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雾的早晨

上学很波折，毕业也很晚，一直觉得没接触过什么太复杂的社会，遇到的人，遇到的事，大多都是善良友好。但做过一些离奇的人生选择，也借此心安理得地允许自己和身边人多多少少有一些时差和疏离，习惯自己是和主流不大一样的人，不敢太享受自由。平常和人离得远，关注的议题和时代离得也远，在大部分时候保持不体面的怪诞或沉默，甚至要刻意地试图「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因此也被人质疑、批评、或「看穿」。那是一个让我舒服的常态，是更漫长的青春期，我也因此承载了一点关注，受到一点喜欢，并且借此把自己推得离常态更远，把自己保护得更严密。

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有运气的成分，有时代的印记，总之，我被造就成了一个充满善意的过路人。很难融入大的团队，对完全商业社会疑虑重重，谨慎地做一些自己完全可控的事情，对客观的标准和市场的走向、需求视而不见，或有时假装视而不见，并艰难地、如履薄冰地达到某种自洽和平衡。

在生活里，在与人的情感中，我也是一个下意识退后的姿态，只是被社会化得太好，第一反应还是要礼貌、热情、好奇、和善，但脚步在迈出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后撤的姿态。我很长一段时间的理想状态，是退居某种隐喻意义上的田园，我对自己的期望仍是在不被打扰的寂静处走得更深，而不是在喧嚣凶猛的地方走得更远。

虽然听起来也许稍显消极，但我并不因此斥责或质疑自我——我仍然更偏向于凭借文学性、诗意的瞬间决定人生走向，而不是被某种或某些固有的社会身份定义。我仍然爱虚构多于非虚构。我仍然总是在退后的时候感到无限的平静。我仍然试图最大化保有自我，哪怕它有时候代价巨大。只是，和过去那个熟悉的自己比起来，最近的我可能没那么在意「自洽」这件事了。

我很喜欢思考「做自己」这个概念，它被过度的商业化，以至于最早被提出时的本意已经模糊，但有趣的是，在每个不同的层面去注视它，都有完全不同甚至迥然相反的解读。现在的我，想给它的一个新的、我所认同的方向——「做自己」有一种解读角度，是”be less self-conscious.“

「自我意识」在英文的语境里，有时会有一种偏负面的意向——自我意识如果过剩，是会捆绑和束缚人的，很多时候，它是社会观念潜入到脑中，指向人的自我审视和自我责备。它的危险之处在于人们常常把它内化得过于彻底，以至于我们甚至看不出它有时并不完全来自「自我」，而是来自「他人」的视角，从而成为一种障碍，让人画地为牢。如果不好理解，每当你想做一件事的时候，脑中会出现的「这样是不是不大好」的声音，大多并不来自第一人称的自我，而是想象中的他者。它当然会引导人做出理智成熟、更被想象中的观众所认可的选择，但自我意识一旦过剩，人也会变得思虑过度、害羞扭捏。

类似波伏娃说女性是第二性，就是形容她们总在想象被第一性观看，是为「他者」服务的，社会观念削弱了她们的主体性。时代发展到现在，关注与名气更易得，这已经不再仅仅是两性之间的矛盾了，而是每个生活在社会景观里、同时又想活出自我的人都在挣扎的一个母题。

如果我把自我比喻为表演者，把外界的他者比喻为观众，把在社会视线中的一切行动比喻为表演。我总想象过去那个努力保持自洽平静的自我，是在仅仅为那些爱我、在意我的观众表演——这已经是克服了「我在为所有人表演」的心态，但还是不够。它仍然满足的是他人的期待，哪怕这个他人的目光是善意的、温和的、值得驻足的、对人的发展有益处的。在想象有人注目的环境中，自我仍然是向内收缩的，叙事仍然是试图要朝向一个公认的好的标准发展的，形象仍然是完整的、它仍是一个安全、自洽、收敛形态的自我。

那么理想状态是什么呢——我试着去想象它。恶意或者善意，被爱或者不爱，都不重要。去做舞台上的表演者，光打下来的时候四周是黑的，最好没有观众，哪怕有也是暗掉的、不被注意的，或是像博尔赫斯所说，「有五百个同时代的个人这件事并不重要，因为我不是对某种多头的怪我讲话。不，我是对这些个人的每一位讲话，因为如果我是当这五百人发言的话，我们其实是两个人：他和我。」——个体是唯一真实的。被内化的、想象中的群体的意识、观众的朝向、社会的目光，都是假的。舞台上允许快乐，允许冲突，允许痛苦，允许媚俗，允许失败，允许美丽，允许丑陋，允许意气风发，允许愚蠢至极。

让社会笼罩我却不奴役我，让时代流过我却不渗透我，让观众看见我却不塑造我，我是展开的，也是坚固的。「自我」的舞台在观众席消失之后，才亮起来。祝我获得不看观众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