊的人或者你自己所喜愛的東西。」

肯定負面情緒,去除污名與迷霧

到了問答環節,曾卓然先請教曾繁光如何避免讓小朋友在壓力下學習與成長。曾繁光提出「正向育兒」(Positive Parenting)的方法,即以正面、肯定的態度引導子女,舉例說子女考試不合格,不要責怪他不夠勤力,而是相信他下次可以拿更高分,鼓勵他再努力一點。「因為重點不在分數,而是讓他喜歡學習、自主學習。即使小孩不擅長讀書也沒關係,可能他很懂得關心人、與人相處,那就肯定他這方面的能力,幫助他發掘他的才能。」

曾卓然接續就黃怡的作品〈哭泣的女人〉問,到底哭泣是好事還是壞事?我們應如何去理解這種情緒?黃怡自言哭泣於她而言是常態,也是一種健康的情緒抒發,「若情緒存在的話,你越抗拒,它就會越頑固地存在。」以往她曾做過生死相關的研究,發現當人喪失了重要的親人/朋友後,最不想聽到的話便是「節哀」,彷彿是對傷痛經歷的否定。但黃怡也意識到,並非人人都能處理他人情緒,感激身邊朋友會在開解自己前加上「免責聲明」,表明不會因她的情緒影響到自己,讓她可安心傾吐心事,由此黃怡也學會如何擔當一個陪伴者的角色。曾繁光亦補充,他十分鼓勵病人哭泣,通常他會推一盒紙巾給病人,輕輕說一句:「有需要就用。」留一個情緒表達的空間與自主權給病人。

有台下觀眾提問,如何判別自己或身邊人是否需要去看精神科醫生?曾繁光回應指,當一個人在精神、行為或情緒上出現異常,足以影響到睡覺作息、工作學習,狀況維持一至兩星期以上便建議求醫。然而,當發現身邊人出現一些幻覺或被害妄想的症狀,就必須立刻求醫,同時鼓勵我們多主動關心身邊人的狀態。也有觀眾分享朋友的女兒患有抑鬱,但其父卻拒絕承認女兒「有病」。曾繁光建議女兒帶同父親一同會見醫生,讓醫生解釋情況,強調抑鬱對患者整個人生有嚴重影響,應當及早治療。觀眾繼而發問做運動是否有助情緒病患者康復,曾繁光先重申有病與否都應多運動,同時指出情緒病不能靠運動根治,但當治療與運動結合,患者的自我感覺會更良好,舉例指當焦慮症病人停藥後,會建議他們建立運動習慣以及放鬆自己的習慣(如深呼吸),並指抑鬱症康復者若維持運動,能減少兩成復發機會。曾卓然接著追問散心活動的建議,曾繁光認為應以患者意願為先,用對方希望的方式去陪伴他,也不要急著給意見,免得對方因為做不到而內疚。

最後有觀眾問到,西方社會是否比華文社會有更多關於精神健康的書寫?如今的社會討論氣氛是否變得更開放?黃怡自言未有進行有系統的研究,但指出西方的疾病書寫超前了華文世界二三十年,舉例說西西是乳癌書寫第一人,但此前西方已有大量作品透過書寫患病經驗去爭取話語權,鼓勵大家不要把疾病污名化。黃怡認為近年的確越來越多人討論精神健康,舉例說年齡相近的同事也會大方告知自己需服藥醫病,不再像以往那樣要收收埋埋,甚至還衍生出精神健康相關的迷因。曾卓然補充,如今在學校會見社工也不再是禁忌,反而十分普遍。在這樣的氣氛下,曾經的迷霧也去除了,越來越多人願意透過文學作品分享自身病歷,整理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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