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漢肺炎看經濟學名詞「資訊不對稱」的社會展現

期盼透過經濟學打開看世界不一樣的方式，透過政治眼光、用經濟方法看看這個不同的議題。

不僅武漢。

到我寫文章的這一刻，已有八個城市宣布關閉主要運輸通道，所有人離開當地僅剩一種方式，假使私家車通過出城關口。

瞬間，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肺炎，成為了全球新興話題，人數也不斷激增。

談武漢肺炎以及現況的人多，我想我無法談得比其他人或者中國的朋友們更深入，但每一次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心中重複冒出一個經濟學名詞「資訊不對稱」。近期中國政府以及許多國家的大動作，更引發了我想從這個角度思考。

200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三位研究資訊不對稱的經濟學家，從維基百科上面可以查到所謂資訊不對稱的定義，如下。

「資訊不對稱」，簡單來說就是參與買賣的雙方，彼此擁有的資訊是不對等的，賣方優於買方，有可能買方優於賣方，在一般交易時，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太普遍。

如果把商業之中的買賣兩造，類比政府，就很像是政府跟人民的關係。

政府與人民彼此擁有的資訊是不對等的，也可以說：「現代國家體系之中，很多時候，政府擁有的資訊都是多過人民的。」

這次的武漢肺炎事件裡面發現太多巧合，反應了國家與人民之間，還有人民彼此之間，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以及帶來的損失。

2019 年 12 月「網路」傳出疫情

追溯最早的源頭是 2019 年 12 月底，署名為「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醫政醫管處」所發出的公告。

裡面沒有對病狀的說明，讓大家想到了心中那段不好的過往，因為沒有更多的訊息，當不知道到底怎麼了的時候，大家已經開始「往死裡去」的猜想。當年那個不好的記憶，從中國發現並擴散至其他地區的病毒、快速增加的病例以及死亡案例，再度湧上心頭。

十七年過去，網路科技發達成熟度早已大幅提升，現在政府沒有辦法做到完全的隱匿，但不管從任何角度看，好似從來也沒有講清楚過。

從 40 幾人開始，到傳出實際的數字應該已經達上千人。從來沒有官方出來證實，只看到了疑似案例的數據不斷往上升。直到 1 月 9 日完成病原核酸檢測檢測前，網路上已傳出有上百的疑似病例，且在香港、新加坡、台灣、南韓都已經發現可疑案例。

終於開始有了「武漢市」的統計數字

病原檢測確立的隔天，有了第一個死亡案例。1 月 11 日，官方機構「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了一段公告：

在“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国家、省市专家组立即对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监测等方案进行修订完善。武汉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对现有患者标本进行了检测，截至2020年1月10日24时，已完成病原核酸检测。国家、省市专家组对收入医院观察、治疗的患者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实验室检测结果等进行综合研判，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其中已出院2例、重症7例、死亡1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所有密切接触者739人，其中医务人员419人，均已接受医学观察，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這是目前我能夠找到最早確認的人數，比之前官方發佈的疑似 41 可疑案例，不多不少就是剛剛好一樣的數字，只是公布了更詳細的治療結果。之後的幾天，官方每天也都更新《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確診人數沒有增加，直到五天（1/16）之後，當天官方報告中，表示出現了第二個死亡案例。

國家隊接手後數字大幅攀升

日子又過了幾天，武漢市發表 1 月 18 日至 1 月 19 日二日新增了 136 例的消息，以及 1 月 20 日單日新增 60 例後，國家隊終於出來接手所有的匯報的工作，把原本單市（武漢）的統計，擴及到了全中國境內以及同步納入境外的統計數字。

下圖整理了上述兩個官方資料來源，可以發現從官方接手後的數字，因為納入武漢以外的地區，全中國的「確診人數」開始出現一個幅度較大的成長。

武漢與周邊城市陸續「封城」

除了數字上面以外，政策上面更是不斷積極的出爐，在一個一千一百萬人口的城市，首先施行了一個可能是令自由社會匪夷所思的政策，叫做「封城」。

目前施行的封城，是打所有公共運輸全部停止，阻斷空路與陸路（鐵、公路）運輸，期盼能夠終止大規模的人口移動，根據媒體報導，目前唯一離開武漢的方法，就是透過私家車由公路經過檢查站後離開。

以上就是我觀察到目前事件的發展狀態，在裡面其實不僅僅只是數據、政策等等而已，其中蘊含了超級多的「恐慌」存在。

在近代國家體制中，人們已經很習慣相信統治當局理應知道真相，這樣的相信，加深了民眾這波的恐慌感。

長期以來中國累積出來，使人不自覺產生的刻板印象。沒有人相信現在的數字是對的，不管是中國境內的國民，還是外部的所有人，都對這個數字的真實性抱持高度懷疑。因為不了解，所以這樣的恐慌感就在人的心中茁壯了起來。

