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通过”和“完全一致”贯彻在党的宣传语言套话中，在这种套话中，不仅党中央完全一致，全体党员完全一致，而且连“党领导下的人民”也是全体一致的。但是，极权宣传越是不遗余力，越是显示“全体一致”并不是像说的那么完美。

20世纪70年代，苏联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时期，苏联作家叶甫图申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亚的夏令营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边，一位年轻姑娘提议“为斯大林干杯”。

“为什么要为斯大林干杯?” 叶甫图申科问她。

“因为那时候所有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们战无不胜。”她说。

“你知道在斯大林统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吗?” 叶甫图申科问。

“嗯，大约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边的其他学生和这位姑娘年龄差不多，叶甫图申科也问他们同一个问题。

“大概两百人吧。”一位小伙子说。

“也许两千人。”另一位姑娘说。

在这将近20位青年学生中，只有一位说：“我觉得大约有一万人。”

叶甫图申科告诉他们，被逮捕的人据估计有几百万，他们都不相信。

“你们读过我(写这件事)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吗?” 叶甫图申科问。

“你真的写过这种诗吗?”第一个姑娘问。“在哪里发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报》上发表的。” 叶甫图申科回答。

“喔，我那时才8岁。”她有点迷茫地答道。

“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1963年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解冻”时期，当时的《真理报》允许刊登揭露斯大林统治时期阴暗历史事实的文章。可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统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斯大林的亡灵，在苏联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遗忘：不只是要忘记斯大林的暴行，而且还要忘掉曾在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的、对斯大林暴行的记忆和反思。这令叶甫图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觉得明白了，今天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了解过去悲惨事实的知识来源，因为书里和教科书里都是不记载的。就连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刊登过的文章，提到谁死了，也还是对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那么沉默的是谁呢?仅仅是报纸、书籍、教科书、官方历史书?还是整个社会都参与了这一沉默?美国政治学家密尔(J. S. Mill)曾说过：人们“获得国家历史，并因此结成记忆的族群，其实都是与过去的一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获得”的“国家历史”是那些记录下来，或者说被权力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而那些没有被记录或不被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就此被武断地从国家历史中剔除，也从族群记忆中排斥出去了。因此，对历史真实保持沉默，虽然是从改写历史开始，但最终却表现为族群的集体忘却。每个沉默的个人，每个在族群中按权力意志来记忆或忘却的人，都参与在以沉默代替真实，以沉默维持谎言的共谋之中。

集体沉默造成集体失忆，而集体的沉默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记住的历史灾祸。这个灾祸我们记得吗?记住了吗?我们的历史中有许多强权迫使大多数人保持沉默的“事件”和“时刻”。这些事件和时刻固然不能忘却，但是，更不能忘却的是那个使绝大多数人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心理过程。这个过程必须由每个现在正在“被沉默”，或者甚至已经“自觉沉默”的人自己去回想和记忆。

记忆必须由集体来保存，但记忆同时也是每一个记忆者自我剖析、反省和忏悔的机会。这样的自我反省能使记忆成为一种打破沉默咒语的行动，一种对“正统记忆”的有意识的反抗。集体失忆总是与权力制造和强加“正统记忆”同时发生。正统记忆是由统治权力所主导的，是用来加强集体失忆，代替集体记忆的伪记忆。

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年轻人，因为没有对斯大林暴政的记忆，所以才欣然接受斯大林使苏联强大有力的正统记忆，并把它当成他们应有的集体记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记忆，有了“苏联共产党具有非凡自我纠错能力”的记忆。这样的“正统记忆”取代了对斯大林暴行的真实历史记忆，它是在几乎全体苏联人对真实历史的沉默中得到维持的。

打破这个沉默，是重新开始真实历史记忆的第一步，它要记忆的不是斯大林的 “强国”，而是这个“强国”对苏联人的奴役和迫使他们为之付出的人性代价，其中便包括整个社会从“被沉默”到“自然沉默”的集体沉沦。

里里外外的“一致”营造沉默的假面

绝大多数人一下子都“被沉默”，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一个权力能够对所有人拥有绝对掌控力的国家社会之中，拥有这种绝对掌控力的政权就是极权。哈维尔在指出“极权是对每个生活领域的全面控制和影响”的时候，特别强调极权是一种极其“善于变化、适应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非常严密、细致、条理化、面面俱到，而且富有一种特殊的纠错能力。这种纠错不是改变极权的目的，而是不断改变为维护统治而采取的手段和途径。

极权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世俗宗教观念体系，它可以借用外来资源，包括与它敌对的意识形态(如“市场经济”、“资本运作”)，显得好像是十分具有自我纠正能力。但是，任何外来资源都必须为极权统治目的服务，因此也一定会被这个统治目的所同化，并转变为它自身的有机部分。因此，哈维尔指出，对极权要么是全部接受，要么是全部摒弃，“不可能部分采用”，即便是“部分接受极权，也会彻底地影响人的生命”，这包括因接受极权所制造的“正统记忆”，而丧失对真实历史的记忆。

极权统治并不能把正统记忆一一放进每个人的脑袋，也不可能把真实事件的经验记忆一一从每个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它是用“组织化”的手段来对所有人一起进行大规模统一处理的，这种处理的规模和强度都是空前的，只有在极权统治的条件下才有实施的可能。被处理的人开始也许是被动的，但不久就变得能够并且愿意积极配合。对于这样一个过程，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一书中通过比较纳粹和东德这两种不同的极权统治来作了揭示。纳粹和东德都是通过极权国家的组织力量，营造全体人民“一致”的景象，并通过形成天罗地网式的“组织”环境，来强迫和维持绝大多数民众的沉默，其他极权国家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

