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鳴:綿延千年的科舉制度,是怎麼消失的
李鴻章建議增設新科取士
科舉是中國古代的官員選拔制度,創始於隋朝。它打破了更早年代通行的血緣世襲和官僚舉薦(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為社會中下層讀書人提供了相對公平的入仕通道,在世界上曾是一種先進的選官體系,也對後來歐美國家實施文官制度起過重要的借鑑參考。
科舉考試的內容是儒家經典。明代以後,採用八股文體來闡發經義,格式日益僵化,文章日益空虛,既與現實生活無關,更與科學進步無關,完全自成套路和技巧。在近代,隨着西方科學技術在中國傳播,對八股取士落伍保守的批評不絕如縷,興辦新式學堂的實踐也逐步推進。二十世紀初,終於結束了綿延長達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取士制度。
從現存文獻看,晚清封疆大吏中,李鴻章最早公開向朝廷建議修改科舉範圍,學習西方科技,增設專門一科,選拔專業人才。事見於1864年6月2日,恭親王奕訢轉呈的李鴻章致總理衙門信件,當時李鴻章官職為江蘇巡撫,年紀剛滿四十一歲。
李鴻章在信中懇切地說道:
中國士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擎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
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依清末中西文化交融和體制嬗變的歷史進程觀察,李鴻章這個觀點提出得非常之早。恭親王呈信前一日,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剛在天京服毒死去,曾國荃率領湘軍已將天京緊密包圍,攻陷指日可待。關於戰後國家建設和面臨的中外關係,李鴻章的思考遠超整個時代。
在此之前,李鴻章創建淮軍,改組外國僱傭軍「洋槍隊」為「常勝軍」,真實體會到西方兵器在作戰中的巨大優勢。而在上年,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閎,向曾國藩倡言建立基礎工業和推行新式教育。容閎要建立的機器廠,「有製造機器之機器」,為「一切製造廠之基礎」。
以其作為母廠,以下生發出眾多子廠,「以中國原料之廉價,人工之賤,將來自造之機器,必較購之歐美者價廉多矣。」曾國藩委託他在海外採購機器設備,1865年創建了江南製造局。容閎還建議改革教育制度,培養技術新人,後來啟動的留美幼童培養計劃,對於培養新式人才,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從李鴻章所言「制器之器」說可見,容閎新鮮言論給曾國藩的門生部將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是李鴻章寫信建議改革的緣由之一。另一方面,洋務思想家馮桂芬於1861年撰寫了著名的政論專集《校邠廬抗議》初稿,寄請曾國藩作序,該書被傳抄多種副本流傳,馮本人被李鴻章納入幕府。
在《校邠廬抗議》「變科舉」「改會試」「廣取士」「制洋器」諸議中,馮桂芬主張「改定科舉」,「特設一科,以待能者」,與李鴻章所言頗為一致。馮桂芬說國家重科舉,「聰明智巧之士,窮老氣盡,銷磨於時文、試貼、楷書無用之事」,主張「特設一科」,引導聰明智巧之士,「自造自修自用」西方堅船利炮。在新建船炮局中學習西方技術,「工成與夷人制無辨者,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出夷制之上者,賞給進士,一體殿試。」李鴻章的觀點與馮桂芬交相輝映,顯然也是受到馮桂芬思考的直接影響。
過了兩年,李鴻章又向朝廷轉呈江蘇布政使丁日昌的條陳,主張變通文場科舉之制。丁日昌說:「今之儒者。殫心勞神於八股文字,及出而致用也,閉戶造車,或不能出門合轍。」他建議將科舉考試改為八個科目,以求實濟:一是忠信篤敬,以觀品德;二是直言時事,以觀識見;三是經史百家,以觀學術;四是試帖括詩賦,以觀才華;五是刑名錢穀,以觀是否長於吏治;六是山川形勢,軍法進退,以觀其能否帶兵打仗;七是數學物理,以觀其通識;機器製造,以盡其能力;八是外國形勢、言語文字,以觀其能否出使不致辱命。他還主張特設一館,招致奇技異能之士,則人才湧現不竭。海外華人之抱負絕藝者,亦將返回中國以營爵祿,仿佛今天推行之千人計劃。
丁日昌對中國社會的改革,常發驚人之語。李鴻章一直視丁日昌為知己,常說兩人一鼻孔出氣。
1875年2月13日,李鴻章給他的淮軍部下,時任署理江西巡撫劉秉璋寫信,再次闡發自己對科舉取士的看法。他感嘆道,試帖小楷,絲毫無益於時務。近人條陳變通考試,皆被禮部駁回。我姑發其端,以待當道者猛省,然其依然執迷不悟。他們說科舉代有偉人,曾國藩與李鴻章也是科舉選拔之人。其實我早就說過,就算有曾、李等數十人,洋務亦斷辦不好。我們這些人,正誤於當日之時文小楷也。有人擔心洋學用夷變夏,那麼華學能否制夷?若不足以制敵,則取彼之長,益我之短,擇善而從,又何必嫌棄?洋學實有逾於華學者,何妨開此一途?
