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5章第Ⅱ節：“沒有沙皇”

1905年1月9日，星期天，早上大雪紛飛，聖彼德堡從一片不祥的寂靜中醒來。天剛濛濛亮，工人和他們的家人就聚集在教堂裡，祈禱這一天能夠平安結束。隨後，他們中的15萬人從城市的各個角落列隊出發，前往冬宮前聚集，在那裡，他們的領袖，一位名叫加邦的神甫，將向沙皇遞交一份謙卑而恭敬的請願書，乞求他改善工人的狀況。他們唱著讚美詩，扛著聖像和十字架，組成了一支更像宗教遊行而不是工人示威的隊伍。當他們經過時，路人紛紛脫下帽子，在胸前劃十字。然而，毫無疑問，示威者要冒失去生命的危險。昨天晚上，12,000名士兵被部署在城內，以阻止他們到達皇宮。許多示威者徹夜未眠，準備迎接死亡。伊萬·瓦西列夫是其中一員，他在淩晨離開熟睡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時，留下了一張字條：

柳莎！

如果我沒能回來，被殺了，柳莎，不要哭泣。你將會在工廠找到工作，以另一種方式開始生活。把瓦尼烏拉撫養大，告訴他我是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犧牲的烈士。如果這樣的話，我將死而無憾……

你們親愛的父親和丈夫，瓦尼亞

另：柳莎，如果我死了，你會從我的一個同志那裡知道；否則，我會給你寫信或去看你。吻你，再見。向父親、我們的兄弟和我們所有的親人問好。

永別了，你的瓦尼亞

他再也沒有回來。

諷刺的是，1905年的革命竟然是由一個沙皇政權自己創立的組織發起的。沒有人比加邦神甫更相信沙皇和人民之間的紐帶了。作為彼得堡神學院的學生，他在該市工人區以傳教士的身份出名。他告訴那些湧入他教堂的城市貧民，沙皇作為他們的監護人，有神聖的義務照顧他們這些最卑微的臣民。加邦受歡迎程度吸引了莫斯科秘密員警頭目祖巴托夫的注意，自1900年以來，後者一直在莫斯科總督謝爾蓋大公的庇護下，發展自己由員警暗中支持的工會。祖巴托夫以一名民粹主義地下組織的學生恐怖分子開始了他非凡的職業生涯，但很快就對革命運動感到幻滅，轉而成為警方的線人。他把餘生都獻給了秘密員警及其反革命運動。

祖巴托夫承認，工人們的不滿確實有真實與合理之處，這些不滿可能使他們走上革命道路。如果任由工廠雇主擺佈，工人們幾乎肯定會受到社會主義者的影響。但是，如果像他所主張的那樣，政府建立自己的工人組織，那麼主動權將掌握在沙皇忠實的僕人手中。祖巴托夫的工會旨在滿足工人們對教育、互助和組織的需求，同時作為宣傳君主主義的管道。對他在宮廷裡的主子來說，此舉提供了一個廣受歡迎的民主專制的藍圖，在那裡，沙皇可以作為工人的監護人出現，保護他們遠離老闆的貪婪和革命者“外來”的污染。這是帝國分而治之的古老策略：工人將被用來削弱對專制制度的主要威脅——工業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知識份子。

到1903年，當加邦開始在員警的監視下組織自己的工人俱樂部和茶室時，祖巴托夫的星光已經開始黯淡。前一年，他組織了一次有5萬名工人參加的遊行，以紀念農奴解放。儘管這次遊行是和平的，其意圖完全忠於政府，但人們對其空前的規模，以及祖巴托夫能否控制遊行乃至整個運動的能力深感憂慮。1903年7月，這種懷疑得到了證實，當時祖巴托夫的一個工會捲入了奧德薩大罷工。祖巴托夫被解雇，他的實驗也嘎然而止。但他的支持者現在加入了加邦的組織，該組織試圖在教會的支援下建立類似的工會。隨著越來越多的工人加入運動，為他們自己的改革議程奔走呼號，這場運動再一次從底層開始激進化。其實，它最初是為“體面的”工人提供喝茶的文化活動。晚上有舞蹈、音樂會和各種形式的自助講座。會議以主禱文開始，在國歌聲中結束。但很快，這個運動就發展出一個獨立的工會，即俄國工廠工人協會，儘管其表面是忠誠的，但它要求徹底改革，包括建立一個對人民負責的政府、徵收累進所得稅、維護工會權利和實行每天八小時工作制。

改革計畫要求對國家進行全面重組，但對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卻隻字未提。加邦本人對政治理論一無所知：他甚至連“憲政”這個詞都不會念。他認為自己是上帝派來拯救工人的使者。受虛榮心和燥動的野心的所驅使，他從來沒有停下來思考，可能自己把大家的期望值提得太高了。他引用《聖經》上的證據，用簡單的語言告訴他的追隨者們，如果“人民”直接去找沙皇，沙皇就有義務在上帝面前滿足他們的要求。他有意識地利用仁慈的沙皇的神話——“沙皇想要正義，但大貴族抵制”——這個神話在俄羅斯歷史上為許多抗議運動提供了動力和合法性。1905年1月3日至8日，12萬名工人在聖彼德堡舉行罷工，並開始談論要去沙皇那裡“尋求真理和正義”，加邦自告奮勇伸出援手。在自由主義運動的鼓勵下，他起草了一份要求清單，準備在下周日的群眾示威中呈遞給沙皇。請願書充滿了哀怨和憂傷，讓全體工人感動得熱淚盈眶。它的開頭是：

陛下：

我們，聖彼德堡的各階層工人和居民，偕同我們的妻子，我們的孩子，還有我們年邁無助的父母，來到你——哦，陛下——面前，尋求正義和保護。我們窮困潦倒，我們心力交瘁，我們受盡淩辱……專制和特權壓迫著我們，我們要喘不過氣來了。哦，陛下，我們實再沒有力氣了，我們的忍耐已經達到極限。我們已經到了這樣一個可怕的時刻——與其繼續忍受這種難以忍受的痛苦，不如死了倒好。

