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紀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從何時開始有中國人的概念

2015年12月12日晚，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在印尼病逝，享年79歲。值得一提的是，安德森出生在中國昆明。

安德森因《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一書而廣為中國學界所知。我也受益於他的著作。

第一次讀到安德森為“民族”下的定義時，我先是一愣，跟著一冷，因為它與我熟知的官方說法完全不同。安德森說：“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

民族竟然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可是，民族難道不是我們與生俱來就屬於的集合？它的歷史難道不是堅固如磐石？

《想像的共同體》的中文譯者吳叡人（…）想像”不是“捏造”，而是形成任何集體認同所不可或缺的認知過程。“想像的共同體”指涉的並非“虛假意識”，而是社會心理學意義上的“社會事實”。

安德森進一步揭示說，民族的想像能在人們心中召喚出一種強烈的歷史宿命感，因為民族的想像和個人無可選擇的種種事物（如出生地、膚色、語言等）密不可分。民族在人們心中所誘發的感情，主要是自我犧牲。民族主義從過去、現在到未來都不會改變它的“官方性格”，也就是某種發自國家，並以服務國家利益為至高目標的東西。

安德森的著作富含創見，但也有缺陷，他將民族視為“一種特殊的文化人造物”，忽略了國家建構民族主義的政治過程。

不過他的著作已賦予我們靈感，使我們能夠勇敢而不冒失地去探尋一個重要問題：我們所歸屬的民族，是如何被想像出來的；這種想像的共同體，對我們又意味著什麼？

據近人於省吾在《釋中國》中的考證，“中國”一詞至遲出現在西周初年。出土文物支持了於氏的考證。目前“中國”一詞出現的最早證據，是1963年陝西出土青銅酒器“何尊”上的銘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上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大意是說周武王攻克商的都邑以後，舉行祭天儀式，報告上天：“我已據有中國，從此統治這些百姓。”而在《尚書·梓材》中，也記載了周成王的話：“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大意是說上天既付與人民及其疆土於先王，作為天子就必須惟德是用。文物與文獻，均證明在周武王和他的兒子周成王時已使用“中國”一詞了。

“中國”的本義，是指上古部落首領居住之都邑，後來漸漸擴大到以都邑為中心的地區。東周以降，由於周天子式微，諸侯崛起，“中國”將諸侯國也囊括在內。及至秦始皇一統天下，漢繼其疆域，“中國”的範圍就又擴大了。如學者葛劍雄所言：“秦漢疆域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國’。隨著統一國家的形成、疆域的擴大和經濟文化的發展，‘中國’的概念不斷變化和擴大。一般說來，一個中原王朝建立後，它的主要統治區就可以被稱為‘中國’。而它所統治的邊遠地區以及統治範圍之外就是夷、戎、蠻，就不是‘中國’。‘中國’的概念是變化的，範圍是不固定的，所以始終是模糊的、不確定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內部，人們也可以把比較偏遠的地區看成非‘中國’。”

“中國人”概念的出現，卻要晚得多了。日本學者岡田英弘甚至認為，在宋朝以前，沒有“中國人”概念。秦朝的人是秦人，漢朝的人是漢人，三國的人分稱魏人、蜀人、吳人，晉朝的人則是晉人。人的統稱依照王朝之名，個人屬於皇帝，而無種族概念。直到宋朝，漢人在暌違數百年後統一中國，卻又立即處於遊牧帝國契丹的巨大壓力之下，才有了“中國人”這一種族概念。

有種族概念，並不意味著就有民族觀念。依照安德森的看法，民族主義是十八世紀在歐洲與北美產生的現代事物。學界一般也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至早不超過晚清。

事實上，在民族國家出現之前，是沒有什麼中華民族的。埃裡·凱杜裡認為，國家先於民族。國家通過經常性的集體教育，在公民心中種下民族同一性意識，以使公民願意成為國家的一員，保證擁護國家。然而，一種需要灌輸的情感，不可能是自然的，如果灌輸者是國家，民族就不可能先於國家。沃勒斯坦更進一步斷言說，國家不僅先於民族，國家還是民族出現的不可缺少的先期必要條件。

