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红墙大院六年后,我才能下笔写出“一块红布”
北京的玉兰花开了。林震打算睡在办公室里。他的家在昌平,从单位回家接近两个半小时。每当下班后有什么活动,他都会在办公室里搭张床,节省出往返近五个小时的时间。他令人想起另外两位“小林”——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的小林,小说《一地鸡毛》里的小林。
两个“小林”,创作时间横跨了35年。前者发表于“百花齐放”的1956年,后者是九十年代初“新写实主义”的代表。如果说1956年组织部里的“小林”象征着某种理想,那么1991年国家某部委的“小林”则意味着某种妥协。而这两种矛盾的心态,也正体现在今天的国家公务员林震身上。
理想
林震的情绪还不错——比起几年前。那时他刚刚考上国家公务员,起点是很多基层公务员一生也未必够得上的职级,主任科员。但是,“一日看尽长安花”之后,工作并不令人开心。
领导召集新来的同志们“聊一聊”,鼓励大家敞开心胸提意见。这也是“走群众路线”。小林准备了一份2000字的发言稿,他刚刚读了一些韦伯关于科层官僚制的理论,希望结合工作中的实际,呼吁领导关注官僚主义问题。
好在他不是第一个发言。坐在他前面的同事,没有人提任何意见,都是在认真地、诚恳地感激领导的教诲,虽然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他。终于,一位男同事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他投诉单位的图书馆午休时间关闭,而他很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充电。小林紧张了。他把发言稿删去了四分之三,其实,最后相当于只念了一段理论。
他没什么事,投诉图书馆的同事还是遭殃了。图书馆管理员们对其群起而攻之,她们多是根基深厚的家属,工龄超过20年,午休习惯也超过20年,并不想因为某一个新来的人改变什么。这一点,领导也清楚。
图书馆中午依然闭馆。
这很像王蒙小说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桥段。被选拔进组织部的青年教师“小林”,调查发现麻袋厂厂长王清泉存在严重的工作问题,反映上去,却被副部长刘世吾、韩常新打了“太极”。22岁的“小林”一心照着“治病救人”的信念办事,终而迷失在文山会海和经验丰富的领导的“推手”里。
现代科层官僚制是一个严密的机器。借着科层式行政干部管理的合法性支配,它理性地表现为“持续性的、受到法规拘束的公务经营机构”。这个严密的机器由官吏操作经营,理论上,他们无权占用行政的技术资源,只许凭借客观化的专业资格获得雇用,处理公务必须符合条文规定,面对当事人也要一视同仁。
科层官僚制是特属于现代的支配形式,结合了理性资本主义、货币经济、集行政与军事权力于一身的国家等事物,现代化的科层官僚组织才真正成立。
不过,这种理性化的支配形式有一个同样“理性化”的前提。在共同利益的捆绑下,一个集体的成员只有对领导者的命令习惯性服从,才能参与支配并分得利益。因此,“对上负责”才是整个制度里最为心照不宣的规则。向上的“提级”才是整个系统中最核心的目标。
更高的级别,意味着更高的自由。所有因“人微言轻”造成的压抑、痛苦和焦虑,都将会在“提级”的那一天得到释放——不动声色的那种。
一旦喜怒形于色,就会授人以柄。最初,林震收到快递包裹,还喜欢拉着办公室的人一同“品鉴”,聊聊新买的“宝贝”如何。这份简单的喜悦被直属领导看在眼里,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别看你现在买这买那还挺开心,等以后有了孩子,有你发愁的时候。”
林震发现直属领导并不喜欢自己。冷嘲热讽常有,针对性是明确的,但内涵是含混的,往往还扣有几顶无可辩驳的大帽子。这让他很难受。一年过去了,他渐渐想开了。“反正你也不能辞退我,我有什么可损失的。”
世故
“小林在单位混了这么多年,已不像刚来单位时那么天真,尽说大实话;在单位就要真真假假,真亦假来假亦真,说假话者升官发财,说真话倒霉受罚。”
这是刘震云在小说《一地鸡毛》中的感慨。《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北大毕业,分到国家某部委。单位里,久经世故的张局长、老孙、老何、老乔,表面上一团和气,背地里暗流涌动,谁也不是“省油的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亲密友好的同事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将办公室政治“发扬光大”成一门独特的“艺术”。
林震也懂。
过去的升迁,“优中选优”,隐藏着一定的“操纵空间”。为了杜绝这一类现象,如今的“提级”按部就班:够资格,够年头,自然就有盼头。虽然这样的企盼也许一直延续到退休。而且,在长期博弈的环境里,撕破脸是短视的行为,人们必须保持最大程度上的“貌合”,而不用在意背后的“神离”。
“脸对脸”,笑脸相迎;“背靠背”,仇恨入骨。黄建新也曾在电影《脸对脸,背靠背》里深刻表现了这一官场哲学。隐藏自己的欲望,掩饰自己的情绪,退三步进一步,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段,应对世事无常。