1月7日，政府命令加邦取消遊行，並在市中心貼出告示，警告要對任何街頭集會採取“堅決措施”。意識到即將發生的悲劇，高爾基率領一個知識份子代表團來到維特和米爾斯基的辦公室，試圖讓他們與示威者進行談判，但無功而返。政府繼續抱有幻想，相信自己可以控制加邦，毋需武力。尼古拉對危險置若罔聞，他甚至離開首都，前往皇村的行宮，在鄉村散步和玩多米諾骨牌，度過了又一個安靜的週末。但那時，工人們已經下定決心，不願被簡單的禁令所嚇倒。在一系列群眾集會上，加邦發揮所有原教旨主義傳教士的演講技巧，使聽眾陷入歇斯底里的宗教狂熱之中：

加邦：同志們，員警和士兵能阻止我們通過嗎？

數百個聲音一齊：他們不能。

加邦：同志們，對我們來說，為我們的要求而死，總比像現在這樣苟活要好。

聲音：我們不怕死。

加邦：你們發誓不怕死嗎？

聲音：我們發誓！

加邦：發誓的人舉起手來……

數百人舉起手，用手指做出十字架的手勢。

儘管工人們私下裡很害怕，但他們相信沙皇會接見他們：他們把沙皇看作是上帝的人，並且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公正的。士兵們肯定不會向和平示威開火。為了鼓舞遊行者的士氣，甚至有人說在冬宮裡已經為他們準備了點心，並且將舉行一場慶祝活動。

那個星期天的早晨，當長長的隊伍穿過冰面向城市中心行進時，教堂的鐘聲響起，教堂的金色圓頂在陽光下熠熠生輝。走在最前面的是婦女和兒童，他們穿著最漂亮的周日服裝，被安排在那裡以阻止士兵開槍。大鬍子加邦神甫身穿白色長袍、手持十字架，走在最大一列隊伍的前面。在他身後是一幅沙皇的肖像和一面巨大的白色橫幅，上面寫著：“士兵不向人民開槍！”其時紅旗已經被禁止。

當隊伍快要到達納爾瓦大門（又名凱旋門）時，突然遭到一隊近衛騎兵衝鋒。一些示威者四散逃離，但其他人繼續向步兵佇列前進，步兵的步槍正對著他們。步兵先向空中射擊兩輪，以示警告，然後第三輪瞄準手無寸鐵的民眾近距離射擊。人們尖叫著摔倒在地上，但此時士兵們自己也驚慌失措，持續向人群開火。在驚慌躲避中，40人被打死，數百人受傷。匆忙中，加邦被撞倒。但他站了起來，難以置信地看著周圍的大屠殺，人們聽到他一遍又一遍地說：“再也沒有上帝，沒有沙皇了。”

聖彼德堡其他地方也發生了類似的大屠殺。在彼得保羅要塞附近的特羅伊茨基大橋（又稱聖三一大橋），遊行者被槍炮擊倒，被哥薩克騎兵用刀砍傷。人群中的高爾基回憶起一名工人的死亡：

龍騎兵繞著他轉圈，像女人一樣尖叫，在空中揮舞著馬刀……從他奔騰的駿馬上罩頭劈下……他一刀砍過示威者的臉，從眼睛到下巴都被切開。我記得那個工人眼睛奇怪地睜得大大的，還有……兇手的臉因為寒冷和興奮而變得通紅，他緊咬牙關，嘴唇上的鬍鬚高高地翹起。他揮舞著他那把失去光澤的鋼刀，又發出一聲尖叫，喘著粗氣，從牙縫裡向死者吐口水。

在震驚和困惑中，倖存者們拼盡全力前往涅瓦大街，為到達冬宮廣場做最後殊死一搏。陽光使周日下午的散步者比往常多了起來，他們中的許多人將目睹隨後發生的令人震驚的事件。為了阻止遊行隊行進入廣場，一支龐大的騎兵隊伍和幾門大炮被部署在皇宮前。在學生和旁觀者的簇擁下，大約60,000名示威者還繼續在那裡聚集。當屠殺的消息傳來，人群開始向前推進，嘲笑士兵們。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的一些衛兵奉命用鞭子和馬刀刀背驅散亞曆山德羅夫斯基花園周圍的人群。但無濟於事，於是他們就擺出射擊姿勢。看到步槍對準自己，示威者們跪在地上，脫下帽子，在胸前畫十字祈禱。突然，一聲軍號響起，士兵們向人群開火。一個年輕的姑娘，為了獲得更好的視野，爬上鐵柵欄，被密集的子彈釘死在上面。一個小男孩爬上了普熱爾瓦爾斯基親王的馬術雕像，被一陣炮火拋向空中。其他孩子也被擊中，從他們攀援的樹上掉下來。

當射擊終於停止，倖存者環顧四周，地上死傷枕藉，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也是整個革命的轉捩點，他們的情緒突然從不相信轉變為憤怒。“我觀察周圍的面孔，”人群中的一個布爾什維克回憶道，“我沒有看到恐懼，也沒有看到驚慌。不，那些虔誠的、近乎祈禱的表情被敵意甚至是仇恨所取代。我在每一張臉上都看到了仇恨和復仇的表情，不管是老人還是年輕人，男人還是女人。革命真正誕生了，它誕生在最核心的地方，在人民的內心深處。”在那個重要時刻，支撐政權走過幾個世紀的“好沙皇”的民間神話突然破滅了。就在槍聲停止後不久，一位老人轉向一個14歲的男孩，用充滿憤怒的聲音對他說：“記住，孩子，記住並發誓要報復沙皇。你看到他流了多少血，你看到了嗎？發誓吧，孩子，發誓！”

後來，周日的散步者驚慌失措地趕回家，工人們在冬宮周圍繁華的街道上橫衝直撞。他們砸碎窗戶，毆打員警，向士兵投擲石塊，擅闖富人的豪宅。隨著夜幕降臨，人群開始在喀山大教堂前，用長凳、電線杆和從大樓裡搬出來的傢俱築起街壘。工人區也設置了更多的街壘。犯罪團夥四處搶劫酒類和槍支商店。街道暫時落入暴民手中，第一面紅旗出現了。但這些革命者沒有領袖，到了午夜，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回家了。