所有的政府都希望能摆出一种思想统一、团结一致的阵势，但只有极权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也非得做到这一点不可，因为极权统治自称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对绝对的真理当然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和看法。但是，极权统治的最高层的内部权力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纳粹高层的争斗一直就很激烈，所以希特勒不止一次地亲自下达命令：内部争论一定不能外泄。

纳粹在1942年9月的一份党内指示中提醒党的领导们：“元首反复强调，党领导之间的不同意见一定要对外保密。”希特勒的“反复强调”说明内斗在不断发生，正因如此，对外保密才格外要紧。一个自称代表绝对真理的党当然不能让群众看到，党的高层其实并未被这个绝对真理所统一。但是，再极权的党国也不可能单靠那些只忠诚而不能干的人来运转，它必须起用一些“能干”的人。然而，他们虽然忠诚，但却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党内高层领导中，那些最能干的人，恰恰是最能看清党的弱点的。但是，这些人却又总是在加倍小心地与其他人保持一致，以免遭到排斥出局的命运。

希特勒不可能消除党内争论，他只能命令争论不外泄。与纳粹相比，苏联式极权专制的高层内斗更隐秘，对“全体一致”的外观门面维护得更严实。1980年，契尔年科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去年(1979年)中央全会是在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召开的。”佩尔则(Arvīds Pel　e)补充道：“决议也是完全一致通过的。”当契尔年科说中央秘书处51次会议召开，通过1327项规定时，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一起说：“就像政治局会议一样，秘书处也是完全一致通过的。”“一致通过”也是东德政治局开会的常态，至少是对外的一致口径，1989年10月政治局罢免总书记昂纳克，昂纳克自己投的也是赞成票。

“一致通过”和“完全一致”贯彻在党的宣传语言套话中，在这种套话中，不仅党中央完全一致，全体党员完全一致，而且连“党领导下的人民”也是全体一致的。但是，极权宣传越是不遗余力，越是显示“全体一致”并不是像说的那么完美。

对党员，党有所谓“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可以确保“完全一致”，但党对普通民众就远不能那么放心。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党组织的成员和追随者作了区分，追随者是那些有别于一般群众的“觉悟群众”。党员或党徒是忠于党的事业，为之斗争甚至愿意为之牺牲的人。追随者是投纳粹党的票的群众，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是在所有紧要关头都靠得住的，更不用说还有那些不投纳粹票或者甚至根本反对纳粹的。

在1934年的纽伦堡集会上，希特勒说，他展望有一天，每一个德国人都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即使到那个时候，也还是只有最优秀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才能成为党员。1933年3月戈培尔对无线电台从业者发表讲话，提出了把德国人百分之百争取到纳粹这一边的目标：“无线电台必须帮助我们巩固和捍卫这一目标。无线电台必须让我们时代的精神充溢在人民心中，让他们再也离不开这个精神。”极权展现和证明人民对它“全体一致”的拥护，不光要用宣传所说的，还要用公共活动所做的。人民全体一致拥护纳粹，最重要的公共活动表演之一便是“选举”。

纳粹在1932年7月取得政权前的国民议会(Reichstag)选举中获得了37%的选票，在1933年3月虽有操纵但还算相当自由的选举中获得了44%的选票。纳粹取得了政权8个月后，在1933年11月的公民公投中，得票率跃升至92%，可见纳粹宣传的力量，当然这是在纳粹很得“民望”时的支持率。但是，也有令纳粹意外的不快时刻。1934年，兴登堡总理去世后的全民公投，纳粹得票率为88%，有的区得票率甚至不到70%。纳粹的宣传刊物《我们的意志和道路》评论道：“8月19日的公投表明，还有10%的德国人在观望，我们一定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争取到国社党国家一边。”1936年和1939年的公投中，纳粹的得票率都是99%。

东德曾经是最紧跟苏联的东欧国家，它的宣传同样极端重视选举投票所展示的“全体一致”，17次国民议会的选举中，有16次都是超过99%的，只是在1989年5月7日的最后一次选举中，才稍微下降了一点，仅达到98.85%。

几个月之后，这个得票率如此之高的共产党政权就垮台了。这么高的“全体一致”，让所有的观察家对东德政权的突然崩溃都觉得不可思议。很难相信，在纳粹德国或东德，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曾经是一样的想法，同样都支持纳粹或共产党。但是，在当时，谁也无法确定是否真的还会有人与所有其他人想法不一样。一望无际的“全体一致”让每个人都无法确定，他所不能看到的异议是否确实存在。这种对自己的怀疑和孤单的无力感，足以让绝大多数还心存怀疑和犹豫不决的人闭紧嘴巴，绝对不敢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并努力作出与所有其他人一致的样子。

层层叠叠的“组织”制造沉默的牢笼

为了确保群众能够全体一致地与党发出同一个声音，极权统治使用的是贿赂与恫吓并用的手段，其效果，至少从表面上看，是颇为成功的。贿赂是让人们看到，顺从权力有好处，恫吓是让他们知道，不顺从权力就要遭殃。许多人就是在贿赂与恫吓的驱使下去按党的指示办事，按党的旨意选先进人物、投票表决等等，许多人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去要求入党、入团或者至少“向组织靠拢”。

极权统治下的各种组织对控制群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效的极权统治必须把每个人从自然和传统的群体中孤立出来，使他无法在与他人的自然关系中用值得信任的他人想法来验证自己的想法，这种人际关系包括朋友、同学、职业和公共团体等。孤独的人只能从党的宣传那里得到信息并将之接受为当然真理。孤独的人被安置在各种政治性组织之中接受相互感染。所有的组织都处在极权统治的全面、彻底控制之下。除了作为权力基础的党、军队、警察，还有许多看起来是“民间”和“非政党”、“非政治”的组织，如工会、妇女会、青年会、儿童会、作家协会、残疾人协会、居民会等。对群众的正确言论(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和正确行为(该不该开口说话)的教育，就是在这些组织里进行的，“沉默”就是这两种“正确”的集中体现。

