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类主义思想史】其二：推测，科幻小说，与20世纪极权主义

在1923年，英国著名的生化学家霍尔丹(J.B.S.Haldane)发表了一篇名为《代达洛斯：科学与未来》 （ Daedalus: Science and the Future）的散文，在文中他提到，如果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基因，这将会极大地造福人类。他因此构想了一个更加富裕，使用清洁能源且其储量极大丰富，基因技术被用来改造人类使其更高大、更健康、更聪明的未来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体外人工培育随处可见。他还对现今称作“诉诸厌恶”（yuck factor)的主张做出了评价

任何物件（physical)或化学发明家都是一名普罗米修斯。但凡称得上伟大的发明——从火到飞行——没有一个不曾被视作对神的冒犯。但如果所有物件与化学发明都是一种渎神行为的话，那么所有生物层面的发明就是一种歪曲（perversion）。任何国家的观察家，在第一次面对一个闻所未闻的发明时候，都会觉得它是不适宜且不自然的。[1]

霍尔丹的散文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引发了一系列面向未来的讨论，这其中就包括了伯纳尔（J.D.Bernal)写于1929年的《世界，肉体和魔鬼》（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Devil），他在文中探讨了星际殖民、生物植入以及利用先进的社科与心理学（知识）进行的精神强化。哲学家、科幻小说作家奥拉夫·斯塔普雷顿（Olaf Stapledon）的一系列著作[2]。以及罗素发表于1924年的《伊卡洛斯：科学的未来》（Icarus: the Future of Science）。罗素的观点相比霍尔丹要来的悲观，他认为如果世界上没有足够善意来制衡技术发展的话，技术所带来的力量只会被用作加强人们伤害他者的能力[3]。像威尔斯（H.G.Wells)和斯塔普雷顿这样的科幻作家的作品促使很多人开始思考人类这一物种的未来进化问题。

阿道司·郝胥黎（Aldous Huxley）于1932年出版的《美丽新世界》对有关人类技术转型的讨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少有其它的小说足够与之相提并论（一个可能的例外是玛丽·雪莉写于1818年的《弗兰肯斯坦》）。郝胥黎在书里描绘了一个由十位世界元首（world controller）操控的，通过利用心理制约（conditioning）、滥交、生物技术以及一种名为“ 唆麻（soma）”的阿片类药物来维稳的种姓社会，一个彻底的反乌托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儿童在生育诊所里被批量的制造培养。在他们的发育过程里，低种姓们被以化学或剥夺氧气的方式限制了肉体及精神上的发育可能。出生伊始，所有种姓的成员就被灌输为其打造的阶级制约，录好的“福特主义”教义在他们的睡梦里一遍遍的重复，使其在潜意识里完全认同自己被分配的阶级。

常被人们拿来与《美丽新世界》作比较的另一部反乌托邦小说是乔治·奥威尔（Georege Orwell）的《1984》。与《美丽新世界》相比，《1984》里来自“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监视，暴力的警察机关所带来的压迫要来的的更明显一些。和“老大哥”相比，赫胥黎笔下的世界元首更依赖诸如”先定“（bio-engineered predestination）[4]，唆麻，心理制约这样“人道的手段”来消除个体思想。官方提倡从众心态（herd-mentality）与滥交行为，打击高雅艺术，个性，史学（history knowledge）与爱情。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1984》还是《美丽新世界》都没有利用技术拓展人类的能力。恰恰相反，社会的建立就是为了压制人类的全面发展可能。这两个反乌托邦社会都因担心破坏社会的平衡而限制了科技的发展。无论如何，《美丽新世界》已然成为“技术可以被用来促进社会顺从（social conformism）和满足底层需求（shallow contentment）”这一观点的标志。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不只是种族主义与右翼思想追随者，另一批左倾的进步主义者（social progressive）也开始担忧医学和社会安全网（social network net）会对人类基因库带来怎样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社会的进步，一批早该被淘汰的“不合适”个体得以生存于这个世界，这引发了他们对于人种质量下降的担忧。结果就是，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丹麦，芬兰还有瑞士）各自推行了国家级的优生法规，它们多多少少都侵犯了到个体的权力。在1907年至1963年间，美国有超过64000人因为优生法规被强制绝育。法规主要针对精神疾病患者，但聋哑人，盲人，癫痫患者，肢体畸形者，孤儿甚至无家可归者也会被当作目标。尽管现在这些做法广受谴责，但这个波及范围甚广的强制绝育措施在纳粹德国系统性的百万级屠杀面前，只是小巫见大巫。