與此同時，加邦在高爾基的公寓裡躲了起來。他剃掉鬍子，剪短頭髮，高爾基一個戲劇團的朋友給他的臉化了妝，據作家說，“這位朋友不太理解當前的悲劇，把他弄得像個美髮師或時尚商店的銷售員”。當天晚上，高爾基帶著這位革命牧師去參加自由經濟協會的一個會議，以平息日益氾濫的關於他死亡的謠言。實際上，整個聖彼德堡的知識份子都擠在紮巴爾坎斯基大街的小樓裡。他們對“數千人”被屠殺的消息感到憤怒（真實數位可能是大約200人死亡，800人受傷）。“和平手段已經失敗了，”喬裝者喊道。“現在我們必須採取其他手段。”他呼籲為“工人党”的“自由鬥爭”捐款。突然，人們認出了加邦，大廳裡一片混亂。但神甫設法從後門逃了出來，回到高爾基的公寓。在那裡，他給他的“工人同志”寫了一封信，敦促他們“撕毀所有吸血的沙皇的畫像，並對他說：你和你所有的畜生後代一起下地獄吧！”幾個小時後，加邦換上新的偽裝，經芬蘭逃到國外。【1】

當天晚上，高爾基給他在下諾夫哥羅德分居的妻子葉卡捷琳娜寫信：“就這樣，我的朋友，俄國革命開始了。我向你致以誠摯的祝賀。人們正在死去——但不要為此煩惱——因為唯有鮮血才能改變歷史的顏色。”

兩天后，即1月8日，他與拜訪維特和米爾斯基的代表團的其他成員一起被捕（他們愚蠢地留下了自己的名片）。所有這些人都被指控（相當可笑，儘管這顯示了政權的恐懼程度）加入了一個計畫奪取政權並建立臨時政府的組織——“革命大會”，他們被關押在彼得保羅要塞裡。

1月9日發生的“流血星期日”事件，使高爾基與布爾什維克走得更近。高爾基自1902年第一次見到列寧，很快就陷入了愛恨交加的關係。此後，他一直積極地從富有的實業家那裡為社會民主工黨籌措資金，比如薩瓦·莫羅佐夫，後者清楚地看到了不祥之兆（“現在有必要與自己的敵人交朋友，”莫羅佐夫曾對布爾什維克黨人克拉辛如是說）。高爾基與布爾什維克的關係從來都不是簡單或直接的。與許多知識份子一樣，他對革命的嚮往是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的。他把革命看作一場人類為自由解放、世界大同和精神進步而進行的波瀾壯闊的鬥爭。他的觀點本質上是一種以個人為中心的人道主義，他永遠無法完全接受布爾什維克鐵的紀律或狹隘的教條主義。“我不屬於任何一個黨派，”他曾寫信給畫家列賓說：“我為此感到高興。因為這就是自由，而人是非常需要這種自由的。”吉普賽人、賭徒、乞丐和騙子充斥著他的故事，他們都在以自己微小的方式為個人的自由和尊嚴而奮鬥：他們不是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代表。在高爾基看來，沒有階級鬥爭，只有人的鬥爭。用高爾基自己的話說，他“可以欣賞但不喜歡”像列寧這樣木訥的教條主義者，他們試圖將生活的多樣性壓縮到抽象的理論中。在他看來，成為一個完全的人意味著“熱情而痛苦地愛著活生生的、有罪的，以及——原諒我——可憐的俄羅斯人”。這幾乎是一種通過革命來救贖人類的基督教觀點（高爾基也曾接觸基督教）。這種想法在激進知識份子當中相當普遍。看看梅列日科夫斯基（關於“沒有基督的基督教”）、索洛維約夫（關於“神人”）和波格丹諾夫（關於“造神”）的著作，高爾基與他們有著密切的聯繫。1917年期間及以降，這種黨和革命的人類目標之間的矛盾將使高爾基與布爾什維克勢成水火。但就目前而言，在1905年，他們因為共同的理念而走到一起，那就是工人運動必須激進化。這就是為什麼高爾基在給葉卡捷琳娜的信中認為“流血星期日”也有好的一面；大屠殺的後果將激化街頭情緒。工人們需要類似的事件來喚醒他們對“仁慈的沙皇”的天真幻想。唯有鮮血才能改變歷史的顏色。現在是時候把工人組織起來，使他們擺脫對自由主義者的依附，走向社會主義目標。

在流血星期日之後的幾周內，掀起了巨大的罷工狂潮。僅在1月份，全國就有超過40萬名工人放下工具。這是俄羅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勞工抗議活動。但是，這些罷工並不是真正有組織的；它們更像是一場自發的憤怒大爆炸；工人的要求往往甚至在罷工開始後才制定。社會主義政黨仍然太軟弱，無法發揮領導作用。他們的主要領導人——列寧、瑪律托夫、托洛茨基、普列漢諾夫和切爾諾夫——都在流亡中，儘管他們無疑一開始對期待已久的革命感到興奮，但他們中很少有人急於離開日內瓦或巴黎咖啡館舒適的環境，此時回到俄國，等待他們的將是危險而艱難的生活。直到1905年晚些時候，隨著工人變得逾發政治化，越來越團結在左派政黨周圍，他們才紛紛踏上歸途。【2】

與此同時，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反對派繼續活躍。受過教育的社會對流血星期日的大屠殺感到憤怒。在目睹涅瓦大街上的槍擊事件後，學生克倫斯基當晚回家就給他在近衛軍的同學們寫了一封憤怒的抗議信。兩周後，他給在塔什干的父母寫信道：

很抱歉沒有早點給你們寫信，但我一直生活在震驚之中，不可能寫信。哦，彼得堡“這些可怕的日子”將永遠留在每個親歷者的記憶中。現在是一片寂靜，但這是暴風雨前的寂靜。雙方都在摩拳擦掌、默默積蓄力量。只有一方能夠獲勝。要麼滿足社會的要求（即自由選舉產生人民代表的立法機構），要麼發生一場血腥而可怕的衝突，毫無疑問，最後的勝利必將屬於反動派。