纳粹党和德国共产党(社会统一党)都是成员众多的庞大组织。希特勒的目标是让10%的德国人成为纳粹党员，这个目标一直没能达到。东德共产党的组织力比纳粹还要强，到1988年为止，德国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共产党党员，党员自己宣誓绝对服从党的纪律，他们也是最容易“全体一致”和“完全一致”的人。党外群众也都有他们“自己”的组织。

纳粹时期，最大的组织是“德国劳工阵线”(DAF)，90%的德国工人都是会员，这就和中国工人、教师等几乎每个人都会自动成为工会会员一样。冲锋队(SA)、党卫军(SS)，以及希特勒青年团、妇女会和其他附属于党的“群众组织”让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加，甚至参加不止一个组织。

东德的情况也很类似，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参加“自由德国青年团”(FDJ)，1989年“德苏友好协会”有620万成员，占总人口半数以上。另一个名叫“自由德国商贸联盟”(FDGB)的群众组织也有众多的会员。而且每个人还不止是一个组织的成员。1979年，东德的一个化工企业1.9万名雇员中有97%是“自由德国商贸联盟”会员，84%已参加了“德苏友好协会”，71%的青年雇员还是“自由德国青年团”成员，24%是东德共产党党员。许多人还是这些组织中的各级干部，光是“自由德国商贸联盟”的成员中就有三分之二有各种头衔。哪怕是在群众组织中，各种头衔，如小组长、某某委员、干事，也给人一种“权力”的感觉。取得某种职位后，就有了被提升、受重视的机会，自己也有受信任和得宠的感觉。“先进”、“模范”这一类称号也能起到类似的心理提升作用，不仅让当事人更死心塌地，也让其他人羡慕、学习，照他们的做法有样学样。

群众加入组织，成为组织成员，被放置在一个“正确政治”的环境之中，相互监督，相互模仿。有些事情，如开会、谈体会、说空话、机械重复，看起来没有意义，没有效果，但其实是发挥着重要作用。1952年，东德共产党发起一个百万人写信的运动，要求东德人给在西德的亲朋好友写信，告诉他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印发了一本题为“在统一与和平斗争中，你的信是启蒙利器”的小册子，为写信提供指导，这次运动是由群众活动协调组织“国家阵线”发起的。写信的人未必真能写出什么打动收信人的作品来，对于他们，做写信这件事，比做这件事有什么效果更重要，因为这表示写信人响应了党和国家的号召，是一个爱党爱国的公民。写信因此成为一种集体性的效忠行动。当一个不情愿写信的人看到别人个个都在写信时，他知道自己不写是不行的，这件事对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会让他在别的事情上也更积极地与他人保持一致。中国的许多“无效”运动，如大炼钢铁、“除四害”、“大跃进”，并不纯粹是一种浪费，而是对管制民心、统一意志很有助益的集体活动。

组织感和组织行动，包括适应和积极参与那些看起来没有意义、没有实效的集体活动，不只用于成人，而且也用于儿童和青少年。事实上，只有那些从小在这种组织环境中培养教育起来的人，成年后才会更适应于完全组织化的社会环境。宣传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宣传，而前宣传正是从幼年起就在学校教育中贯彻执行的。学校的教科书都是按党的要求编写的，老师也是这么教的，孩子从小就学会什么是该说的，他们在班上争先进，当班干部，依照的也都是这样的标准。

1959年，东德学校给家长去信，要求他们支持子女参加少年先锋队组织：“你的孩子开始受教育，这是他人生的重要阶段，接受系统的准备，预备为社会主义群体服务。孩子的群众组织，台尔曼少先队是对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帮助……如果你同意孩子参加少先队，那是对孩子成功发展的最大帮助”。12学校把这样的事告知家长，征求家长同意，家长当然不会不同意。

参加青年团(在东德是“自由德国青年团”)是青少年政治成长的下一步，20世纪50年代，东德有35%的适龄者是青年团员，到了60年代，几乎所有的适龄者都是青年团员了。少先队和青年团的不断扩大，乃至共产党组织本身的不断扩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被放置在一种由“同伴压力”维持的牢笼式管制环境之中，牢笼越大，锁链越长。在这样的组织牢笼中，组织内的人觉得自己比在笼子外的人更安全，更受信任。能在笼子里甚至成为一种 “优秀”和“荣誉”的身份标志。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咋想就咋想”成为一件光荣的，比组织外人“先进”的行为，也是一件能够引起许多组织外人羡慕和渴望仿效的事情。组织所起的作用是把群众有效分割成不同的等级圈子，迫使那些内部的人更加顺从，而同时诱使外部的人更加渴望顺从。即使在这种“光荣”诱惑已经失效的情况下，功利的分羹心理仍然能起作用：入团和入党，入了会有好处，即使入了不一定有明显的好处，总比不入要强，因为不入差不多肯定会有害处。别人入了，你不入，有任何好处都没有你的份，入了才是明智的选择。

德国政治学家诺埃勒尼曼( Elisabeth Noelle　Neamann)以研究群众的“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理论著称，她观察群众的“公众舆论”形成，发现有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沉默升级效应”，而这种“沉默升级效应”在青年团和共产党这样的组织环境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群体中，尤其在组织化的团体中，人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能本能地知道哪些看法可以安全地说出来，哪些不可以。那些不便说的也就是“危险”的看法，因为人们躲避它，以后还会就此消失，无影无踪。