他說的這些大實話,在當年,振聾發聵,卻不是誰都看得明白,更不是誰都敢講的。
科舉是讀書人的心頭肉
從1864年起,洋務官員們先後推動辦工廠、造艦船、建海軍、興電報,甚至設立新式軍事學堂,送學生出國留學。但科舉這頭,新增一科,以科技人才來取士卻長期未曾落實。科舉始終是中國士大夫的精神驕傲,是香餑餑,也是他們堅守的最後堡壘。
直至整整二十三個年頭過去,1887年4月18日,御史陳琇瑩奏議,請將明習算學人員,量予科甲出身,清廷命醇親王奕譞與相關衙門妥議具奏。
他們擬定了具體辦法,規定各省學政於歲科試時可另出算學題目,生監中果能通曉算法,將原卷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覆勘註冊。俟鄉試之年咨取來京,試以格致等科學,擇其明通者錄送鄉試。每二十名於額外取一名,惟不得過三名之數,以示限制,會試時仍歸大號。此後,有些觀念開通的督撫、學政對部分書院進行改革調整,增添西學課程;一些地方的歲科考試也增添了經世之學和西學內容,但真正將算學生納入鄉試會試的實際案例,我尚未見到記載。
改革很難。不僅在於頑固保守勢力的執拗,連湘軍大帥們其實也心懷科舉入仕的夢想。
我讀過曾國藩九弟曾國荃1871年2月8日寫給侄子曾紀澤、曾紀鴻的一封信:「余近年亦常常夢入鄉闈(鄉試),夢中起講,入首總不得意。夢中觀榜,名氏總不得掛一甲。夢中焦急,亦與昔年無殊。」曾國荃本來是國子監的貢生,因太平軍造反,隨兄組建湘軍而終止學業,因鎮壓太平天國戰功,受封一等伯爵、頭品頂戴,擔任過浙江、湖北巡撫,此時功成名就,稱病辭官回湖南老家閒賦,卻依然對沒取得科舉正途的功名耿耿於懷、心有不甘。八股文做不好,會成為一種焦慮的夢魘。
最早主張科舉改革的李鴻章,對於自家子弟的科舉士途,也一直非常關注。
1881年3月2日(光緒七年二月初三日),李鴻章在致丁日昌的私信中提到:
稚子、童孫聯翩入泮,督令專習帖括,並獎藉鄙人少時敲門磚闈藝。既自知為無用之學,又不能不以此為進取之梯。嘻!