亞歷山大·帕斯捷爾納克，一個12歲的小學生，也是未來詩人的哥哥，對槍擊事件感到非常不安，他宣佈自己是一個“全心全意的革命者”，並與朋友們一起在他富裕的聖彼德堡街區遊行，高喊“我們是社會民主工黨！”全國各地的學生舉行罷課，把自己的校園變成了政治動員的中心。在莫斯科大學，有3,000名學生舉行集會，他們焚燒沙皇的畫像，並在教學樓上懸掛紅旗。到2月底，政府被迫關閉了幾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機構，直至學年結束。甚至神學院也受到了學生抗議的波及。

與此同時，地方自治會的憲政主義者重新振作起來，在4月份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呼籲召開立憲會議。職業工會在全國範圍內組織成立了一個工會聯盟，以團結其成員支持自由事業。作家聯盟、律師聯盟、教授聯盟和工程師聯盟是最早成立的聯盟。後來，一個爭取投票權的婦女平等聯盟也加入（儘管工會聯盟的領導層中有一些不情願的男性反對）他們的行列。半專業團體，如製藥助理、文員和會計員以及鐵路工人和雇員，也成立了附屬聯盟。他們參加工會聯盟使知識份子與群眾有了直接的聯繫。【3】數百個地方自治會、市議會和志願者組織向政府遞交請願書，要求政治改革。新聞界公佈了這些請願書，同時曝光了其他的不滿情緒，還把公眾的憤怒形成一個統一的、全國性的聲音。5月21日，一家主要的自由派報紙的標題是《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很快，所有人都在重複這句話。

文學知識份子也試圖扮演一個領導角色。“我們必須為人民服務，”高爾基告誡一位背棄政治的作家朋友。“人民正在犧牲，工人正在流血，政權到處都在冷酷無情地殺害最優秀的人——年輕的羅斯——而你卻只寫自己。”像大多數俄羅斯知識份子一樣，高爾基投身於政治和新聞事業。他是在一場全歐洲的聲援運動之後從彼得保羅要塞被釋放的，參與運動的還有奧古斯特·羅丹、阿納托爾·法朗士和瑪麗·居裡（既居里夫人——譯注），這些人為反對獨裁的民主事業增加了西方輿論的份量。獲釋後不久，3月5日，高爾基寫信給托爾斯泰，批評他政治上的不作為：

在這個殘酷的時代，當你國家的土地上血流成河，當成千上萬正直的人為了爭取像人而不是牲畜一樣生活的權利而死去，而你這個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卻只是再次重複你哲學背後的基本理念：“個人的道德完善——這是所有人生活的意義和目標”。但是請想一想，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當男人和女人在街上被槍殺的時候，一個人有可能在道德上完善自己的人格嗎？

高爾基對托爾斯泰的社會參與深信不疑，在大饑荒時期，這種參與使托爾斯泰成為整個國家的道德良心，而現在，對於托爾斯泰這樣的人來說，要維持這種社會參與變得愈發困難。因為它正在迫使他們支援一場革命，這場革命本身就可能使人民流血。高爾基後來也產生了同樣的疑慮；但是目前，這些疑問被革命的緊迫性壓倒了。

抗議的怒火很快蔓延到了農村。看到政府的軟弱，農民抓住機會，組織罷租，迫使地主提高他們作為勞工的工資。他們闖入鄉紳的土地，砍伐樹木，收割乾草。到了初夏，當收成明顯再次失敗時，他們開始對莊園發動全面洗劫，奪取財產，縱火燒毀莊園，逼迫地主逃離。目擊者說，燃燒莊園的熊熊火焰照亮了夜空，一排排滿載被掠奪財產的馬車在路上急駛。此時發生了大量打砸搶行為——“文化破壞”——農民開始摧毀無形的財富。他們焚燒圖書館，毀壞古董，在東方地毯上大便。一些村民甚至拿走繪畫和雕像、波西米亞水晶和英國瓷器、緞子禮服和粉飾假髮，然後把這些東西和牲畜、糧食和工具一起自行分配。在一個村子裡，農民們把他們從莊園裡拖走的一架大鋼琴拆散，平均分配象牙琴鍵。在1905-1906年的農民暴動中，近3,000個莊園被毀（占總數的15%）。大多數暴力事件都集中在中部農業區，那裡的農民最為貧困，最大的莊園也都在那裡。一旦當地鄉紳被“掃地出門”，農民就退回到他們自己的村社世界。地方官員被農民取代，保守派牧師被驅逐，政府法律和稅收的要求被忽視。

搶奪土地的鬥爭並非1905-1906年農民革命的唯一方式，儘管由於鄉紳的恐懼，它成為官方記錄的主要焦點（並因此主導了歷史學的研究）。伴隨著土地上的暴力，誕生了各種各樣的農民聯盟、農業協會和合作社。與大多數傳統的村社相比，它們的目標和手段通常較為溫和與理性，更能吸引隨著農村學校普及而出現的那些年輕而“有覺悟的”農民。特別是許多農民聯盟與當地教師和農村知識份子有著密切的聯繫。由於這些原因，它們往往在最大的村社發展起來，那裡有更多的文化機構，如學校和閱覽室，而且農民最容易受到外界（如市場和鐵路、國家官員和員警）的影響。其中一些組織因建立了實際上是獨立的農民共和國（例如，哈爾科夫省的蘇米共和國）而聞名整個俄羅斯。他們擁護政治改革，擁護憲法和議會的理想，擁護土地改革，還擁護為農民提供更好的教育。他們的目標是結束農村“黑暗”和“落後”的方式，給他們帶來現代世界的好處，並通過將他們融入國家政治來結束他們的孤立狀態。