在群体中要是有谁不小心说了不该说的，别人就会侧目相视，生怕危害连累到自己，说的人马上就能感觉到别人的不快，并避免再犯。美国政治学者库伦(Timur Kuran)又称之为“谨慎升级效应”，他指出，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会隐藏自己原来的真实想法，自我审查不该说的话，而且还会当众说出与自己原先想法相反的话来，他们在说“正确”想法时，会变本加厉，比原先没有“不良”想法的人更坚持、更过分。15这种现象在党内更是十分普遍。原德国共产党人雷昂哈特(Wolfgang Leonhard)曾是东德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逃到西方。他曾经写道：“我常常看到，有些东德官员越是对党有疑惑，在同西方访客交谈时就越是做出立场坚定的样子，坚决捍卫党的路线。跟这些人谈话的西方人很容易相信他们是150%的斯大林分子。”层层叠叠的“组织”为无数的加入者制造了一个相互钳制的人际关系牢笼，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每个人都必须时刻谨言慎行，并在需要的时候随时以谎言加码的方式对自己的言行做“谨慎升级”。

互相监督维持“沉默”的必要

在相互监督的组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必须有好的表现，不光自己要有正确行为，而且还要揭发别人的不正确行为，告密和打小报告于是成为一种以揭发别人不正确行为来证明自己正确行为的正确行为。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必须学会谨言慎行，管住自己的嘴巴，因为说正确的话乃是最根本的正确行为。

在纳粹德国，正确行为是以对犹太人的态度为标准的。在东德，则以对党的忠诚服从为标准。东德的国家安全部(Stasi)的线报网要比纳粹严密得多。纳粹新闻主管人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在他发行的周刊《袭击者》(Der Sturmer)上，刊登过大约6500名在1935年至1939年反犹不力者的名单，有的是对犹太人太客气(相当于立场不坚定)，有的是与犹太人有生意往来，这些名单都是由告密者提供的。东德告密者的规模要大得多，2%的成年人都与“国安部”有某种联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邻居揭发邻居的网络。不要说是公开表示不满，就是私下里说的话，也会有人检举揭发，成为罪证。一直到1989年政权垮台前不久，东德还呈现出一片全体拥护党的景象。据1989年春“国安部”的统计，全东德只有2500名活动分子和60个“死硬”异见者。

“异见”是以公开表示异见为标准的，至于一个人心里怎么想，那是看不出来的。后来发现，1989年前许多东德人就已经在不满党和政府，但由于没有公开表现，所以谁都以为别人都很满意党和政府。对此，一位莱比锡的异见者后来写道：“没有人知道别的地方的人们也不满，这是最可怕的。要是知道别人怎么想，情况就不同了，那会很令人鼓舞的。”严格防范不满言论的公开出现和传播，控制公共媒体和集会，让所有的人陷入一种孤独的境地，这是极权统治的必要条件。

按照东德法令，凡是公共目的的聚会，人数超过3个人，就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例如1983年，莱比锡教会人士得到通知，有3个人以上手持蜡烛的公共集会都必须得到批准。任何群体行为都受到严密监控。1988年莱比锡有150人在教堂做过礼拜后，步行上街，国家安全警察严阵以待，事后的报告是，“参加者没有带旗帜、象征物品或其他明显标志……没有影响公共安全和秩序，几乎没有受到公共注意”。“公共注意”是国家安全部门最害怕的事情。

即使是为了“正确目的”举行的群众集会也会引起国家安全部门的恐慌。1983年，一个来自魏玛的团体要在东柏林举行一次反对北约的抗议集会。即便这一集会的目的与国家政策一致，在政治上十分正确，但却具有“自发”、“独立”的性质。集会那天，有大约一百人被捕，一位名叫波普(Ulrich Poppe)的参加者说：“国家对于独立组织的集会害怕成这个样子，无论集会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行。”这令人想起了一些灾难后的自发纪念集会，仅仅因为不是官方组织的，就遭到了取缔和禁止的命运。

没有人确切知道极权宣传到底有多少效果，从极权对任何公开异见和群体聚合的恐惧来看，就连宣传当局对自己经年累月的辛苦工作成果也是没有信心的。强行禁止，逮捕不规行为者，都是用暴力的方式在维护宣传的表面公共效果。戈培尔说，任何有效宣传后面，一定得有利剑的支撑，东德国家安全部誓言要当好党的“盾和剑”。人们有公开的“正确行为”是因为深知不正确行为的严重后果，几乎没有人是不害怕政府的“盾和剑”的。对1936年德国工人状况，有人这么说：“稍微需要一点勇气的事情，他们也是不会去做的。”东德民主人士、政治异见者纽伯特(Ehrhart Neubert)问道：“在那时候的东德，谁会承认自己害怕呢?只有少数人，而且是在私下会承认。……这个制度就是靠恐惧来维持的。”

生活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许多人并不“感觉”到恐惧，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恐惧已经麻痹，已经习惯于恐怖生活，或者已经失去了对恐惧的感觉，而且也是因为极权经常是“合理地”使用恐惧，并不总是在“滥用”恐惧。“合理的恐惧”可以让人的恐惧显得不那么恐惧。而且，除了很少数的例外，一般人犯下政治错误，遇到麻烦，会觉得自己理亏在先，怪自己不小心，或者怪自己太愚蠢，本不该“明知故犯”或“鸡蛋碰石头”。他们看到别人触犯禁忌，遇到麻烦，吃到苦头，就会庆幸自己幸亏没有那么做，也会责怪遇到麻烦的人自讨苦吃。