下属不会得罪领导。同时,即使是领导,也不能随意抨击下属。因为,一旦关系搞僵,就会有其他部门的人“看笑话”,认为其没有能力管理下属,没有能力处理人际关系。
林震回忆起一次“看笑话”的经历。有一年初秋忽然刮起狂风,刮倒了单位院子里的大树。树也不算新栽上的,只是因为早年间挖防空洞,院子底下几乎是空的,树根扎得太浅了。这一倒,压扁了车位上的小轿车。整个单位的人“蜂拥而出”,全部挤在窗前看“大树将倾”,发现自己的车没有被砸的人和没有开车的人,最后一起哈哈大笑。
常年“近身搏斗”,人与人之间难免多生龃龉。而能够“看笑话”的时刻,往往是人们能够卸下心防、淹没在大多数人里释放感情的机会。因此,在机关单位,很少有人会放弃这样的宣泄机会,放弃和其他人一起享受“与我无关”“有人倒霉”的“快乐”。
因为,做严丝合缝的制度里的一颗螺丝钉,没有感情,更没有激情。选拔、考核、职级是一套井然有序,几乎完美的规则。每个人都严格遵照规则工作,无穷无尽地开会,做永远做不完的材料,长期的规训下,人们已经养成了“习惯性敬业”的态度。这种“对工作负责”的虔敬,对“政治红线”的熟稔,对“身败名裂”的恐惧,已经内化为所有人的血肉,并且惊人的一致。
林震记得刚来单位时,也有人“八卦”过去某位领导的“作风问题”。但明显的是,近几年“风清气正”,作风问题销声匿迹。人们像“自我阉割”一样,抹除了自己的性别痕迹。林震说,“螺丝钉是没有性别的。”
然而,“螺丝钉”却有一些“代际”的差别。林震是八零后,他发现一种普遍性的情况:九零后同事们更“吃得开”——仿佛没有经历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小林”那样理想破灭的挣扎。他们如鱼得水地适应规则,并游刃有余地游走在规则的缝隙里。他们分得清任何一种该说话、不该说话或该说什么话的场合,为自己仅有但重大的福利——分宿舍、分房而不着痕迹地全力争取。
分裂
林震觉得自己是分裂的。
一方面,他要在这套表面明确、内在充满玄机的规则下谨慎地生存,并维持自己身份性的荣誉;一方面,他鄙夷自己变得世故圆滑,人情练达,说些言不由衷的话,办些严格圈定、权责明确但琐碎无聊的事。
他并不怀疑整个政治制度的价值,甚至说得上喜欢。即使它过于形式主义。
偶尔也会有成就感。他做的研究报告,调查扎实,真真正正反映了一些中国当下的问题,并得到了极高级别的领导的重视。
走在五四大街上,他会想起自己来到这里的初衷。那些澎湃的激情,改变现实的热望,为一种信仰甘愿牺牲的恒心,仿佛昨天还在他的身上。而在短暂的公务员生涯之后,激情像潮水一样退去,茫然蔓延到全身。他依然在努力,却不知为什么而努力。
刚开始的时候,林震觉得是领导的问题。但是很快,他发现领导像《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的刘世吾一样,爱说“就那么回事”,实际内心细腻浪漫,甚至喜欢屠格涅夫,梦想着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想去作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红血球,或者作一个花匠,专门培植十样锦”……领导也有像他这样理想主义的过去。
科层官僚制的威力是隐形的,它不关注自身中的任何个体,但是,正是因为它的结构性存在,和现代各种政治制度的契合,导致了一种“所有人都是受害者”的悲剧。
马克思曾判断无产阶级革命后,科层制将不复存在。然而,计划经济式的国家倾向于以行政机关的强制方式,压制各个利益团体的活动,这为各种各样的利害斗争大开方便之门,也奠定了“新阶级”的基础——一个基于行政管理的食利阶层逐渐壮大。而且,专业知识和专业资格越来越得到管理层上的依赖,这也是现代国家的对理性化程度的依赖。
科层官僚制的结构性问题,也许可以借公社式的自我管理而减轻,但绝非可以根治。虽然防患于未然的办法越来越多,如官员的选举罢免、缩短任职期限、轮调、抽签决定去留、严格的委任命令制等等,都想减少专业知识的权力地位,扩大社会关系的开放,减少支配的力度,但是,专业的知识,正好可以成为这些解决办法的最佳参与者。
俄国的十月革命就印证了这种判断。即使是“社会主义式”的理性生活规划,正因为力求合理,最终还是免不了要承认专业资格的重要性,依然制造出了依职业身份划分的阶层。同时,伴随着与日俱增的绩效压力,科层官僚制再度姗姗上位。
科层官僚制有超出某一个政治制度的意义。它也只是整个生活世界理性化的一个缩影。只要现代文化变得更加复杂而不是变得简单,现代分工变得专业化而不是反专业化,只要“专家”或“专业人士”依然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那么目标理性与形式理性就不会分离,科层官僚制还会是最“合理”的支配形式。
这是现代世界链条上的一环,用来砸碎锁链的东西,很快将成为这个链条上新的一环。反对这条锁链的斗争,也将在同一条锁链上展开。
官僚制是管理的制度,不可能通过“解放”而被象征性地克服:人不可能摆脱管理及其背后的法律,因为这些东西似乎就是自由的最终保证。
飘着玉兰花香的单位墙外,林震说他很喜欢一首歌,写着他螺丝钉的命运。里面有几句歌词是,“我不能走也不能哭,因为我的身体已经干枯。我要永远这样陪伴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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