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華 VS 本土」之外，被遮蔽的六四記憶

在剛剛過去的6月4日，支聯會的維園集會在三十一年來首次遭禁、加上港區國安法的陰影，反倒激發出眾多香港市民上街悼念的熱情。在今年的全港多個集會現場，本土派口號如「香港獨立、唯一出路」徹底取代了六四集會的傳統口號、如支聯會的「五大綱領」——「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等。在本土派的闡釋框架中，港人悼念六四的目的不是「建設民主中國」，而是銘記中共的殘暴本質，從而認清「香港民族」必須放棄對中國大陸的情意結。本文試圖超越「大中華膠」與本土派的對立，指出二者的共通之處：兩派僅注目於血腥的鎮壓，忽略了八九民運中複雜的、活生生的歷史；對死者的悼念把1989凝固為已完成的形象，阻斷了歷史向當下社會運動延伸的可能。文章的第二部分重返六四的歷史現場，勾勒八九民運中學生、工人聯盟的萌芽及其失敗。在最後，作者呼籲香港民主運動、工會運動延續六四一代未能完成的聯結，從而救贖歷史的死者，讓歷史通向未來。今年的六月四日已經過去，但對「六四」、以及複雜的民主運動圖景的思考才剛剛開始。

文 / 麟暑 網站：squatting2047.com Facebook：蹲點 Squatting

悼念鎮壓，遺忘運動：去歷史化的六四悼念

「也許我的眼睛再不能睜開，你是否理解我沈默的情懷？」——悼念六四歌曲《血染的風采》

在三十一年的紀念後，「六四」似乎已經成為了「八九民運」的代名詞。這件事我們習以為常，但細察之下頗為奇怪。對經歷過八九的人來說，那段歲月指稱的「絕非六月四日當天發生的屠殺，而是與八九年整場民主運動相關的一切事態，甚至包含着整個八十年代的各種批判性文化思潮與學生運動、民眾抗爭運動」。然而，在支聯會的燭光紀念中，「六四慘劇」的形象徹底遮蔽、代替了「八九民運」的全景，悼念六四的意义也悄然从「懷緬抗爭者」轉移為高度符號化的「對抗政權」。在這個意義上，六四的死難者只是用以審判中共暴政的血色罪證。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批判過這樣一種歷史觀：將過去視為結束的、死亡的、已解決的，過去與當下無關。對班雅明來說，此種歷史觀必然導致一種「絕望政治」，因為死者被凝固為歷史中的景觀，永無救贖之日，其「沈默的情懷」更沒有被後人理解的可能。班雅明進一步認為，這種史觀的心理認同對象更多是勝利者，而非死者。六四悼念的悖論也正在於此：如果1989年6月4日是北京市民血灑京城的一天，那麼它也恰恰是殘暴的政權取得勝利的一天。當民眾對六四的悼念頑強地堅持著對暴政的拒絕，它也同時在無意識中再次確認著勝利者的歷史，讓我們離八九民運參與者們活生生的反抗歷史更為遙遠。

當然，「六四」被一邊記憶、一邊遺忘的主要原因，仍是中共政權對六四的全面禁言、民運記憶被迫的飄零和流亡。八九民運的一代人被國境強行分割成兩類：核心的運動領袖和知識分子流亡海外、持續為六四發聲，但失去了與大陸社會的有機聯繫；更多人留在大陸，在公民社會、工農權益、獨立書店等等領域延續運動的精神，但失去了回憶和講述六四的話語空間。

政權所製造的這一境內／境外的隔閡，更容易讓六四在海外被看作一個當代中國民運斷裂的瞬間——六四之後，中國大陸再無民運。當這種粗糙的印象與歐美建制精英的「文明等級論」接合起來，就會自然導出一個結論：中國人是一個不反抗的、愚民的民族。這順理成章地構成了某些香港本土派的預設：「既然大陸人如此奴性，香港民族又為何要承擔建設民主中國的責任？」

僅指出大陸社會抗爭在六四後的延續，仍不足夠。若要穿透歷史的霧障，救贖冰封的死者，我們必須返回八九民運的現場，重訪它因鎮壓而未能實現的種種構想和目標，讓它與當下的運動之間建立起一座橋樑。

 工學聯盟：八九民運的遺產和債務

在八九民運沒來得及實現的諸多構想之中，工學聯盟是最令人遺憾惋惜的一項。1989年6月3日，《北京晚報》發表<北京市總工會公佈>，指工人自治聯合會（簡稱「工自聯」）是非法組織。作為回應，工自聯決定號召全市工人於6月4日舉行大罷工。但太遲了：6月4日軍隊清場，工自聯在天安門廣場的總部亦被摧毀，工學聯盟的萌芽便由此被扼殺。我們甚至可以推測，工學聯盟的興起，正是當局在6月初下決心暴力清場的主要原因之一：沒有什麼比工人的反抗更能直接威脅到中共的統治合法性。