一般人渴望过“太平日子”，不喜欢“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喜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坏事(被逮捕、惩罚)发生时，总是先责怪“不识相”的人自己招惹了统治权力，无端多事，不自量力。这种普遍的“责怪受害者”心理便是由“合理恐怖”所造成的，也是极权统治精心培植、鼓励和利用的一种大众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沉默和顺从成为交换安全无事的代价，每个人都变得能够接受统治权力的“合理要求”：别人的事情，你不要多管闲事，他倒霉是因为他咎由自取，你不要像他那样，就自然能平安无事。

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聪明”和“理性”的社会里，即便出现一些异见思想，极权统治也总能找到有效控制的办法。有人以为，政治异见思想一旦出现，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其实并非如此，格拉德威尔(Malclom Gladwell)对此有过论述。

他认为，一般来说，很难精确预测哪些异议特别具有传染力，特别容易扩散，这就像很难预测哪种流行病菌会在哪一年流行一样。一方面，总是会有不止一种异议在悄悄传播，直到某一种突然越过了“临界点”，一下子传染开来，连时时防守者也觉得出乎意料。另一方面，制止一种异议的方法也同制止流行病相仿，无须把异议从每一个人头脑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够多的人停止散播就可以了。这就像扑灭流感并不需要人人打预防针或接受治疗，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不传播病菌就可以了。那些被禁止公开谈论或讨论的历史事件，只要大多数人不再想它，不再去说它，它也就得到了控制。

但是，永远无法预料，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因为什么事情、又一下子会出现了多大面积的民众异见。但是无论何时出现这样的情况，扑杀的办法是一样的，那就是，让足够多的人对传播异见心怀恐惧，让足够多的人至少在公开行为中保持顺从和沉默。当大多数人不再公开表示某种异见时，异议的传播也就停止了，所以，让大多数人对某事保持沉默，是让异见从公共话语中消失的有效方法。

一旦人们接受了极权统治的“合理惩罚”和“合理暴力”逻辑，他们会觉得极权并不是那么极权，甚至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与混混沌沌、无知无觉地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是不同的。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是一种“清醒”的生活状态，自以为自己的沉默和服从不是出于恐惧，不是由于自己“胆小”、“懦弱”，而是因为自己 “识大体”、“不死板”、“聪明”。用这类的说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可以让人比较体面地面对自己的沉默和顺从。这些人并不是从来未曾想过要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只是经过思量后决定还是不做为妙。想做而最后决定不做，看起来是一时的自我约束作用，其实会对他们今后的行为有长远的定向作用。因为，想做而决定不做的事情，以后就连想也不想了。

人并不是一下子从不沉默变成沉默的，也不是一下子从不顺从变成顺从的，人是一步一步变化的，每跨出一步，下一步就变得更容易一些。察觉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向顺从是一件令人沮丧、没有尊严、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所以大多数人也就选择干脆不去想它，也不去说它，就这样，通往彻底沉默和顺从的路也就越走越顺畅无阻。一个人一旦走上这条不归之路，他就已经丧失了保存思想自觉的意志，也丧失了表达自觉思想的能力。

来源：徐贲《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徐贲：红色教育如何戕害心智

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列宁是不是蘑菇」，而是：一旦专制社会开放起来，对习惯于思想统治和灌输的民众来说，开放社会中的那种自由媒体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和作用？

多年以来，如何处理列宁遗体的争论在俄国成为一年两次高峰的周期性问题，在列宁的生日（4月22日）前后通常会出现一个高峰，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之前则会出现另一个高峰。但今天，这样的争论已经不再是高度意识形态的「政治事件」，而更像一个是否应该安葬列宁遗体的实际考量。

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让列宁入土为安，妥善安葬列宁的遗体，这符合东正教基督教的传统，也符合逝者个人家庭的意愿。现在维护遗骸和陵墓建筑的费用非常高昂，部分由国家预算承担，部分由非营利基金捐赠。有人提出，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俄国的过去，安葬列宁有助于俄国翻过这一页历史。当然，也有人认为，保存列宁陵墓是一个国家的羞耻，是无视布尔什维克犯下的罪行。

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维持现状。列宁建立的国家是以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梦想为基础的，虽然这是一个没有实现的梦想，却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推进有利于劳工的改革，让社会变得更公正。而且，他们认为，不安葬遗体也并非不可以的，且有先例可循。世界闻名的俄国外科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Nikolay Pirogov），他的防腐尸体1980年代以来一直在现在的乌克兰文尼察市（文尼察）展出，保存在东正教教堂的一个地下室中，被一些教会观众视为圣人遗物。

多年来，俄罗斯政府一直试图与辩论保持距离，认为是否安葬列宁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可能会伤害许多老年人的感情。政府也试图避免与列宁遗体有直接关联。近年来，在胜利日的阅兵仪式时（这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公共事件），列宁陵墓已经不再出现在公众视线中，这与共产党时期领导人站在列宁纪念馆顶部检阅游行是完全不同的。

列宁身后事：从遗体到雕塑

列宁刚去世的时候，他本是一个凡人。由于后来阴差阳错的历史原因，列宁由一个真实的凡人变成了一个虚假的神。他的遗体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当作革命圣物保存下来，并被当作偶像接受万众崇拜。路透社专栏作谢谢盖·卡普京（Sergei Karpukhin）在“革命的尸体”（革命尸体：俄罗斯为何以及如何仍然保留列宁的心脏）一文中称此为列宁变成「活雕塑」的过程。

