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歐亞：香港報刊抗戰文藝資料翻譯與選輯（1937-1945）》新書對談── 協商、重構與超越 講座紀錄
文｜施勁超
文學碩士畢業後，因為需要一邊進修教育文憑，一邊作為日校教師的緣故，與學術研究、評論的距離愈來愈遠，一直都想下定決心，重拾研究議題、寫作論文的一團火。難得星期六下午（8月10日），趁鄺可怡教授在尖沙咀商務印書館圖書中心，與張歷君教授、鄭政恆先生，與從台灣回港的陳智德教授舉行新書對談會，如此良機，又豈可錯過呢？
新書對談對不同背景的讀者各有不同影響，對我而言，抗戰文藝不是我的研究領域，然而短短兩個小時之間，我便概要認識了這個課題、知曉學者們的思路和見解，兼且回憶起當年攻讀文學碩士時的美好時光，一舉多得，上了寶貴的一課！
《跨越歐亞：香港報刊抗戰文藝資料翻譯與選輯（1937-1945）》（下稱《跨越歐亞》）分為甲、乙兩編，以30-40年代香港淪陷前的報刊——《星島日報．星座》和《大公報．文藝》為主要研究對象，以五大主題、十個方向選輯報刊材料，讓資料「說話」。鄺可怡教授追憶前人如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著《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1927-1941）》、盧瑋鑾和鄭樹森主編的《淪陷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1941-1945）》（探討葉靈鳳、戴望舒）的努力，慨嘆研究、整理淪陷時期史料之艱辛。鄺教授先以三個關鍵詞介紹編著《跨越歐亞》的過程和構思——「重構」、「超越」和「協商」。
「重構」：鄺教授在後結構主義的角度，形容包含編者主觀意見編著的《跨越歐亞》強調抗戰時期「被忽略的側面」，意圖以具體的學術視野，重構香港在二戰時期的特殊位置、戰時文化空間與及讀者對侵略者的認知。編著亦以跨文化視野，希望藉梳理報刊史料觀察當時香港知識份子看待抗日戰爭的態度，呈現知識份子內省的面向，與他們對世界戰爭的反思。在「世界語」的部分，鄺教授輯錄抗戰時期香港的世界語報刊史料，讓讀者一覽戰時作家的文壇生活。記得當年修讀鄺教授在文學碩士任教的「中國三十年代小說與文藝雜誌研究」課程時，曾在課上傳閱有關世界語的刊物，頗自豪於研讀世界語，如今在《跨越歐亞》看到這部分也就不感意外了。
「超越」：鄺教授期望在《跨越歐亞》，以跨越（作為本土視野的擴展）地域、語言、文化，作出跨越（甚至是超越）國族主義、民族主義的嘗試去理解「抗戰文藝」。她指出，我們應找到立足點，思考以甚麼方法閱讀抗戰時期香港文學。在三十年代，全球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態度來看，香港其實並不孤獨，故此國際與香港作家對戰爭的回應存在可比性。她舉列1932年戴望舒在法國留學，與左翼、法國革命文藝家協會的關係，將紀德比作法國文壇上的「第三種人」，批評中國「第三種人」的論爭（......）縱向而言，鄺教授認為思考香港與其他國家抗戰文藝作品的藝術性、感染力，甚至動員能力，也存在可比性，能呈現出作家們在政治哲學等方面的「跨文化對話」，研究這些資料有助於理解、覆述當時「複雜的處境」。
「協商」：鄺教授指出，這涉及抗戰時期出版的權力結構。如何能在「敏感」的抗戰時期出版？殖民政府對出版「抗戰文藝」的取態如何？上述問題，如何呈現出香港在地緣政治方面的「特殊」語境？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鄺教授拋出幾條線索，帶領大家思考：第一，英國和日本是「雙重帝國主義者」，在英國軍力不足以保護香港的時候，英國避免引起日本侵略，在1938年宣布香港「政治中立」，這意味著需要管制抗日言論，避免刺激日本的神經；第二，相比二戰時期德國佔領巴黎，維希政府無法出版反抗納粹的言論，二戰時期香港對於涉及抗日相關言論只能是「很有限度的」控制。例如某位美國漢學家研究出，當時汪精衛喉舌仍能在香港大談「大東亞共榮」的理念，呈現出政治上的無政府狀態。這歸因於英國為一民主國家，以法律為本，但當時的報社會以紙條的形式，傳遞應抹除哪些「敏感字眼」的指示，以「交叉」代替「敏感字眼」，也不排除作者自我審查。然而，有趣的是，即使這些「敏感字眼」被「打交叉」，這些出版的作品仍有可讀性、可解性；至於「開天窗」的現象，某些被審查的作家會特意「開天窗」，聲明「全文被檢」，也是一種沉默抵抗的形式，而在梳理資料期間亦發現，審查官員對翻譯的審查標準有所不同。