謝爾蓋·謝苗諾夫是安德列夫斯科村的農民、當地作家和托爾斯泰主義者，他是瑪律科沃共和國——1905年革命期間進步農民政治最著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的創始人之一。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沙皇俄國陷入癱瘓，“共和國”在沃洛柯拉姆斯克地區的幾個村社建立了一個複雜的“農民自治”系統。它是由一群來自瑪律科沃和其他附近村莊的活動家、教師和農民（其中包括謝苗諾夫）組成的，他們從1901年起就在該地區的讀書俱樂部和茶室裡聚會，討論莫斯科的報紙。他們組織了農民聯盟，從而為瑪律科沃共和國提供了政治結構。1905年10月，在一次農民大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徹底改革整個政治制度。它的要求還包括召開全國議會、保密和普遍的成人選舉權、農民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累進稅、給無地者土地、免費和普及教育、遷徙自由和政治大赦。農民們宣佈，他們不會服從現有當局，也不會繳納稅款，更不會提供任何新兵，直到他們的要求得到滿足。他們選舉了一個“共和國政府”，由一位“總統”（當地公社的長老之一）領導，並宣誓效忠農民聯盟。聯盟在當地設立的分支機搆——謝苗諾夫在安德列夫斯科建立了一個——有效地管理著村莊：平抑房租，引入現代農藝，鄉村政權民主化，教會學校“國有化”。沙皇政權束手無策——在村裡沒有土地隊長，只有一個員警——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片距莫斯科不到80英里的，農民自治的“自由領土”持續擴張，聲名遠播。一位來自芝加哥的教授在美國報紙上讀到了關於共和國的消息，他來到瑪律科沃，自願提供幫助。幾個月來，當局試圖通過政治手段擊敗共和國，但徒勞無果。它革除了被選舉出來的長老——共和國的領導人之一——雷日科夫。但是農民們拒絕選舉繼任者，以此作為反擊，而雷日科夫則宣稱，他不能放棄自己的權力，因為沒有人可以接過權力，這讓他無可奈何。直到1906年7月，也就是革命在城市中被鎮壓的六個月後，這個農民共和國才最終被摧毀。雷日科夫中了員警的離間計，黯然下臺。隨後，所有的村莊都遭到突襲，他們的領導人，包括謝苗諾夫在內，被逮捕並囚禁在莫斯科。在擔任安德列夫斯科農民聯盟領導人的8個月時間裡，謝苗諾夫建立了一所新的鄉村學校、一個農業協會、兩個合作社、一個讀書俱樂部，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個農民劇院。

當地士紳請求援助，而政府則派出了軍隊。從1月到10月，為了鎮壓農民起義，軍隊被動用了不下2,700次，加速了從派遣軍隊到滿洲開始的軍隊紀律的廢弛。正是由於國內發生嘩變革命的威脅越來越大，再加上國外戰敗的可能性——1905年5月海軍在對馬海戰中幾乎全軍覆沒標誌著這一點——迫使沙皇向日本求和。事實證明，在國內社會革命的動盪期間，發動一場對外戰爭是不可能的——1917年將再次得到印證。絕大多數步兵是農民，他們對被用來鎮壓農民感到不滿。整個部隊拒絕執行命令，兵變在軍隊中擴散；甚至哥薩克騎兵也受到影響。終於，6月14日，騷亂蔓延到了黑海艦隊。

一切都開始于一塊長滿蛆的肉，戰艦波將金號上的船醫宣佈這塊肉可以吃。當水兵們向艦長抱怨時，艦長開槍打死了他們的發言人華庫林楚克。水兵們起來反抗，殺死了7名官兵，升起了紅旗。一小群積極的革命者領導了這次兵變，他們希望能將兵變擴展到整個艦隊。他們連夜駛行到奧德薩，過去兩個星期以來，那裡的罷工工人一直與市政府處於實質性的戰爭狀態。在奧德薩，他們把華庫林楚克的屍體放在了從港口通往市區的大理石臺階（後來被愛森斯坦的電影永載史冊）的腳下，周圍有儀仗隊護衛。次日，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港口前，在犧牲的革命者的棺材周圍敬獻花圈，並向水兵們提供食物。當夜幕降臨，軍隊被派來鎮壓群眾。他們走下臺階，向下面被包圍的平民無差別開火。數千人跳入海中。黎明時分，大屠殺終於結束，有2,000人被殺，3,000人受傷。波將金號從奧德薩起航，但由於沒有其他艦隊的支持，它最終被迫投降。6月25日，水兵們停靠在羅馬尼亞的康斯坦察港，用波將金號換取安全避難所。就本身而言，這次叛亂只是一次小小的威脅；但對政權來說，卻是一個巨大的尷尬，因為它向全世界表明，革命已經滲透進了其軍事機器的核心。

帝國的少數民族也同樣迅速利用了政權時局的弱點。在聖彼德堡“流血星期天”發生後，非俄羅斯邊境地區——特別是拉脫維亞和波蘭——的罷工和抗議活動尤為激烈，那裡的社會和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了對俄羅斯統治的普遍仇恨。1月13日，在里加，多達15,000名工人上街遊行，抗議沙皇政權和俄國總督梅萊·柴各梅斯基的暴行。當他命令士兵向人群開槍時，他進一步殘忍地證明了這一點。事件造成70人死亡，200人受傷。梅萊·柴各梅斯基為自己手下處理局勢的方式感到自豪，他寫信給沙皇，表示如果更多的地方當局願意採取如此果斷的行動，就不會再有麻煩。1905年春夏兩季，波蘭10個省的罷工比帝國其他地區的總和還要多。紡織城羅茲特別激烈：6月中旬，也就是俄羅斯發生類似事件的幾周前，街壘就已經建立起來了，工人和員警之間爆發了長達5天的街頭戰鬥。華沙甚至更為暴力：流血星期天之後，多達10萬名工人參加了示威遊行。俄羅斯軍隊向人群開槍，造成93人死亡，並宣佈進入戒嚴狀態。這年夏天晚些時候，俄國被日本擊敗的消息在波蘭首都引發了更多的示威活動，口號有“打倒沙皇！”、“獨立的社會主義波蘭萬歲！”和“日本萬歲！”。各地的民族主義者都歡迎俄國的失敗，他們相信這將推翻沙皇，從而為自己的自治鋪平道路。波蘭社會主義領袖比爾蘇德斯基甚至前往日本，討論波蘭反對俄國的戰爭行動。

在許多非俄羅斯領土上，幾乎所有的人都參與了民族解放運動。例如，在芬蘭，俄國鐵腕統治摧毀了大公國的自治權，在民族主義知識份子的領導下，出現了大規模的消極抵抗運動。幾乎每個人都加入了這場運動，包括芬蘭的瑞典人，他們在俄國的統治下反而享有許多特權，而在芬蘭的統治下他們很可能會失去這些特權。1904年，俄國總督博布裡科夫——一個帝國主義強硬派——被暗殺，次年，芬蘭捲入了一場消極抵抗聖彼德堡的全面戰爭。在格魯吉亞，孟什維克領導了這場民族革命。他們是歷史上第一個得到農民支持的馬克思主義民族解放運動：在1904年至1906年期間，它有效地取代了格魯吉亞西部的沙皇國家。