他還在信中安慰丁日昌:
公自恨不得科第,究竟科第中人盈千累萬,何者能幹濟時艱,即今之高牙大纛,及人參政事者,豈皆盡由科第進身。士之遇不遇,時也、命也,非科第帖括能限之也。
力主改革、破舊創新的丁日昌,功名僅為秀才,此信透露出,他私下亦為自己科舉不達而懊恨。這是新舊嬗遞年代無可奈何的矛盾,也是當官者的內心掙扎。
1882年,李鴻章長子李經方(字伯行,27歲)、老二李經述(字仲彭,18歲)和侄子李經畲(李鴻章大哥李瀚章長子,字新吾)聯袂參加鄉試,經方、經畲中舉。張佩綸向李鴻章去信祝賀:「南闈榜發,伯行、新吾兄弟同捷,仰見德門積慶,若太夫人(即李鴻章老母,本年剛去世)猶在,其樂何如?想我公亦因喜增悲矣。」張佩綸在考前受李鴻章邀請為李經述做家教輔導,對於經述落榜,他多次向李鴻章表示安慰:「秋闈揭曉,仲彭不第。初學即售,本非幸事。想仲彭見理甚明,必不以此戚戚。」此後,李經述在1885年也考中舉人。
在家族中,李鴻章和父親李文安是兩代進士,李鴻章也望子成龍。但子弟中,除李經畲考中進士外,其他人都就此止步,李鴻章也無可奈何。小兒子李經邁,對科舉無甚興趣,李鴻章感慨:「吾家科甲恐遂中斷」。但他對於讀書人通過科舉獲得發展的心情非常理解。
最著名的案例,是為留英學生嚴復提供科舉考試的方便。嚴復公派英國英國學習海軍,回國後在天津水師學堂執教,卻感慨「當年當年誤習旁行書,舉世相視如髦蠻」,一心想通過科舉另取功名。陳琇瑩提出算學取士之後,李鴻章總算等到了「特設一科取士」的實施,奏請安排水師學堂、武備學堂師生一體參加鄉試,但嚴復先後四次參加鄉試均未成功。
野史中有個傳說,李鴻章翰林出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卻從未主持過科舉考試,心中頗有遺憾。 晚年住北京,同年楊未苑來閒談,自誇其著作。李鴻章笑曰:「中進士,不得翰林可羞。」味苑回嘴:「翰林宰相不得文差亦可羞」。李鴻章頓時大怒,揮舞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夫人贈送的手杖擊之,楊味苑倉皇逃出。李鴻章性格是否如此暴烈我不知道,但在給張佩綸及女兒菊耦的家信中,他卻明確表示:「處今時勢,科甲實無用處,尚有人慾我將為鄉會主試,不其顛耶?」可見他對什麼主考官之類,顯然興趣不大了。
菊耦為兒子開後門
1898 年 7 月 17 日,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家鼐上《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建議將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刷印一二千部,發給群臣討論,同日奉旨,着榮祿迅即飭令刷印一千部,剋日送交軍機處,毋稍遲延。此時正是百日維新紅紅火火地進行期間,李鴻章卻不被光緒重視,掛着大學士的空銜在總理衙門閒賦。7月21日,菊耦致信老父:「明知外侮環起,一手支持,豈有靜慮澄懷之一日。加以群言如沸,朝局如棋,大人獨居,深念軍國,既無長榮富貴,易履危機。公私進退之間,自有不能釋然者。以兒測之,既無整頓之權,只好就題敷衍。為國為家,總以善保體氣為禱。」
9月7日,光緒帝下諭:李鴻章著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女婿張佩綸致專函勸慰:
「得電音,知公退出譯署。近來崇尚西法,舍舊圖新,中國之開通西學風氣者,莫先於公,莫久於公。公之威望,中國新進已轉之,外夷狡謀則仍忌之,當此強鄰逼處,即在總署舌筆並用,亦難杜絕陰謀。今既離局矣,似可不見外國一客,並不談新政一事,超然物外。老臣於國家當有一股進退從容氣度,而置禍福榮辱於不顧。」
歷史真是無情地兜里一個大圈子。
本年,75歲的李鴻章被太后派去濟南巡視黃河水利,而後外放兩廣總督。
經歷了潮起潮落風雲變換之後,最早倡言自強變革的李鴻章,因甲午戰爭失敗和聯俄外交失利成了賣國賊,另有別人來教導皇帝閱讀《校邠廬抗議》了。不合時宜的李鴻章退到了歷史舞台的下場門。他腆着老臉,賴着不走,稱作是老師曾國藩當年教他的「挺經」。張佩綸勸他「進退從容」、不可「悻悻求去」,也只是在尋個體面的下坡了。
然而世事仍在變化。不久北京城裏發生了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之役,帝後西狩,李鴻章被慈禧招喚回京,與聯軍談判議和與退兵。早被拋棄的李鴻章又有了新的用途。
1900年11月18日,中國駐日公使李盛鐸向國內報告,日本報紙刊出各國駐華公使所擬議和談判索要的各項條款,包括為德使克林德建碑,派親王去柏林向德皇道歉;廢除總理衙門;懲辦肇禍之王大臣;裁撤大沽及直隸各沿海炮台;停止軍火進口;肇亂地方,停止科舉五年等等。
我在整理張佩綸家藏信札時發現,11月30日,菊耦致函父親,為停止科舉一事向父親進行關說:
李盛鐸所開十一款,誠如來諭,強以難行,兒亦不敢置喙。但內有「肇亂地方,停科五年」之說,在彼原係小節,在直隸士人即係切身大事。似肇亂地方,止能指京、津、保、涿等數州縣,若豐潤即無一拳匪,豈能通省概行株連?且議和後必請迴鑾,而明年不舉順天鄉試亦太不成體統。即以肇亂而論,拳匪皆武夫,與秀才何涉?此條恐不能駁,請明晰分辨之。
菊耦究竟要說什麼呢?