在痛苦挣扎两年后，列宁因为严重的健康问题而在1924年1月去世。布尔什维克领导最初只打算让他的遗体保存几天，以供民众瞻仰。但是，列宁临时陵墓前等着与他告别的民众队伍在几天后没有任何减退的迹象。于是便需要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几天后通过的临时方案决定对列宁遗体进行防腐处理，以便再保存两个月。这一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到三月份解冻时，共产党领导人又再讨论如何让列宁遗体保存更长的时间，有几个供考虑的不同方案，包括固体冷冻遗体，将遗体存放在甲醛中，或放在充满氮气的密封容器中。

在当时，这些都不是无限期维持遗体的计划。伏罗希洛夫元帅（Kliment Voroshilov）的意见就是，“我建议什么都不做。如果身体没有改变再坚持一年，这已经够好了” 。最终，实验性的防腐程序由医学教授伏洛别也夫（Vladimir Vorobiev）和生物化学家泽巴斯基（Boris Zbarsky）负责执行。该程序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实验，将科学，艺术和神秘主义融合在一起，不断使用专门开发的人造材料，对列宁遗体进行「重新防腐，重新雕塑和替换」。

当然，瞻仰列宁遗体的民众是不会知道这些的。他们以为看到的是列宁的本尊面目，不知道那只是一具唯有手和脸没有被遮盖的「尸体雕塑」。对此，卡普京写道，「对列宁遗体的关心远不止是简单地防止分解。一个拥有数十位专家和丰厚经费的特殊研究机构，正在努力研究使身体看起来和感觉像新鲜死亡一样的新方法。他们设计了很多的基于石蜡的物质注入皮下，以补偿体内脂肪不可避免的退化损失，并找到了保持小关节灵活的方法。

列宁遗体的真实情况成为苏联的「国家机密」，管理人员担负的是「重大政治任务」，最细小的情况他们也必须「定期报告给党的领导层」。尽管他们的工作经常受到内部表扬， 「但有时候事情却发生了严重的错误。例如，在1945年3月，在皮肤增强手术后，列宁右脚的一块表皮失踪了。尽管做了所有的努力，但它从未被发现，后来只能用移植物来替代」。

最早致力于保存列宁遗体的科学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科学研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传统」，创造了一种只有某些最高领导人才可以享受的，名副其实的「神圣待遇」。除了列宁，还有九位其他国家领导人享受到这一待遇，八位是在苏联帮助下完成的，另一位虽然也运用了苏联技术，但却是在「反修精神」指导下，「独立自主」地完成的。

政治停滞时期的「列宁笑话」

虽然列宁的遗体一直被当成是革命的道身真神，但其神圣光环早在勃烈日涅夫时期就已经开始消退，这主要是因为以列宁为象征的那个革命意识形态，在经过斯大林时期的恐怖统治，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对斯大林的批判，赫鲁晓夫本人「20年实现共产主义」的失败，勃烈日涅夫的重新斯大林化和政治停滞之后，已经丧失了真实的信仰感召力，变成了同列宁一样的一具僵尸。

勃烈日涅夫时期是「列宁笑话」盛行的时代，一下子出现了许多关于「革命导师」的玩笑，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1970年苏联官方隆重庆祝列宁诞辰100周年纪念，为了颂扬这位伟大的领袖，政府建立博物馆，树立列宁塑像，颁发歌曲和诗歌奖，出版了许多书籍和纪念文册，广播和电视不断推出各种节目。官方宣传重新启用革命时代的口号，并以列宁的名字命名许多工厂，农庄和新产品。虽然有的苏联人仍然对列宁怀有敬意，但是官方无休无止，狂轰滥炸，铺天盖地的宣传，效果却适得其反，令人生厌，简直成了对列宁的「高级黑」：

– 一对新婚夫妻去家具店买了一张三人床，因为「列宁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 新建的纪念喷水池叫「列宁溪」，香水叫「列宁味」，化妆粉叫「列宁的骨灰」，乳罩叫「列宁山」，鸡蛋叫「列宁球」，孩子玩具是装有按钮的列宁陵寝，一按开关，就会蹦出斯大林的棺材。

勃烈日涅夫时期出现大量关于列宁的政治笑话，标志着苏联人与苏联政权的彻底疏离。列宁是苏维埃革命和文化传统的开创者和奠基者，而勃烈日涅夫时代苏联的权贵精英政权，已经完全背离了列宁当年对普通大众富有号召力的革命理想和道德价值。但是，只要苏联政权还打着「共产主义」旗号，它就不得不把列宁作为其合法性的最重要支柱，列宁的诞辰和忌日也就必然是重要的官方纪念日。

勃烈日涅夫时期出现大量关于列宁的政治笑话，标志着苏联人与苏联政权的彻底疏离。

但是谁都知道，对列宁的纪念是一种政治仪式和政权合法性象征，而不是真的要回归他所代表的革命理想和价值。对列宁的政治玩笑针对的往往并不是列宁本人，而是官方对他的利用，和政治宣传的虚伪和欺骗。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著名诗句「我们说「列宁」，指的是党。我们说『党』，指的是列宁」被加上了一句，「五十年来，我们总是说东，指的却是西。」

– 一位学生胡子拉碴地跑进教室，教授问，你怎么这个样子？“我害怕。我打开广播，广播里说「列宁活着」。我打开电视，电视里说「列宁活着」。吓得我都不敢再开我的电动剃须刀了。」

– 勃烈日涅夫要为列宁纪念日定制一幅「列宁在波兰」的画像。苏联艺术家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派的传人，没法用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题材作画。最后，勃烈日涅夫只得请一位老画家来完成此项任务画作完成后举行揭幕典礼，只见画上是一个男子与一个像是列宁妻子的人躺在床上勃烈日涅夫怒不可遏地问：。「这个男人是谁」画家回答：？。？。？「是托洛茨基「」那个女人又是谁」勃烈日涅夫又问「列宁的太太」「那么列宁呢」「列宁在波兰」。