眼看俄羅斯帝國瀕臨崩潰的邊緣，沙皇政權以其一貫的無能和頑固來應對這場危機。維特稱之為“懦弱、盲目和愚蠢的混合體”。根本問題在於，尼古拉本人仍然沒有完全意識到勢態的嚴重性。當國家在混亂中逾陷逾深時，他繼續在日記中簡要而瑣碎地記錄天氣、出席茶會的賓客和他當天射殺的鳥的數量等。他的顧問說服他相信，所有政治犯都羈押歸案，擠爆了監獄，無一人漏網，是境外反俄勢力對流血星期日的示威活動負有責任。一個精心挑選的“可靠的”工人代表團被召集到皇村，他們像孩子一樣站成一排，聆聽沙皇發表簡短的講話，他在講話中指責工人們任由自己被“別有用心的外國人”欺騙，但承諾“原宥他們的罪過”，因為他相信他們對他“不可動搖的忠誠”。與此同時，自由派的內務部長米爾斯基被正直但更溫和的佈雷金所取代，佈雷金實際上是自己的副手兼警察局長特列波夫的傀儡，後者出身禁衛騎兵隊，是一名鐵面無私的紀律執行者，尼古拉喜歡他雷厲風行的軍人作風，因此拔擢他擔任宮廷要職。當佈雷金建議可能需要政治上的讓步來止息這個國家時，尼古拉大驚失色，對部長說：“人們會認為你害怕爆發革命。”“陛下，”回答說，“革命已經開始了。”

這番話肯定大大刺激了尼古拉的神經，因為他很快就做出了政治改革的承諾。2月18日，他頒佈《帝國詔書》，在譴責混亂的同時，承認官僚機構的缺點，並號召“所有善意的人”團結起來支持政府，為“改善國家組織”獻計獻策。佈雷金受命起草國民議會提案。詔書是一種障眼法，其唯一的目的是拖延時間；沒有跡象表明它是發自內心的。總體上，受過教育的各界人士仍持懷疑態度。2月18日，克倫斯基寫信給父母說：“這份詔書的主要目的是彌平和抑制剛剛抬頭的革命運動，以便未來集結政府的全部力量，去實現一個目標：阻止任何承諾的兌現。事實上，這正是沙皇頑固堅持世襲專制古老原則的典型做派，在這樣一個時刻，他竟然試圖把危機的責任轉嫁到官僚機構身上，同時又重申他自己和臣民之間的直接紐帶。如果人民有意見，或許應該直接向他提出，他們會得到滿足的，就像他在詔書中暗示的那樣。

事實上，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數以萬計的改革請願書如雪片一般，從鄉村議會、部隊軍團、城鎮和工廠寄給沙皇。就像1789年的申訴信一樣，它們反映了不斷發展的政治和社會民主。但對尼古拉來說，他們的要求委實過於激進。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呼籲建立一個擁有立法權的國家杜馬。然而，沙皇心目中的那種議會——佈雷金最終於8月6日提交給他簽字——純粹是一個協商性議會，通過限制選舉權來確保貴族的主導地位。這是一個國王的議會，就像17世紀的縉紳會議一樣，與沙皇個人的統治保持一致。在尼古拉看來，它的主要目的是讓他瞭解臣民的需求，從而使他能夠代表臣民進行統治，而不需要自以為是的官僚機構從中作梗。

“佈雷金杜馬”是又一個太少又太遲的例子。6個月前，這項法案本應受到歡迎，並使政府重新掌握政治上的主動權。但現在，除了最溫和的改革者外，其他人都覺得它難以令人滿意。自由派報紙在仔細研究了新選舉法的複雜條款後，聲稱聖彼德堡的成年居民中只有不到1%的人有資格參加投票，而在許多省級城市，這一比例甚至更低。儘管有批評的聲音，自由派還是選擇不抵制杜馬選舉。但今非昔比，社會民主工黨和工會聯盟中的激進分子決心利用大規模的非暴力反抗來向政府施壓，強迫政府做進一步的讓步。他們努力的高潮是9月和10月的總罷工，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大罷工，迫使不情願的政府接受真正的政治改革。

1905年期間，工人罷工和抗議活動的組織水準和激進程度都有顯著提高。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主義者接管勞工運動的結果。但它也是——可能更多的是——隨著工人與雇主和員警的衝突日益尖銳和白熱化，工人自己變得更有階級意識，也更為暴力。9月初，高爾基在目睹了聖彼德堡茲納緬斯卡亞廣場上的一次衝突後，注意到工人們的攻擊傾向越來越強烈。一名軍官在街上毆打一名士兵，一群憤怒的工人聚集起來保護這名士兵。他們撕掉軍官制服上的肩章，高爾基認為，如果不是員警和哥薩克及時干預，那名軍官肯定會被當場打死。“群眾以非常直接和公開的方式行事，”高爾基在寫給葉卡捷琳娜的信中說，“他們當著員警的面說出和喊出他們想要的一切，總的來說，他們表現出了巨大的道德力量，甚至包括機智。這群人和1月9日的請願者有天壤之別。”

並非所有城市暴力都是勞工運動日益激進化的結果。隨著法律和社會秩序的瓦解，從搶劫和謀殺到酗酒滋事和破壞公物，各種形式的暴力事件急劇升溫。說實話，既然員警擅離現場，公眾便投身暴力活動，他們在街上組成治安團，私刑處死罪犯。報紙每天都會報導幾十起這樣的“暴民法”案件，以及搶劫和謀殺案。另一類暴民則在街上轉悠，毆打學生和衣著考究的路人。還發生了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簡言之，整個國家似乎陷入了暴力和無政府狀態的漩渦。正如美國駐巴統領事所報告的那樣：