大屠杀在人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疤痕。为了不让历史重演，大多数人都会对任何可能与纳粹意识形态有牵扯的观念产生本能的排斥。（然而，我们必须牢记，历史总会重演。在1994年，全世界对卢旺达发生的大屠杀袖手旁观，八十余万非洲人在这场屠杀里被夺走了生命）因为这些曾打着优生旗号而犯下的罪行，人们不再相信任何形式的优生运动，虽然一些相对温和的优生政策在彻底废除前仍被执行了许多年。试图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来建造美好新世界的愿景已然成为了过去式。斯大林主义式的专制再次强调了极权空想主义的危险。

在战后年代，许多曾对集体规划的社会变迁（collectively orchestrated social change）抱持怀疑态度的乐观未来主义者，将对科技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了诸如太空旅行，医疗和计算机这样的全新领域，它们似乎指向了一条通往更好世界的道路。关注点的转移在侧面也反映了这些领域的惊人发展速度。科学终于赶上了思索的脚步。昨日的科幻小说已然成为今日的事实——或者至少进入了一个可被预期实现的中期前景。

这一时期对超人类主题的思辨主要来自科幻小说。像阿瑟·克拉克，阿西莫夫，海因莱茵，莱姆这样的作者在他们作品里探索了诸如技术发展会如何深刻改变人类处境这样的问题。

阿道司·赫胥黎的兄弟，杰出的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应该是第一个使用“超人类主义”这个词汇的人，他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一任总干事，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的创始人，他写道：

如果愿意的话，人类完全可以超越自身 —— 不是零星地，一个人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一个人在那里用那样的方式 —— 而是以一个整体，一个物种的方式超越自身。我们需要给这样一个新兴的信仰起一个名字。也许超人类主义能传达这层意思：人类还是人类，但在意识到作为人类的全新可能性后，人类超越了自己。[5]

译注：

[1] 关于赫胥黎的“诉诸厌恶”可参考《科学美国人》于1995年的一篇小短文，大意即我们可以接受“试管婴儿”这样的体外孕育方式，却出于我们对某事感到厌恶的前提——比如从流产的胎儿那里提取卵子 —— 而主张这样做是错误的。

[2] 据维基百科，他写于1937年的《造星者》（Star Maker）包含了首次对戴森球的已知描述，预告了超人类主义的到来。

[3] 非常建议的一篇拓展阅读，科学史专家刘钝写的这篇代达罗斯对伊卡洛斯，很好的介绍了霍尔丹与罗素之间的这场辩论。

[4] 维基百科：“ 即在“出生”前便以各种人为方式控制其生理发展，乃至于影响其日后之心理发展。并搭配严格的阶级制度，使不同阶级的人在生理层面不仅在外表（如身高、肤色等等）、工作环境适应（如爱普西隆特别适应高温、粗活多的工作环境），乃至于智力皆有显著不同。 ”

[5]（有点可惜，作者在这里就蜻蜓点水式的写了一下黄金时代（此断代有争议）的几位重量级作家。我个人认为这一时期的主题词是当是“飞升”，一种更高存在的生命形式，是克拉克在《童年的终结》里的人类意识共同体，是《2001太空漫游》里的星孩，是《索拉里星》里的索拉里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