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徵：後人難以想像的經歷——廣州文革紀事

（一）

翟格用自行車載著妹妹，拼命蹬。他氣喘吁吁，汗水流進眼睛，也顧不上擦，只想著趕快把父親搶出來。

他父親的名字跟他的相像，或者說，他父親給他起的名字跟自己的相像，叫翟克。翟克1933年從中山大學畢業，留在學校當助教，出過厚厚一本《中國農村問題之研究》，後來成為農業經濟系教授、系主任。

1952年，政府學著蘇聯的樣子，搞院系調整，把翟克弄到湖南大學，接著又弄去中央財經學院、山西大學。1959年，廣州辦中南林學院，又把他請回來。

林學院在白雲山邊上，當時是廣州的遠郊。

夜深了，路上一個人都沒有。天氣悶熱，翟格騎了四五十分鐘車，襯衫讓汗水濕透了，貼在身上。遠遠望到林學院的大門，他的心砰砰亂跳。

「文化革命」開始的時候，省裡定一批「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翟克榜上有名。

這場運動裡，中南林學院的學生特別衝，在廣州家喻戶曉。那天下午，翟教授被揪到市中心的永漢路和大南路遊街。當時正是盛夏，他頭上戴著紙糊的高帽，脖子上掛著重重的木牌，頂著毒辣的太陽，讓年輕人又踢又打。

翟格兄妹沒法忍受。父親五十九了，這樣下去，不死也殘。

晚上，他們耐著性子，等到十一點半，就推出自行車，像兩只瘋狂的小獸，衝向林學院。

（二）

當時還沒有打派仗，學生們不覺得有威脅。教學大樓居然沒有人站崗。

翟格叫妹妹在門口把風，自己輕手輕腳摸到樓上。他順著走廊找。課早就不上了，多數教室都是空的，桌子板凳扔得亂七八糟。接著他看到一些教室里住著學生。那些年輕人折騰了一天，個個睡得呼呼響。後面是關押「牛鬼蛇神」的屋子。

翟格走進去。並在一起的桌子上躺著五六個人。這些挨整的教授和學校官員心事重重，都睡不著，用驚惶的眼睛望著他。其實教室沒上鎖，學生看得不很嚴，他們大可以逃跑。多年的高壓使挨整的人不但失去了反抗的膽量，甚至失去了逃生的本能。

翟格找到爸爸。他把一隻手指按在嘴唇上，示意別作聲，另一隻手把父親扶起來。

倆人小心翼翼地往外走。出了大樓，翟格讓妹妹坐在自行車的前槓，父親坐在後架。他跨上車座，左腳在地上撐了幾下，就拼命蹬起來。

校園裡空蕩蕩，他們沒碰到一個人。

回頭這一程，翟格覺得累了。但他不敢放鬆。三個人一輛自行車，很顯眼，而且很容易被追上。他用盡所有力氣，心裡不斷對自己喊：「快，快，快！」

整件事順利得讓人難以置信。

翟格將爸爸藏在一個老同學家裡，後來又轉移過兩次。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躲避只能一時。到當局著手恢復秩序的時候，翟克教授自己回林學院投案，隨即被趕到農村乾校，留住了一條老命。

（三）

翟格1962年高中畢業，進廣東文史館老學人辦的夜學院，在英語專業讀書。過了兩年，廣州文史夜學院辦不下去，解散了。翟格先在街道服務社乾雜活，然後到廣州氧化鐵廠當合同工。

「文化革命」在學校鬧起來以後，工廠受影響。工人跟著學生分成兩派。

翟格的老爸是「反動學術權威」。工作組領導的革命派打壓翟格，所以他成了對立的造反派，還當上小頭目。兩派傻乎乎地鬥來鬥去，發動「革命」的人漁翁得利，搞掉對手，接著著手穩定自己的統治。

1967年底，工廠裡掌權的將翟格當反動分子抓起來，開大會小會批鬥。這回輪到他挨拳打腳踢了。關了兩三個月，他被放出來。

後來黨政機關和工商企業不斷「清理階級隊伍」，1970年秋天，工廠要把翟格踢回梅縣老家。

梅縣在廣東的東北部。翟格要求去東南部的惠陽。他說女朋友在馬安公社，要跟她在一起。領導想，反正是下鄉，惠陽就惠陽吧，給他的報告蓋了章。

那時候的宣傳說，國外人民都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盼望咱們去解放。廣東挨著香港和澳門，好多家庭在那裡有親戚。外頭是怎麼回事，廣東人心裡有數。所以，從五十年代開始，一旦這頭情況太糟，廣東人就往那邊跑。