陳智德教授以三、四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視野，分享他作為讀者和研究者，對《跨越歐亞》的所思所感。他從鄺教授拋出的關鍵詞切入，「重構」指涉如何整理史料，以往多是文學史角度進行，但《跨越歐亞》特別在於以研究角度進行；「超越」是以一種「跨文化」的視野和專題式、跨越的角度，梳理歐美、日本的資料。陳教授舉列戴望舒、徐遲和朱自清三人作介紹。
戴望舒，1936年在上海編《新詩》月刊，後來捲入「雨巷詩人」與「愛國詩人」纏結的國防文學論戰，出現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作家的對立。關於國防文學的討論，戴望舒和鷗外鷗分別著有〈一點意見〉和〈搬戴望舒們進殮房〉，鄭敬恆補充指，戴望舒成為「箭靶」。陳教授認為國防文學的問題在於在左翼觀點加入後，將其他聲音排拒在外，使文藝空間收窄。他又提到《星島日報》的重要性，例如戴望舒主編的《頂點》詩刊，作品有先於《星島日報》刊登。
徐遲的代表作〈抒情的放逐〉，從西方思路引介，去除泛政治化觀點，回歸文藝角度反省民族主義對文學的限制。其中，亦思考如何保留抗戰文藝的自主的、有深度的聲音。陳教授指出，戴望舒的翻譯亦有影射、帶領讀者想像抗戰文藝，例如他曾翻譯法國小說家都德的寫實主義作品〈最後一課〉，與及普法戰爭相關的小說。
朱自清在1940年4月在《大公報．文藝》翻譯〈詩與公眾世界〉，意圖回應抗戰聲音對純文學的影響。後來，朱自清在「大後方」著文〈詩的趨勢〉，開首便回顧起翻譯文章〈詩與公眾世界〉，表達對抗戰詩歌過分散文化的擔心（「側重群眾的心，忽略了個人的心」）。
鄺教授回應陳智德教授，指出在翻譯資料、重新檢視成說時也有發現，例如從戴望舒翻譯的《蘇聯文學史話》（原名為《俄羅斯革命中的詩人們》），可觀察到現代派詩人戴望舒的政治意識形態取向，而抗戰文藝的面向，也不代表將事情簡化。
壓軸分享的張歷君教授回憶當年受教於小思老師，當時小思老師已強調戴望舒編《星島日報．星座》的重要性。回應《跨越歐亞》的「跨越」，張教授以書中四篇提及瑪雅可夫斯基的著作為例，淺析作者如何以跨文化視野將俄國形式主義等議題帶到香港。印象最深刻的是張教授提到瑪雅可夫斯基與宣傳畫家圖文創作的政治宣傳畫「羅斯塔之窗」。張教授特地帶備及展示載有1919-1921年蘇聯的宣傳畫冊，指出從這種視覺與文字的政治宣傳畫可見，左翼不一定與現實主義掛鉤， 也具備現代主義元素。這些政治宣傳畫就好比「招貼畫」、海報一樣，將政治與文藝帶入群眾和生活之中。他補充，1919-1921年正值蘇聯內戰時期，宣傳畫中的口號、標貼不一定是「洗腦」，反而可以是一種前衛創新，可能也是當時前衛詩人與藝術家透過政治宣傳打開文藝的更多可能性。在翻譯方面，張教授提及戈寶權翻譯的〈希特勒手下的法國文化〉，也提及香港報刊資料的其中一項重要性，在於兼顧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鄺教授補充張歷君教授的分享，指出當時香港報刊資料，除了有政治宣傳外，也有「政治反宣傳」，例如《香港日報》曾有關於粵劇的報導，訪問「八和會館」（......）當日新書對談會亦吸引專家、學者到場，例如郭詩詠老師、朱少璋老師等。其中，朱老師問到翻譯日文報刊的困難，鄺教授回應指翻譯當時日文報刊出現大量缺字，然後需要補字的情況，這些部份亦要與有研究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的研究生協力，逐個字研究如何翻譯。尤其在翻譯俳句時，遇上許多艱深的日文、典故，幸得京都大學某位教授仗義相助，才能完成。朱老師因而讚賞《跨越歐亞》為研究香港抗戰文藝日文報刊資料「不能跨過的著作」。
正如主持鄭政恆先生所言，編者不是「影印機」，不是簡單將史料傾注到書內便完成編著。《跨越歐亞》作為一部上千頁的「鉅著」，編輯以其獨到的研究視野，選輯、翻譯有關香港抗戰文藝的報刊資料，實在有其存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