[俄國]充斥著動亂，到處都是革命、種族仇恨、戰爭、謀殺、縱火、搶劫、盜竊和各種犯罪……就目前來看，我們正走在通往徹底無政府主義和社會混亂的道路上……最糟糕的跡象之一是，在這種長期的無政府狀態下，公眾對犯罪變得越來越麻木不仁，大部分人對熟人或朋友被謀殺的消息無動於衷，而為非作歹則被視為司空見慣的事情。

由於許多歷史學家專注於有組織的勞工運動——以及他們被街壘上武裝工人的蘇聯神話所誘惑——這種革命中群眾性的日常暴力犯罪在研究中要麼被忽視，要麼令人費解地與工業鬥爭的暴力相混淆。然而，人們越是仔細觀察街道上的人群，就越難準確區分有組織的抗議形式——打著旗幟和唱著歌的工人遊行——與搶劫和暴力的犯罪行為。前者很容易——而且經常——滋生出後者。這不僅僅是“流氓”或罪犯加入勞工抗議活動，利用一時的混亂進行破壞、襲擊和搶劫的問題。這種行為似乎是勞工激進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彰顯平民群眾力量的一種手段，是掠奪財富、打倒特權的象徵。“受到驚嚇”的中產階級稱之為“流氓行徑”——暴民襲擊富人和權威人士、搶劫和破壞公物、醉酒鬥毆和暴亂——也可以很容易地被歸類為“革命行為”。在某種意義上，這就是他們的本質：1905-1917年的革命暴力就表現在這些行為中。驅動它的是對富人和所有當權人物的仇恨情緒，以及窮人和無產者維護自己並將街道據為己有的願望。從有產者的角度來看，“流氓”的“粗暴”和“野蠻”的行為——他們狂妄的穿著、醉酒和粗俗的語言、“無禮”和“放肆”——與革命群眾的相比，幾乎沒有什麼區別。這將成為所有革命黨，特別是布爾什維克的一個主要問題，他們試圖利用群眾暴力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這種暴力是一把雙刃劍，可能導致無政府主義，而不是可控制的革命力量。這將是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的“七月”和“十月”期間學會的教訓——暴力的恣睢肆虐與蘇維埃無產階級力量的英雄形象風馬牛不相及。

然而，如果說工廠工人手持槍支在街壘上為革命而戰的蘇聯神話有什麼真正的靈感，那就是1905年的總罷工。因為這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自發起義的典型例子。它始於9月20日，莫斯科印刷廠——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工人群體——為爭取更好的工資和工作條件而舉行罷工。罷工者與學生取得了聯繫，並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街頭示威，遭到了警方的鎮壓。工人們向員警投擲石塊，砸碎商店櫥窗，他們掀翻長椅、砍伐樹木以建立街壘。10月初，聖彼德堡和其他幾個城市的印刷廠都出來聲援他們的同志：中產階級家庭好幾個星期沒能收到報紙。緊接著，鐵路工人開始罷工。鐵路職工聯合會隸屬于工會聯盟，自夏天以來，工會聯盟就一直在討論發起全俄總罷工的想法，以推動政治改革。到10月10日，整個鐵路網實際上已經停止運營。其他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工廠、商店和運輸工人、銀行和辦公室職員、醫院員工、學生、講師，甚至聖彼德堡帝國劇院的演員——都出來支持這場實際上已經演變成反對專制的全國性罷工。城市陷入癱瘓。所有交通停止運行。夜晚燈光熄滅。電報和電話停止工作。商店關閉，櫥窗被釘上木板。食物變得稀缺。盜竊和搶劫失去了控制。鄉紳和資產階級對法律和秩序的崩潰感到害怕。當莫斯科供水系統開始出現故障時，人們陷入恐慌；有謠言說罷工者故意污染了水源。工人、學生和專業人士一起參加反對當局的遊行。許多示威活動最終以倉促建立街壘和與員警及哥薩克的暴力衝突而結束。示威者的政治訴求非常一致——召開一個由普選產生的立憲會議——這表明工會聯盟發揮了協調作用，也是工人自身的紀律性和組織性增強的標誌。

這最後一點與彼得堡蘇維埃有很大關係。“蘇維埃”一詞在俄語中是“委員會”的意思，而彼得堡蘇維埃實際上不過是為指導總罷工而成立的一個臨時性的工人代表大會。它的發起一部分歸功於工會聯盟，是其首先提出了這個想法，另一部分歸功於孟什維克，後者帶頭深入工廠組織工人。10月17日，562名工廠代表，其中大部分是鋼鐵工人，在自由經濟協會的大樓裡舉行集會，選出了一個由50名成員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其中包括來自三大主要社會主義政黨（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各7名代表。從一開始，它就具備了工人政府的地位和形式——1917年，它將再次浴火重生——並成為替代沙皇當局的權力來源。蘇維埃組織罷工，出版自己的報紙《消息報》——工人們熱切地傳閱，建立民兵組織，負責分配食品供應，並以此為榜樣激勵其他50個城市的工人建立自己的蘇維埃。孟什維克主導了彼得堡蘇維埃。他們將其視為自己意識形態的體現。相比之下，布爾什維克不信任工人階級的主張，敵視蘇維埃作為一個獨立的工人委員會的想法，儘管這無疑與他們自己對蘇維埃幾乎沒有多少影響力有關。甚至連11月初從流放地回來的列寧也沒有機會在蘇維埃發言，儘管在工人委員會所在的大樓裡，現在還有一張桌子，上面有一塊銘牌，聲稱他曾發表講話。

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名義上的主席是律師（也是未來的孟什維克）克魯斯塔列夫-諾薩。但列夫·托洛茨基才是背後真正的力量。他制定決議，並為《消息報》撰寫社論。在11月26日克魯斯塔列夫-諾薩被捕後，他也成了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是流血星期天之後第一個從流放地返回的主要社會主義領導人。他生活在形形色色的偽裝下，包括眼科醫院的病人，在護士給他洗腳的時候，他躺在床上起草革命宣言。大罷工期間，他以亞諾夫斯基的名字出現在蘇維埃，那是他出生的村莊名。他對工人階級起義的支援以及他在新聞報導中對自由主義者的精彩抨擊，無疑使他在1903年黨內大分裂之後更接近社會民主工黨的布爾什維克派。然而，從本質上講，他仍然是一個革命的孟什維克，正如喬治·丹尼克後來所回憶的那樣，在這個階段，他比任何人都更能“代表孟什維克主義”。