如果把4月17日悼念胡耀邦的學生遊行算作八九民運的開端，那麼工人的參與是遲到的，在整場民運接近末尾時才出現（工自聯正式成立於5月18日）。我們可以把這歸咎於學生的精英心態：在天安門廣場成為全世界注意力的焦點、使用古典士大夫為民請命的語言，凡此種種無不流露出學生的自我中心感。甚至，在運動的前期到中期，學生主動排斥工人的參與，如拒絕工人組織進駐廣場、在學生遊行中搭起糾察線防止市民「混入」遊行隊伍。這一精英心態仍須在歷史脈絡下加以理解；吉漢就指出，經過文革中毛澤東對造反派工人的鎮壓、鄧小平1979年對民主牆運動的鎮壓，在八十年代的開篇處，工人群體、階級話語已被邊緣化。後來為許多知識分子所懷緬的、金色的八十年代，其「自由」實則銘刻著國家暴力和階級屬性——這是知識分子的自由，而從不曾是工人的自由。

學生開始關注到工人的力量，要等到5月13日的絕食抗議和5月17日一百多萬民眾舉行的、聲援絕食學生的大遊行。出於對絕食學生樸素的關切和同情、對冷漠政權的道德義憤，北京工人與市民被前所未有地動員起來。這一過程頗似2014年的雨傘運動，在後者中，民眾對學生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警察施放催淚彈的義憤。看到百萬人遊行（以及此後工人市民阻擋軍隊進城），北京的大學生們才猛然發現了工人群體的政治潛力，極少數學生由此從廣場轉到工廠，向工人演說、聯絡和動員工人。

在此，我們似乎目睹了「五四」歷史的重演：因為工人聲援學生的政治行動，令學生認識到工人階級的作用，從而走上工學聯盟的道路。反諷的是，「五四」恰恰是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群體中間被不斷生產的話語，但當時「五四精神」僅指向抽象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其工學聯盟的面向則被遮蔽、抹殺。

工人階級一旦參與到政治運動中，就不可能簡單停留在道德義憤的層面，其階級意識勢必隨政治參與而生長。比如，工人強化了運動的經濟面向，不僅反對官僚腐敗、工人待遇降低，更要求廢除工廠內的「官僚獨裁制」，實現經濟民主（對此更詳細的討論，請參見吉漢的文章<邊緣化的六四論述：八九春夏，其實發生的是「兩場運動」>）。

必須承認的是，八九民運中的工學聯盟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沒能走得太遠——大部分精英主義的學生沒有做好思想上的準備，殘酷的鎮壓更沒有給他們時間。但政權並沒有因為工人在運動中相對邊緣的角色，而表現出任何的心慈手軟。6月4日，北京屠殺的死難者大多是市民和工人。之後全國的大逮捕和判刑中，工人積極份子也遭受了十分慘烈的鎮壓。根據學生領袖王超華的回憶，政權對學生和工人採用了不同的手法：「凡是學生抓到就送監，只要不是學生，許多工人抓到以後馬上就殺了……」

就這樣，整個八十年代都處於低潮的工人運動為八九民運所重新點燃，然後這一縷火焰被國家暴力再度熄滅。

超越政權分化，重新想像聯結

許多論者都曾指出，中共從九十年代至今的威權統治的基礎，在於對八九民運各種社會力量的收買和分化，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對學生和工人的分化。前文已經提到，八九民運中工人對「民主」的想像同時包含了政治和經濟的面向。同時，儘管學生們普遍認為自己的民主訴求是「純潔」、「純精神」的，但正如趙鼎新的研究所表明，一個經濟的面向始終存在：城市經濟改革、大學擴招、社會和經濟地位跌落，都是學生政治參與的內在動力。

九十年代，隨著鄧小平南巡講話和市場化進程的猛烈加速，城市知識分子群體獲得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普遍取得了中產階級、甚至資產階級的地位，從而在政治上趨向保守。與之對應，經過企業改制、下崗潮，城市國企工人作為一個階級被整體消滅。同時，農村改革的停滯使政權決定在保留戶籍制度的基礎上開放城鄉人口流動，城鄉分化、對「農民工」的超級剝削從此奠定了各大城市輝煌的經濟增長。

基於階級和城鄉的分化，正是威權統治得以持續的關鍵；因此，一場成功的、能夠終結威權的民主運動，必然要求最廣泛的聯結。然而，對今日香港的部分本土派而言，「聯結」意味著「失敗」：既然八九民運中曾有過的中港聯結並沒能改變運動失敗的命運，那麼為了當下香港民主運動的成功，不如放棄聯結。這種看法實則加盟了勝利者陣營，續寫對失敗者的審判，從而陷落在了政權分化邏輯的圈套之中。

八九民運中工學聯盟的嘗試，被時代的暴力所終止和打碎。今天，當我們回想六四，不僅要認清政權的暴力本質，更要背負起失敗者／死者的記憶和遺產，續寫那些他們未能實現的構想、走盡那些他們未能走下去的道路。如蹲點此前的評論指出的，當下香港的工會運動中也出現了工學聯盟的萌芽。我們是否能從八九的社運記憶中學到什麼？學生是否能在與各行各業勞動者的聯合中，提出一種更充分的民主訴求，一種包含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層面的民主、一種激進的民主視野？

班雅明的洞見啟示我們，歷史從來都不曾過去，而死者亦從來都不曾死去。當我們回望歷史，並非是為了將這些歷史固定下來，而是為了讓失落的過去步入當前的光亮下。當我們悼念死者，並非是為了讓逝者安息，而是為了讓他們復活——「如果死者將被救贖，這也只有通過我們在當下的政治行動才能實現：將他們失敗了的、為正義而戰的事業進行到底並取得勝利，就能夠重新召回他們」。到那一天，失敗了的正義事業取得勝利的那天，死者遊蕩的幽靈將在大地上顯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