政治運動鬧得亂哄哄。從1969年開始，偷渡香港的人明顯增加。「督卒」成了廣州話里的流行講法。這是借象棋里卒子過河，比喻游泳去香港。

經過「文革」頭幾年的狂熱和變故，翟格心裡已經一清二楚：這樣下去絕對沒有希望。他不肯北上，鬧著要南下，就因為惠陽靠近香港。

當時許多滿懷失望的廣州青年都在談論「督卒」偷渡，互稱「卒友」。還有人翻印了邊界一帶的地圖。離開廣州之前，翟格經常上茶館聽人講「督卒」的門道，花兩塊錢買了張號稱是日本鬼子留下的軍用地圖，上面畫著邊境一帶的山嶺、河溪和主要道路。

（四）

把青年學生趕到農村，一年累到頭，還養不活自己，要城裡的父母補貼，這是很荒唐的做法。馬安公社的知識青年，一百個里有九十八個準備逃港，常年下地乾活的，頂多只有一兩位。

翟格到惠東，大部分時間是跟女朋友爬山游泳。「卒友」們管這叫「操兵」。不久，一對廣州來的兄弟也跟他們一塊練。

大清早，四個人一出村子，就扯開嗓門唱：「愉快定眼望遠方，碧水茫茫。一片輕波沒風浪，樓宇密佈在四方。Hong Kong，Hong Kong，真美麗，心嚮往！」

當時每個廣東知青都會唱好多這樣的歌。香港絕對沒有歌詞講的那麼好。但在艱難的日子里，那些歌曲給年輕人一點幻想，使他們不至於完全絕望。

但「操兵」是準備拼死逃命，不是鬧著玩。到傍晚，翟格他們從急流游到岸邊，或者從懸崖回到山下，幾乎沒有力氣走回村子。

有時狂風暴雨，打得眼睛睜不開，四個人會在河裡一起唱：「做知青，哪裡有希望，就要奮起奔前方……做知青，要努力，學游泳！遙望世界那一邊，燈火撩人亂……曙光遲早會出現，青山背後，跨過浪頭K城見！」

密集的雨水直接把歌聲衝進河裡，周圍沒有半點回響。但他們不肯停下來。閃電刺眼，雷聲震耳，他們還在拼命唱。

1971年7月，他們「起錨」了。

（五）

那天大家去趕集，在粵語里叫「趁墟」，熙熙攘攘，上路不容易被發現。

四個知青用自行車把他們載到蝦沖。他們給每個幫忙的朋友十五塊錢，另外約定，如果跑成了，自行車就送給那些弟兄。當時自行車跟現在的汽車差不多值錢。

蝦沖已經挺靠邊界，再走四天就能下海。他們當然不能在公路上大搖大擺，一下自行車就鑽進山林。操了接近一年兵，爬山不算大事。但晚上很黑，攀山崖，下陡坡，穿過樹叢竹林，比白天艱難得多。

第二天半夜，他們被一大片稠密的灌木包圍了，小樹的枝椏縱橫交錯，混亂的野藤糾纏不清。翟格的女友按著手電筒，四個人掙扎了很久才殺出重圍。

他們站在那裡喘氣，然後往前走，過了沒多久，突然之間，幾道強光把他們的眼睛照得什麼都看不見，七八個民兵大吼：「站住！」

翟格女朋友的手電筒把他們出賣了。

民兵是有槍的，四個可憐蟲立在那裡不敢動。

（六）

他們被押到惠陽收容站。

那時知青沒有別的路可走，「督卒」偷渡的特別多。翟格他們被塞進一間大屋子，一百多平方，竟然關了兩百多號人。大家縮著腿坐在水泥地上，白天晚上都一樣， 根本沒地方躺下睡覺。

每天早上放一次風。「卒友」們老是縮成一團，幾乎連路都不會走。整個收容站有五六個那樣的大房，恐怕關了上千人。

最要命的是肚子問題。一天吃兩頓，每餐只有二兩米飯。「卒友」個個十幾二十幾歲，正是最能吃的年紀，全都餓得眼珠子發綠。

一天下午，房門咔噠咔噠地開了鎖，收容站的人在那裡喊：「死人了。誰去抬，多開一餐飯。」

全屋人都舉起手，個個爭著去抬死屍。翟格和另外幾個不但舉手，還蹦地站起來，所以他被選上了。

三個民兵手執步槍盯著。兩個「卒友」將硬梆梆的屍體搬上擔架，扛到收容站後頭的山坡，刨個坑埋掉，回頭多吃了二兩米飯。

大屋裡每天念語錄。那是應付差事，根本不入腦。最實際的是「卒友」們交流經驗，一塊分析失敗的教訓。

進一回收容站勝過學一輪補習班。

翟格現在已經年過七十，他說，那些古古怪怪的經歷要是不記下來，以後就不會有人知道了。

（七）

關收容站不是蹲大獄，沒有期限。一個地方偷渡的「卒友」湊夠人數，就成批送走。

翟格他們關了七八天，馬安有十幾個「卒友」落網。於是收容站叫公社武裝部來領人。回馬安的路上，翟格對女朋友說：「咱們還算走運。如果不是旺季，或者一個地方的卒友不踴躍，關進收容站的傢伙就在那裡癟了。」