在我看來，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既有現實政治建構，也有古老傳統影響。

古老傳統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主要是正統論：1、夷夏之別。2、大一統。

夷夏之別的觀念先秦就有了，以華夏自居者膨脹自大，對異族充滿蔑視，但沒什麼仇恨。大一統觀念也在先秦就有了，《詩經》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孟子所謂“天下惡乎定？……定於一”，荀子所謂“四海之內若一家”。到了秦漢，經由李斯與董仲舒，大一統觀念更加圓熟，但它真正深入人心，也許要到宋以後。歐陽修、司馬光、朱熹等人都努力闡釋發揚“正統論”，不過他們更注重純正道統與政治統一，對種族差別似乎不太敏感。經歷蒙元入侵，到明太祖《論中原檄》，夷夏之別與大一統再次被同時強調，並且發揮到極致。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與孫中山及國民黨的關係甚大，1949年後又被共產黨人注入新的意味。其實依照早期共產主義學說，民族主義是應該被勾銷的選項，共產主義要完成的是全世界無產者的聯合，而不只是某個特定民族的解放。不過1949年後，共產黨人對民族主義大多數時候是利用而非排斥，1980年代之後更借助傳統的力量與意識形態，積極開展愛國主義教育，使民族情感深入人心。（這裡我參考了《羅貝爾辭典》對民族主義的定義，它將民族主義分為“民族情感”與“民族自治”。前者是熱愛自身所屬民族的特色和傳統而產生的眷戀之情，有時伴以仇外情緒和孤芳自賞；後者是一種政治學說與政治行動，目標是爭取民族自治的諸種權利與自由。轉引自A.D.史密斯《論民族與民族主義》）

當代關於中華民族的想像，很大程度上是國家形塑的。通過主流的學校教育、學術研究、新聞出版、影視文藝、博物館、紀念碑、紀念日及儀式等，強調這個民族的歷史進程：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明燦爛，在近代因為落後挨打又因為挨打而更落後，是共產黨救了中國，如今正走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此同時，仇恨也安置在民族主義情感之中——“近代西方列強的殖民侵略”、“亡我之心不死”、“別有用心的反華勢力”、“唱衰中國”……我們恨美帝，恨“日本鬼子”，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教育的結果。只是，我們卻很少恨俄國人。

這就讓我們的民族主義變得愛恨交織，一方面我們愛想像中的民族，愛中華文化與大一統，一方面我們又對“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西方國家以及日本深刻警惕、不無厭惡，甚至恨之入骨。

民族主義讓人們產生同胞情感，國家可以藉此動員人民效力乃至犧牲。人們沉浸在民族“過去”的榮耀中，對“現在”相對忽略或麻木，因此失去反思及挑戰的能力。當人們誇耀五千年中華文明燦爛、地大物博時，很可能會忽視眼前的苦難，不去探尋這些苦難的現實根源。人們眼中常含淚水，仍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

當然，民族主義也有其積極一面，它可以在政治上把分散的個人組成一個共同體，賦予他們一個遠古起源，一個共同祖先，一個共有的歷史過程，一大堆共享的神話和象徵，一個共面的未來，以實現自決和自我治理。不過，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也許還是消極成分更多，那就是通過一系列二元規則（自己/他人、朋友/敵人、純種/雜種等），塑造出想像的共同體，從而製造與其他民族對立/否定的關係，同時將民族忠誠擺到高於一切的地步，說服公民將自己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融為一體，而融為一體之後，個人命運有時自然會被省略。

任何一種民族主義都有自己的核心價值。學者王賡武發現，當代中國人除了被20世紀的革命遺產所塑造，也被古老風俗的碎片所吸引，這些東西又以各種方式與自由多元文化及正在擴張的全球消費文化混合在一起。

去世前一年，安德森到清華大學演講，他說在民族主義研究中，有兩個問題長期困擾著他。第一個困惑是，為什麼我們都認為自己的國家是好的？你可能會給出反例來否定這個問題，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確實都會對自己的國家抱有一定程度的信念。第二個困惑是，人們無論來自歐洲、美國或亞洲，都會提出這種疑問：我的國家所做的究竟是對是錯？不過這意味著，無論你的國家是對是錯，你依舊熱愛它。

安德森去世前為之困惑的問題，在我們這兒似乎還沒能進入問題之列。

法國思想家歐內斯特·雷南說，民族是共同擁有歷史記憶、也因此希望共享現在與未來的一群人。今天，我們所擁有的歷史記憶可能是靠不住的，我們共享的現在也許是黯淡的，我們希望共享的未來，則是撲朔迷離的。

【註】本文發表時有部分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