– 学校的孩子们访问列宁的遗孀娜蒂亚·克鲁普斯卡娅。「娜蒂亚奶奶，请给我们讲一个列宁的故事。」「孩子们，列宁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我记得有一次一群孩子来访问伊里奇，列宁正在刮胡子孩子们说：『和我们一起玩吧』列宁眼里充满了慈祥地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小畜生，他妈的滚』 – 他没有动刀子」。

– 莫斯科举行一项报时钟的制作比赛，三等奖得主的钟每到整点就出来一只布谷鸟，叫着“列宁，列宁”。二等奖得主的钟出来的一只布谷鸟叫着「列宁万岁，列宁万岁」。头等奖得主的钟会有列宁跑出来叫着「布谷，布谷」。

新的列宁笑话与旧的列宁笑话不同，尤其是笑话的“妙语”（punch line）部分。旧列宁笑话的妙语明显是讽刺共产主义的，但对列宁还抱有敬意，并不直接侮辱列宁。但是，新列宁笑话与许多后期的勃烈日涅夫笑话一样，往往是对列宁本人进行粗鲁的嘲弄，经常运用污言秽语，脏话和性幽默例如一则1920年代的列宁笑话说：

– 有一个人去拜偈列宁墓，守卫对他说，“列宁死了，但他的理想永远还在。”这个人说：「我倒希望列宁还在，死的是他的理想。」

而斯大林时代的列宁笑话实际的是他与斯大林的关系，嘲笑的对象是斯大林，列宁只是附带的这是一则1950年年代的列宁笑话：

– 一个人入地狱见到希特勒和斯大林所受的刑罚并不一样。他问，「为什么希特勒站在齐脖子的烫屎尿里，而斯大林只到腰部？“「因为斯大林站在列宁的肩上。」

与这样的旧式列宁笑话相比，1980年代勃烈日涅夫时期的列宁就不再是苏联共产主义理想的化身或是斯大林主义暴力统治的始作俑者，而是小丑，布谷鸟时钟，被老婆戴绿帽子的人，具有更明显的鄙夷不屑意味。列宁被拉下了神坛，不仅成为一个凡人，而且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凡人。

党国将亡之际的列宁恶搞

苏联解体前不久，列宁不仅仍是「恶搞」的对象，而且恶搞已经公然发生在电视上。这虽然有点像勃烈日涅夫时期的「列宁笑话」，但性质完全不同。

此前所有的列宁笑话（与其他政治笑话一样）都是口耳相传的，没有人知道谁是笑话的作者。官方虽然可以惩罚说笑话和听笑话的人们，但却无法追究笑话的「事主」。但公开的恶搞就不同了，「事主」明摆在台面上，要是他不觉得有相对安全的说话大环境，绝对不敢轻易暴露自己。而且要追究的话，公开恶搞是比说笑话远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敢于公开恶搞列宁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苏联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

敢于公开恶搞列宁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苏联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

最有名的一次公开恶搞列宁，要数俄国前卫艺术家谢尔盖·古廖金（Sergey Kuryokhin）的电视亮相。然而，今天回顾这个事件，重点不在于古廖金到底说了什么，而在于观众的反应让我们看到，几十年的僵化思想统治，如何让几乎整个俄罗斯民族失去了正常思维的能力。

1991年5月17日，距离引发苏联解体的「8.19」政变还有三个月，当天列宁格勒电视台的晚间谈话节目“第五个轮子”（意为：多余的人或物）有两位交谈人物：一位是三十多岁的主持人肖洛霍夫（Sergey Sholokhov）;另外一位就是古廖金。肖洛霍夫是一个新媒体人，他的节目很受欢迎，许多人都相信像肖洛霍夫那样与苏联旧媒体无关的年轻记者。

这两个年轻文化人的交谈背景是一个学术气息浓郁，但显得有点杂乱的书房，他们讨论的话题是“感觉与假设”（感觉和假设）。观众认为交谈正在慢慢展现一个文化谜题，交谈者是值得信任的。他们完全不像是制造肤浅故事的那种人，而是严肃，深刻的问题调查型思考者。

在谈话中，扮演「严肃学者」角色的古廖金提出了一个理论性假设，那就是列宁有好几年都在消耗稳定剂量的迷幻蘑菇，在此后某个时刻，列宁自己变成了蘑菇。而且，这种转变可能引发了让他执政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古廖金以一个「亲身实地考察者」的身份说，他曾经在在墨西哥旅行，见到一些与20世纪初工人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发现这些革命几乎是1917年年十月革命的复制品。这两种革命虽然远隔重洋，但有着思维形式上的高度相似。他推论说，这不是巧合，会不会是因为有相同的作用原因？那就就是迷幻剂。

古廖金的「研究」发现，在西伯利亚中部地带有一些特别的植物，他们具备和“乌羽玉”以及墨西哥蘑菇同等的功效。众所周知的一种就是毒蝇蕈（又名蛤蟆菌，一种毒蘑），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植物一直被用作麻醉药和致幻剂。食用毒蝇蕈后能产生异常和长时间的欣快感，并产生视听幻觉，这使之成为倍受世界上许多原始部落推崇的宗教仪式用品。

古廖金将俄罗斯和墨西哥的致幻蘑菇的存在和使用联系起来，认为毒品最终激发了俄罗斯革命的成功宣传。事实上，列宁消耗了如此多的蘑菇，以至于毒蘑菇的真菌「意识」完全侵耗掉了他的健康。最后，古廖金说，「我十分确定，十月革命是由多年来一直食用某些蘑菇的人进行的。这些蘑菇在被这些人消耗的过程中，已经取代了他们的个性。这些人正在变成蘑菇。换句话说，我只是想说列宁是一个蘑菇“。