公社幹部把他們弄回去，臭罵了幾句，就讓他們自己回生產隊。逃港的知青太多，公社的官員早就麻木了。

敗兵們垂頭喪氣地往外走，剛到公社大樓門口，一大幫新老「卒友」迎上來，把他們嚇了一跳。原來各大隊的知青聽到風聲，早就在這裡等著迎接。大家都知道，從收容站放出來的全是餓鬼。沒有「起錨」的卒友已經湊好錢，帶他們去飯店補一補。四輛自行車也騎來了，物歸原主。

於是難兄難弟們互道珍重，跟著自己大隊的知青直奔鎮上的小飯館。

翟格原來體重一百二十多，路過一個糧店，站上擺在門口的磅秤，足足短了二十斤。

在飯店，他們四個怎麼吃都覺得不飽。一位卒友講，聽說餓久了不要吃得太猛，會水腫。

翟格沒在意，心裡想，吃不飽才水腫呢。1959年以後經濟困難見多了。

誰知他大吃了兩天，身上真的腫起來，用手指一摁，窩下去就彈不回來。

（八）

被逮著一次不算事，逃了七八回的大有人在。

翟格他們覺得自己火候不夠，更加拼命「操兵」。寒冬臘月，四個人在河裡凍得直打哆嗦；三伏盛夏，他們身上的皮蛻了一層又一層。

這樣的勞累幾乎不值一提，不知多少卒友摔下懸崖，或者讓民兵開槍打中，被邊防軍的狼狗咬傷，叫海裡的鯊魚咬死，被大浪吞沒。但「督卒」逃跑的知青越來越多，當局對卒友越堵越嚴。

1971年，攔截偷渡的防線在澳頭，第二年向北推到永湖。警察還在廣州的車站和碼頭抓人，看見可疑的青年就搜，找到下海游泳的東西，就把人送進收容站。

於是，靠近邊界的知青又多了一樁差事：幫路途遠的卒友準備物資，省得他們一上路就被逮住，出師未成關局子。幫人準備偷渡物資在粵語裡叫「扔堆」，大概是幫人扎堆逃跑的意思。

裝備是標準的：一個鋁製的綠水壺、一雙帆布解放鞋、一個帆布背包，裡頭是夠吃十多天的花生油炒麵粉。價錢也統一：三十塊一份。幫忙的賺一些差價，留著自己上路用。

需要「扔堆」的卒友將鞋碼和數量之類要求托人帶過來。翟格那邊的知青到縣城去買水壺、軍鞋和帆布包。糧店裡的麵粉和花生油要憑糧票和油票。知青跟農民一樣，是農村戶口，收成後分實物，沒有糧油票。翟格他們只能到自由市場買高價麵粉和食油，回住處用小火慢慢炒。弄得了，擱到路邊相熟的農民家裡，讓訂貨的傢伙自己去取。

農民同情知青，一般都肯幫忙。

（九）

經過一年的準備，翟格和三個朋友再次「起錨」。

因為當局加強了攔截，這回不能再用自行車，全程都靠兩條腿。

又是趕集的日子，他們在鎮上吃過晚飯，就趁黑上路。

準確地說，不是上路，而是上山。在公路上走不了多遠就會被逮住。這次他們不敢用手電，山上的大樹經常擋住所有的亮光，幾步之外啥都看不見。幾個傢伙磕磕碰碰，狼狽不堪。

第四天夜裡，他們決定停下來休息，等天亮再走。

一覺醒來，他們就邁開雙腿。路過一個小水潭，四個人洗了把臉，但沒有吃東西。積水沒有流水乾淨，路上生病麻煩就大了。誰知走了一個多鐘頭還沒有碰到河溪，肚子餓得咕咕叫，他們只好蹲在一個小水窪的邊上吞炒麵粉。

到下午五點多，他們已經很累很累，拖著兩條沉重的腿向前挪。突然，六個民兵從兩邊竄出來，用步槍對準那些不幸的傢伙。夜裡打手電容易被看到，白天翻山也容易被看到。五天的苦全白吃了。

這次他們走得遠一點，到了寶安，先被關進那裡的收容站，幾天後轉到樟木頭收容站。那是落網卒友一大集散地，可憐的敗兵們從這個站分撥回各市縣。

（十）

象棋裡的卒子過了河就不能回頭。幾乎沒有任何卒友被抓住兩次就收心養性，洗手不幹。

翟格他們又操了一年兵，然後第三次「起錨」。

這次，他們下了死決心：白天絕不上路，夜裡絕不用手電。四個人晝伏夜行。7月中下旬，天氣很熱，白天在山裡打盹，蚊子叮，蟲子咬，個個身上一塊塊紅腫，又癢又疼，沒有睡過一個好覺。晚上翻山越嶺，不開手電，不走公路，跌跌撞撞，荊棘勾掛，人人臉上和手臂都是刮痕，腳底的水泡變成血泡。

