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红墙大院六年后，我才能下笔写出“一块红布”

北京的玉兰花开了。林震打算睡在办公室里。他的家在昌平，从单位回家接近两个半小时。每当下班后有什么活动，他都会在办公室里搭张床，节省出往返近五个小时的时间。他令人想起另外两位“小林”——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的小林，小说《一地鸡毛》里的小林。

两个“小林”，创作时间横跨了35年。前者发表于“百花齐放”的1956年，后者是九十年代初“新写实主义”的代表。如果说1956年组织部里的“小林”象征着某种理想，那么1991年国家某部委的“小林”则意味着某种妥协。而这两种矛盾的心态，也正体现在今天的国家公务员林震身上。

理想

林震的情绪还不错——比起几年前。那时他刚刚考上国家公务员，起点是很多基层公务员一生也未必够得上的职级，主任科员。但是，“一日看尽长安花”之后，工作并不令人开心。

领导召集新来的同志们“聊一聊”，鼓励大家敞开心胸提意见。这也是“走群众路线”。小林准备了一份2000字的发言稿，他刚刚读了一些韦伯关于科层官僚制的理论，希望结合工作中的实际，呼吁领导关注官僚主义问题。

好在他不是第一个发言。坐在他前面的同事，没有人提任何意见，都是在认真地、诚恳地感激领导的教诲，虽然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他。终于，一位男同事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他投诉单位的图书馆午休时间关闭，而他很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充电。小林紧张了。他把发言稿删去了四分之三，其实，最后相当于只念了一段理论。

他没什么事，投诉图书馆的同事还是遭殃了。图书馆管理员们对其群起而攻之，她们多是根基深厚的家属，工龄超过20年，午休习惯也超过20年，并不想因为某一个新来的人改变什么。这一点，领导也清楚。

图书馆中午依然闭馆。

这很像王蒙小说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桥段。被选拔进组织部的青年教师“小林”，调查发现麻袋厂厂长王清泉存在严重的工作问题，反映上去，却被副部长刘世吾、韩常新打了“太极”。22岁的“小林”一心照着“治病救人”的信念办事，终而迷失在文山会海和经验丰富的领导的“推手”里。

现代科层官僚制是一个严密的机器。借着科层式行政干部管理的合法性支配，它理性地表现为“持续性的、受到法规拘束的公务经营机构”。这个严密的机器由官吏操作经营，理论上，他们无权占用行政的技术资源，只许凭借客观化的专业资格获得雇用，处理公务必须符合条文规定，面对当事人也要一视同仁。

科层官僚制是特属于现代的支配形式，结合了理性资本主义、货币经济、集行政与军事权力于一身的国家等事物，现代化的科层官僚组织才真正成立。

不过，这种理性化的支配形式有一个同样“理性化”的前提。在共同利益的捆绑下，一个集体的成员只有对领导者的命令习惯性服从，才能参与支配并分得利益。因此，“对上负责”才是整个制度里最为心照不宣的规则。向上的“提级”才是整个系统中最核心的目标。

更高的级别，意味着更高的自由。所有因“人微言轻”造成的压抑、痛苦和焦虑，都将会在“提级”的那一天得到释放——不动声色的那种。

一旦喜怒形于色，就会授人以柄。最初，林震收到快递包裹，还喜欢拉着办公室的人一同“品鉴”，聊聊新买的“宝贝”如何。这份简单的喜悦被直属领导看在眼里，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别看你现在买这买那还挺开心，等以后有了孩子，有你发愁的时候。”

林震发现直属领导并不喜欢自己。冷嘲热讽常有，针对性是明确的，但内涵是含混的，往往还扣有几顶无可辩驳的大帽子。这让他很难受。一年过去了，他渐渐想开了。“反正你也不能辞退我，我有什么可损失的。”

世故

“小林在单位混了这么多年，已不像刚来单位时那么天真，尽说大实话；在单位就要真真假假，真亦假来假亦真，说假话者升官发财，说真话倒霉受罚。”

这是刘震云在小说《一地鸡毛》中的感慨。《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北大毕业，分到国家某部委。单位里，久经世故的张局长、老孙、老何、老乔，表面上一团和气，背地里暗流涌动，谁也不是“省油的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亲密友好的同事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将办公室政治“发扬光大”成一门独特的“艺术”。

林震也懂。

过去的升迁，“优中选优”，隐藏着一定的“操纵空间”。为了杜绝这一类现象，如今的“提级”按部就班：够资格，够年头，自然就有盼头。虽然这样的企盼也许一直延续到退休。而且，在长期博弈的环境里，撕破脸是短视的行为，人们必须保持最大程度上的“貌合”，而不用在意背后的“神离”。

“脸对脸”，笑脸相迎；“背靠背”，仇恨入骨。黄建新也曾在电影《脸对脸，背靠背》里深刻表现了这一官场哲学。隐藏自己的欲望，掩饰自己的情绪，退三步进一步，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段，应对世事无常。