古廖金还用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一些通信来作为他推论的证明，在有的信件里，列宁说，他吃了一些蘑菇后感觉很好。而且，还在列宁的书房照片中发现了蘑菇状物体，到底是什么至今都不清楚。还有一份比较分析，比较列宁站在上面发表着名演说的那辆装甲车和迷幻蘑菇的根部结构，二者非常相似。古廖金展示了一系列的档案照片和旧纪录片，用作支持他理论的线索。

古廖金还指出，如果把列宁的名字，列宁从右往左读过来，就是尼涅利，「懂了么？这个尼涅利并不是一个随便的什么，而是一道法国名菜，而这道菜就是由蘑菇做成的，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另外，「列宁曾经对贝多芬的「热情」协奏曲这样评价：『神圣的，非人间的音乐。』他为什么对贝多芬的音乐有这种感觉呢？同理，如果把贝多芬的名字拆开，在德语里面甜菜是蘑菇的意思，hoven是精神的意思，贝多芬的名字的含义就是「蘑菇精神」。这和列宁之间同样也是有某种关联，对吧？」

古廖金思维连贯，语词缜密，加上专有名词和原文引用。对谈人肖洛霍夫一脸严肃地专注倾听，还穿插了一个预先录制的访谈材料，是他与一位真的迷幻学专家讨论致幻蘑菇问题的。这个访谈虽然没有涉及列宁，但在这个场合播放，起到了巧妙的移花接木效果。在他们严肃的表情和学究般的气场里，电视机前的苏联观众被引入了一个迷幻语境，如坠云雾之中。

俄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尤恰克（Alexei Yurchak）于1990年代早期采访了一些当时的观众，他写道：「很少有人当时就能看出这是一个恶作剧节目，但是大多数人都记得自己困惑​​，动摇的感觉，不知道要做什么“。人们不知所措，是因为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它发生得太突然了，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对之作出反应。一事件后来被视为苏联（和俄罗斯）文化的特征标志，用来证明苏联群众的轻信，其实对今天的互联网文化也具有普遍的意义。

我们准备好运用自由了吗？

就苏联的语境而言，古廖金发表「列宁是蘑菇」的高见，根本不像苏联人所熟悉的那种苏联「政治笑话」，而是以非常认真严肃的「学术探讨」和「调查研究」面目出现在电视观众的面前。这种全新的讽刺和嘲笑手法，让几乎所有人都不知如何应对。他们错愕不已，陷入一种几乎是集体性的认知和判断休克。一直到今天，上了年纪俄国人都还记得这件事，就连年轻人也都知道「列宁是蘑菇」这个说法，虽然他们不一定知道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

这种全新的讽刺和嘲笑手法，让几乎所有人都不知如何应对。他们错愕不已，陷入一种几乎是集体性的认知和判断休克。

共产极权几十年统治下的苏联人，早已习惯于把电视当作可靠消息的来源，被动的信息接受惯性使他们非常轻信易骗。更何况，他们根深蒂固地相信列宁是革命导师，虽然有的人以前开过无伤大雅的列宁玩笑，但那只是消遣娱乐和寻开心而已。谁也不敢想像有人会如此肆无忌惮恶搞列宁。当然，也有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大胆又挑衅的恶作剧，并且笑了起来。但是，许多人都不知道该如何作出反应，他们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惑之中，尤恰克回忆道：「几个星期后，数百万人陷入了困境，像是「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回想起这件古怪的往事，人们也许会联想到1957年愚人节在英国发生的“意大利面”事件。那一年，一向颇受推崇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在4月1日的新闻节目里报导，由于冬季气候温和，可怖的象鼻虫已经消灭，瑞士农民正享受着面条大丰收的喜悦之情。与这条消息同时播出的，是瑞士农民从树上「采摘面条」的一组镜头。一大批观众居然上当，向电台询问如何在自家后院里栽培他们的面条树。对于这个问题，BBC非常巧妙地回复说，他们应该「将一根面条放在番茄酱锡罐中，然后期盼好收成」。

相比之下，苏联人对恶搞假新闻的反应可没有那么简单，根据肖洛霍夫在2008年接受俄国女性杂志“农妇”（农妇）采访时所述，在古廖金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一群布尔什维克老兵去找列宁格勒地区党委，要求组织告诉他们 – 列宁是否真的是蘑菇？难以置信的是，党委人员回答他们说，这个故事必须是错误的，“因为哺乳动物不能是植物。“老兵们问党部的固然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党部官员的回答则同样愚蠢，给出了一个不是解释的解释。结论「列宁不是蘑菇」似乎是正确的，却是用一个不相干的，因此是错误的解释来论证的，而错误的理由是得不到正确结论的。

与所有的恶搞一样，「列宁是蘑菇」只是一个玩笑，并没有触及列宁主义的本质和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人类世界的严重政治恶果。但是，古廖金节目那种始料未及的观众效应却让我们看到，真正重要的问题当然不是「列宁是不是蘑菇」，而是：一旦专制社会开放起来，对习惯于思想统治和灌输的民众来说，开放社会中的那种自由媒体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和作用？即便自由来了，那些一辈子生活在红色神话中，或是正在接受其教育的人们，已经准备好运用自己的自由了吗？如果没有，自由会给他们带来一个比神话更好的现实世界吗？为更好地准备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今天又该做些什么？

（徐贲：旅美学者，著名评论人，着有“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份子和公共政治”等）

转自《端传媒》

中国数字时代2019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