四個人咬緊牙關，按指南針確定的方向往前走，遇到山就爬，碰到河就趟，一晚大概只能走地圖上三公里的直線距離。但沒有一個人後悔，沒有一個人抱怨。

走了八個夜晚，到清晨，他們攀上一個山頂，突然眼前一亮：大鵬灣！

在懸崖上，可以輕輕楚楚地看到香港的東平洲。他們千百次在地圖上指點這個地方，眼前的小島跟他們想象的一模一樣。

大家都說望山跑死馬，其實望海也跑死馬。翟格他們又跋涉了三個晚上，才到海邊最後一座山。那時已經接近拂曉。卒友們都知道，下了海還要游好幾個鐘頭，必須在天亮之前到達香港。不然大白天浮在水面，非讓巡邏艇逮住不可。四個傢伙在山上躲起來。

第十二天晚上，他們在山上熬到半夜，猜想巡邏的也該打瞌睡了，才背起東西下山。誰知他們低估了距離，走了好久還不到海邊，再遲時間就不夠了。

還好，三個多鐘頭以後，他們到了大鵬灣。

不少「督卒」偷渡都是到最後一步失敗的。四個人不敢大意，蹲在樹叢裡看了好一會。翟格對身邊的患難夥伴說：「記住，到了沙灘，如果有人喊‘站住’，一定要停下來。」

在路途上，邊防軍和民兵一般不會開槍打死人。但卒友到了海邊，就被認為是確定無疑的「叛國投敵」，喝令「站住」還不停，那就開槍往死裡打。

四個人快快穿過海邊的「國防公路」，提心弔膽地踏上沙灘。

月光明亮，開闊的海灘萬物盡現，一覽無遺。這對偷偷開溜的人絕不是好事。翟格他們的心砰砰亂跳。三男一女卯足了勁，拼命衝到海邊，居然嘛事都沒有。

（十一）

原來四個人約好一起游，決不分開，要活一起活，要死一塊死，下海之後發現不可能。浪潮很快就將他們衝開了，誰也看不見誰。

翟格一個人在望不到邊的大海裡艱難地爬行。

大概游了半小時，一條船直接朝他衝過來，白慘慘的探照燈光像長劍在海面上來回揮舞。

那時籃球是牛皮做的。翟格把它割開，掏出裡頭的橡膠內膽，在海裡用繩子拖在身後，準備有抽筋之類意外，就作為依靠。看到邊防軍的巡邏艇，他連忙解開橡皮筋，把球膽的氣放掉，整個人沉到水下。

冰冷的探照燈光把他頭頂和周圍的海水射得透亮。一次，兩次，三次，四次。翟格在水裡憋著氣，一點也不動。接近三年，他不知已經練過多少次。燈光移開，馬達的隆隆聲越來越小。他浮出水面，急忙張口喘氣，一個大浪劈頭打來，嘴巴和鼻子嗆滿又鹹又苦的海水。

游了四個多鐘頭，他到了東平洲。當手指碰到岸邊的礁石，翟格長長吐了一口氣。當時只要踏上香港的土地，就能成為那裡的居民。他爬到岸上，四處張望，很快就找到教堂高高的尖頂。翟格早就摸清了島上的情況：教堂邊上有個「差館」，也就是警察局。警察會幫助偷渡過來的人。

警察挺熱情。翟格在「差館」等著。半個鐘頭之內，另外三個夥伴都到了，一個不缺。

警察用快艇把他們送到九龍警署。天亮不久，慈善組織的人就來了，問需要什麼幫助，要不要找工作。

（十二）

翟格在香港的第一份差事是電器推銷員，走街串巷勸人買卡式錄音機之類貨物，後來升到電器行的經理，收入挺好。但他不是安分的人，總有冒險的衝動。1983年，到港十載，他辭掉經理職務，用自己的積蓄開了一家公司。

香港沒有官辦企業與民爭利，經濟發展比較自由。翟格的生意越做越大。

他說，從五十年代開始，「督卒」逃港從來沒斷過。但過去跑過來的，多數沒什麼文化。「文革」時期溜進來的知青受過比較像樣的教育，有本事，對香港的發展貢獻很大。

這話大概有八分實情，兩分自誇。

1995年，翟格開始給自己在廣州念書的中學捐獻，後來以他父親的名義，設立「翟克教授獎學金」，到現在已經獎勵了一百七十多學生。

（注：本文依據採訪翟格先生的記錄，校對其中歌詞時參考了陳協光先生《記憶中的歌》，一併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