這個就是為什麼不斷令我想起「資訊不對稱」。

大家直觀地認為：「政府一定隱瞞了什麼。」連帶想著：「一定是因為真相太可怕，可怕到政府不敢公布，以保證政治局勢的穩定。」

由上面觀察到的進程來看，又加上近期在確診人數的大轉折，會得到這樣的推論成立一點也不為過。

環顧近期中國當局，很多時候都是被民間的訊息或者做法搶先，隨後才跟上近一步的措施，這一次看起來，也很像是守到最後一刻，發現訊息守不住了，才逐漸將疫情升溫，並由國家隊接手。

大家已經習慣相信政府的全知全能，或者被「如果政府都不知道，我怎麼可能會知道」的慣性思維帶著走了，即使理性上知道，新型病毒是從未出現過的，政府必然也還在學習的歷程當中，但情緒上還是會產生如是的恐慌以及被隱瞞的忿忿不平。

除了政府之外，更值得探討的是人與人之間的資訊不對稱。

從台灣來看，目前已經有一個確診案例，整個背景過程更引起廣泛的討論。因為當事人是知道自己可能發病之後，仍如規劃返鄉（回台灣），正是一場資訊不對稱下所產生「道德風險」的展現。

「道德風險」是在「事後」（契約簽訂或交易完成後）因交易雙方握有不同程度之資訊而存在資訊不對稱，資訊相對充份之ㄧ方為追求自身利益極大下作出損害另一方之作為。

一個已經生病的人，造成了輿論兩邊壓力。很多人都說，自己都知道生病，也知道這次可能是新型的冠狀病毒，也知道很危險，為什麼還要回台灣，還要離開武漢等。

大家覺得，你沒有和盤托出自己的情況，資訊並沒有被完全揭露的情況之下，這樣的道德風險，讓大家思考到了「欺騙」的感覺，還害了很多不同的素昧平生的人跟你要一起分擔這個風險，產生一樣不安的情緒。

不僅僅只是這一例，還有其他新聞也顯示有中國人透過「退燒」的舉措，抵達了其他國家。

那些並沒有擁有資訊—有一個發燒的人正前往我的地區—的人，感受到利益被剝奪，這也是為什麼輿論群起，甚或有些人認為根本就是蓄意帶著病毒回來或前往我住的地方。

即使客觀上來看，這次的冠狀病毒如此「新型」，且被發現時間不到一個月，資訊不對稱是難以避免的。除了我們跟當事人的資訊外，當事人跟疾病的資訊也是不透明的。沒有人有辦法正確判斷是否已經確診，更遑論要意識到將會對社區帶來極大的危害。

即使全球醫學、防疫專家的世界衛生組織(WHO)對新型的疾病，都仍在持續對研究以及不斷進化的說法，一味的要求中國提供更的先進的說法，無疑是緣木求魚，甚或真的資訊只有公佈出來的那樣，只是取信度極低。

從這樣的情況以及資訊下，要對個人要求完全的透明坦白，其實也非常困難，更何況還加上了要克服人性脆弱的一面，更顯得難上加難。

那究竟資訊不對稱的現狀該如何解決？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政府勢必應當扮演多一點的角色。盡全力的去弭平「資訊的隔閡」，降低資訊不對稱的可能性。即使現代政府能夠約束公民的手段，多為罰則、少用獎勵。但至少先做了，可以適度地控制議題的不當擴散。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國政府即針對當局認定的「造謠者」行動，看似正常的舉措，卻仍引起了民憤。許多人憶起當年 SARS 事件，認為當局的闢謠手段，其實是在掩蓋更大的實情，甚至很擔心未來的走向將會歷史重演。

以往面對這一套經濟學的議題，政府的角色其實是重大的，因為現代社會當中，透過公部門的力量去解決是強而有力的途徑，但受限於中國政府特殊的形象，武漢肺炎疫情的資訊不對稱，勢必不能單靠政府部門的力量。

拜網路發達之賜，各地的平台興起，自媒體以及獨立媒體的興盛，提供了更多直接的管道，意謂「資訊量」不斷的成長，龐大的資訊量，將有助於使資訊不對稱的程度降低，隨著資訊不斷堆疊，一方面讓大家有更多機會接觸到真相，另外一方面也會迫使政府不得不出面。

不論是要出面闢謠或者是被迫公開已知的訊息，都會再重新整理過一次資訊流，如同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在 1 月 10 日，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在 1 月 21 日接手訊息發佈管道，都會讓我們更有機會趨近真相。

另外一方面，當國際社會的關注以及各國媒體的報導，在非政治的議題上面也非常適合發揮效果。因為生命是普世共同的議題，疾病也不牽涉價值判斷的二元對立。重點在維持了熱度，使訊息的傳輸不至於中斷，只要訊息沒有中斷，就會有持續深掘真相的機會。

雖然趨近真相不必然我們會得到百分之百的透明，但至少我們越來越近。

最後要提醒大家，當你覺得資訊過量的時候，要時時跟自己說，其中必有部分不夠真確，如同日本著名的漫畫名偵探柯南所說：「真相之有一個。」

參考資料：
1. 維基百科《2019新型冠狀病毒》，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新型冠狀病毒
2. 新唐人電視台，https://www.ntdtv.com/b5/2020/01/21/a102757185.html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4.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