下属不会得罪领导。同时，即使是领导，也不能随意抨击下属。因为，一旦关系搞僵，就会有其他部门的人“看笑话”，认为其没有能力管理下属，没有能力处理人际关系。

林震回忆起一次“看笑话”的经历。有一年初秋忽然刮起狂风，刮倒了单位院子里的大树。树也不算新栽上的，只是因为早年间挖防空洞，院子底下几乎是空的，树根扎得太浅了。这一倒，压扁了车位上的小轿车。整个单位的人“蜂拥而出”，全部挤在窗前看“大树将倾”，发现自己的车没有被砸的人和没有开车的人，最后一起哈哈大笑。

常年“近身搏斗”，人与人之间难免多生龃龉。而能够“看笑话”的时刻，往往是人们能够卸下心防、淹没在大多数人里释放感情的机会。因此，在机关单位，很少有人会放弃这样的宣泄机会，放弃和其他人一起享受“与我无关”“有人倒霉”的“快乐”。

因为，做严丝合缝的制度里的一颗螺丝钉，没有感情，更没有激情。选拔、考核、职级是一套井然有序，几乎完美的规则。每个人都严格遵照规则工作，无穷无尽地开会，做永远做不完的材料，长期的规训下，人们已经养成了“习惯性敬业”的态度。这种“对工作负责”的虔敬，对“政治红线”的熟稔，对“身败名裂”的恐惧，已经内化为所有人的血肉，并且惊人的一致。

林震记得刚来单位时，也有人“八卦”过去某位领导的“作风问题”。但明显的是，近几年“风清气正”，作风问题销声匿迹。人们像“自我阉割”一样，抹除了自己的性别痕迹。林震说，“螺丝钉是没有性别的。”

然而，“螺丝钉”却有一些“代际”的差别。林震是八零后，他发现一种普遍性的情况：九零后同事们更“吃得开”——仿佛没有经历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小林”那样理想破灭的挣扎。他们如鱼得水地适应规则，并游刃有余地游走在规则的缝隙里。他们分得清任何一种该说话、不该说话或该说什么话的场合，为自己仅有但重大的福利——分宿舍、分房而不着痕迹地全力争取。

分裂

林震觉得自己是分裂的。

一方面，他要在这套表面明确、内在充满玄机的规则下谨慎地生存，并维持自己身份性的荣誉；一方面，他鄙夷自己变得世故圆滑，人情练达，说些言不由衷的话，办些严格圈定、权责明确但琐碎无聊的事。

他并不怀疑整个政治制度的价值，甚至说得上喜欢。即使它过于形式主义。

偶尔也会有成就感。他做的研究报告，调查扎实，真真正正反映了一些中国当下的问题，并得到了极高级别的领导的重视。

走在五四大街上，他会想起自己来到这里的初衷。那些澎湃的激情，改变现实的热望，为一种信仰甘愿牺牲的恒心，仿佛昨天还在他的身上。而在短暂的公务员生涯之后，激情像潮水一样退去，茫然蔓延到全身。他依然在努力，却不知为什么而努力。

刚开始的时候，林震觉得是领导的问题。但是很快，他发现领导像《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的刘世吾一样，爱说“就那么回事”，实际内心细腻浪漫，甚至喜欢屠格涅夫，梦想着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想去作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红血球，或者作一个花匠，专门培植十样锦”……领导也有像他这样理想主义的过去。

科层官僚制的威力是隐形的，它不关注自身中的任何个体，但是，正是因为它的结构性存在，和现代各种政治制度的契合，导致了一种“所有人都是受害者”的悲剧。

马克思曾判断无产阶级革命后，科层制将不复存在。然而，计划经济式的国家倾向于以行政机关的强制方式，压制各个利益团体的活动，这为各种各样的利害斗争大开方便之门，也奠定了“新阶级”的基础——一个基于行政管理的食利阶层逐渐壮大。而且，专业知识和专业资格越来越得到管理层上的依赖，这也是现代国家的对理性化程度的依赖。

科层官僚制的结构性问题，也许可以借公社式的自我管理而减轻，但绝非可以根治。虽然防患于未然的办法越来越多，如官员的选举罢免、缩短任职期限、轮调、抽签决定去留、严格的委任命令制等等，都想减少专业知识的权力地位，扩大社会关系的开放，减少支配的力度，但是，专业的知识，正好可以成为这些解决办法的最佳参与者。

俄国的十月革命就印证了这种判断。即使是“社会主义式”的理性生活规划，正因为力求合理，最终还是免不了要承认专业资格的重要性，依然制造出了依职业身份划分的阶层。同时，伴随着与日俱增的绩效压力，科层官僚制再度姗姗上位。

科层官僚制有超出某一个政治制度的意义。它也只是整个生活世界理性化的一个缩影。只要现代文化变得更加复杂而不是变得简单，现代分工变得专业化而不是反专业化，只要“专家”或“专业人士”依然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那么目标理性与形式理性就不会分离，科层官僚制还会是最“合理”的支配形式。

这是现代世界链条上的一环，用来砸碎锁链的东西，很快将成为这个链条上新的一环。反对这条锁链的斗争，也将在同一条锁链上展开。

官僚制是管理的制度，不可能通过“解放”而被象征性地克服：人不可能摆脱管理及其背后的法律，因为这些东西似乎就是自由的最终保证。

飘着玉兰花香的单位墙外，林震说他很喜欢一首歌，写着他螺丝钉的命运。里面有几句歌词是，“我不能走也不能哭，因为我的身体已经干枯。我要永远这样陪伴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