想大人閱信必笑,兒當此時尚以科甲為重,可謂書腐見識。實以潛年已廿四,外事頗明白,因其父驅逐後,世態炎涼,功名之念頗切。既無他路進身,只能循途守轍。務懇大人據禮力爭,勿令池魚殃及也。
真的很奇葩。
原來,她是在為張佩綸與原配夫人朱芷薌所生兒子張志潛爭取科舉機會。在歷史瀑布遭遇極度嚴寒的時候,她不願志潛這朵小小的水珠無辜凍結成透明的冰凌。
科舉對讀書人何等重要。停科五年這一殺手鐧,在當年士大夫的切身感受中,恐怕比賠款道歉、懲辦大臣、拆除炮台更加揪心,這涉及到每個人和家族的切身利益和未來前程。
義和團排外時,愚昧保守的地方士紳在背後慫恿和推波助瀾。此時,各國公使要他們記住,洋人殺不得,殺了必要報復。這和1876年馬嘉理事件發生後,威妥瑪迫使中國人接受西方外交規則的「英國課業」(English Lessins)其實同出一轍(參見《清末一起撲朔迷離的外國人死亡案》)。這種前後幾十年重複進行的條件反射式訓練,是將中國拉進西方話語和價值體系的持續實踐。
12月24日,駐京外交團正式向中方提出《議和大綱》。其第二款果然是:「諸國人民遇害被虐之境五年內概不得舉行文武各等考試。」
後來談判中,中方代表提出:停止科舉五年要具體開列城鎮清冊。「查明何城何鎮地方如有戕害陵虐諸國人民之事,自應照辦。」「其他別城鎮並無干涉者仍應照常考試,以示勸懲。」「若因一城一鎮莠民滋事之故,致令其餘各城鎮安分良民均受停考數年之累,何以昭公道而服人心?」談判中發現,此事英國公使薩道義 (E.M.Satow) 最為堅持,且主意亦是由熟悉中國國情的傳教士所建議。遂由李鴻章的親信、直隸布政使周馥去做解釋工作,指明「教士不宜與儒士結仇」。最終形成四十九個府、縣停考,名單作為附件,列入《辛丑條約》。
1902年,李鴻章的外孫張志潛參加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獲得舉人。
沒有史料證明菊耦的私信在庚子議和中對李鴻章態度的直接影響和作用。此時的李鴻章拖着垂暮衰病的身體與洋人周旋,只是「盡一分心酬聖祖,收方寸效作賢臣」,早已沒有了中年時代的豪情。中國現代化的失敗,與傳統文化中的保守愚頑、抵制變革有着直接的聯繫。1900年6月21日,清廷向各國宣戰,聲稱依憑「忠心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次年的求和談判,卻在一個縣一個府的解釋排查,證明沒有殺過洋人,以為士子爭取科舉權利,最終刪除了十九個府縣。
儒學的迂腐,西學的有用,卻在中國近代化一次次的失敗中被驗證。終於,光緒帝在1905年9月2日下詔:「科舉不停,民間相率觀望。欲推廣學堂,必先停科舉。」決定從明年起,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科舉制度就此退出歷史舞台。此距李鴻章提出改革科舉的倡議,整整過去了四十一年。
此時,日本已經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崛起成為強國。
此時,中國駐美公使梁誠已開始與美方交涉退還庚子賠款,由此引發出庚款留美計劃和創建清華留美預備學堂。
從此以後,出國留學成為時尚,無論公派,獎學金,或者自費,都成為學生和家長趨之若鶩的渴望和行動。
原標題:《改革科舉如此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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