此時，沙皇的顧問們指望維特伯爵能力挽狂瀾，拯救國家於危難當中。然而，尼古拉本人卻依然滿不在乎。那年秋天，他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打獵上。“局勢的悲劇性在於，”一位朝臣在10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沙皇生活在一個徹頭徹尾的傻瓜天堂裡，認為自己還像以前一樣無遠弗界，無所不能。”10月9日，維特終於在冬宮受到接見。他毫不客氣地告訴尼古拉，這個國家正處於一場“一千年未有”之巨大革命的邊緣。沙皇只有兩個選擇：要麼任命一個軍事獨裁者，要麼進行重大改革。維特帶來了一份起草詔書的備忘錄，概述所需的改革：賦予公民自由；建立立憲制度；實行內閣制；以及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具有立法權的杜馬。這實際上是解放運動的政治綱領。改革的目的顯然是通過安撫自由派來孤立左派。維特強調，鎮壓只能是一個暫時的解決方案，而且是一種危險的解決方案，因為武裝部隊的忠誠值得懷疑，如果他們被用來鎮壓總罷工，他們可能會全體叛變。沙皇的大多數高級軍事顧問都同意維特的觀點，聖彼德堡總督特列波夫也是如此，他在宮廷中的影響力無出其右。尼古拉仍然不以為然，要求他的叔叔尼古拉大公承擔起獨裁者的責任。但大公是個性格梗直、直言不諱的人，他掏出一把左輪手槍，威脅說如果沙皇拒絕批准維特的備忘錄，他就當場開槍自殺。嗣後，皇后總是將俄國的“憲法”歸咎於大公。他的表演式政變無疑是她丈夫改變主意的決定性因素，因為大公是唯一有能力扮演獨裁者角色的人，只有當他站在改革的一邊時，沙皇才最終意識到鎮壓已不再是一種選擇，他同意簽署詔書（史稱《十月詔書》——譯注）。“我親愛的媽媽，”兩天后的10月19日，他寫信給瑪麗亞皇太后說，“你無法想像在那一刻之前我經歷了什麼……來自俄羅斯各地的人都在為之哭泣，為之乞求，在我周圍有許多人——非常多的人——都持相同的看法……除了自我犧牲，給予他們想要的東西，沒有第二條路。”

因此，打一開始，沙皇就極不情願扮演立憲君主的角色。尼古拉後來被描繪成一個“開明的沙皇”，“將民主引入俄國”，這個形象與事實南轅北轍，儘管沙皇政權的辯護者和後蘇聯時代俄國的懷舊者想讓我們接受這一說法。對於尼古拉這樣的專制者來說，他認為自己是按照古老的拜占庭傳統進行統治的，沒有什麼比被維特這樣的官僚（他只是一介“商人”，而且是一個前“鐵路職員”）強迫給予他的臣民公民權更深的羞辱了。即使是1917年最終的退位——他說他簽署該法案是為了不被迫放棄他維護專制原則的加冕誓言——對他來說也沒有那麼痛苦。維特後來聲稱，宮廷的目的是利用他的宣言作權宜之計，一旦危險過去，宮廷又打算恢復其專制的老路。他幾乎一語成讖，到1906年春天，沙皇已經開始反悔去年十月作的承諾了，聲稱《十月詔書》實際上並沒有限制他自己的專制特權，只是限制了官僚機構。

《十月詔書》的發佈在街上引起了歡呼。儘管天氣陰雨綿綿，仍有大批民眾聚集在冬宮前，他們高舉一面巨大的紅旗，上面寫著“集會自由”。他們肯定意識到，他們終於成功完成了同胞們在1月9日未竟的事業。畢竟，流血星期天並沒有白費。在莫斯科，5萬人聚集在莫斯科大劇院前。官員和社會名流佩戴紅袖章，高唱《馬賽曲》，聲援工人和學生。總罷工結束，宣佈特赦部分政治犯，人們欣喜地感覺到，俄羅斯現在正邁向一個西方憲政主義的新時代。用一位自由主義者的話說，整個國家“像炎炎夏日裡滿是蜜蜂的大花園一樣熱鬧”。隨著舊的審查制度終結，報紙上充斥著許多針砭時弊的社論和揭露國家統治者醜陋面目的漫畫。色情製品也突然繁榮起來，大膽挑戰新法律的局限性。在基輔、華沙和其他帝國都城，由於俄羅斯化政策的中止，催生出大量新的、使用當地居民語言的出版物。政治集會在街頭、廣場、公園等所有的公共場所舉行，因為人們不再害怕被捕。此時發明了一個聽起來很像外國語的新詞——全民參政（mitingovanie）——用來描述這些新生公民對集會的狂熱。涅瓦大街成了一個演說角，一個街道上的人民議會，演講者們站在桶上，或緊緊抓住路燈柱，巨大的人群會立即聚集過來聽他們講話，並爭搶他們散發的傳單。社會主義領導人從流放地歸來。新的政黨成立了。人們談論著一個新俄羅斯的誕生。這就是自由最初那段激情燃燒的日子。

【1】 1月底，加邦出現在日內瓦，在那裡他與流亡的革命者打成一片。他們的理論爭論趣出了他的理解範圍，在國際聲譽的誘惑下，他很快就前往倫敦寫自傳。在使自己成為名人之後，加邦對革命運動不再有任何用處。12月，他回到俄國，支持維特政府，甚至與秘密員警合作反對社會主義者。1906年3月，他被秘密員警的特工殘忍地殺害了，原因不明，其中包括他最親密的夥伴，後者曾在1月9日將他從達納爾瓦大門屠殺中解救出來。

【2】 到1905年底，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可能各自擁有1萬名左右的黨員，儘管在這個早期階段，黨員身份還沒有明確界定。關於1905年的社會革命党黨員人數，目前還沒有可靠的資料。但到1906年11月，有5萬名黨員，而兩個馬克思主義派別總共有4萬名黨員。

【3】由於這些工會是由專業人士帶頭組建的，其他藍領工會，甚至在共產主義的俄羅斯，繼續被稱為“職業工會”，而不是貿易或工業工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