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覺決策」在無所依循危機中的品質：從紀念醫院的死亡選擇到呼吸器由誰使用
一直以來以為每一個人都應該試著接受人文教育，培養所謂的人文素養。人文教育的目標不是訓練特定行業的專家，也無法讓我們取得社會中所謂的成就，但培養好奇心、批判性思考和自我懷疑精神，有助於我們在壓力下思考，以及不至於使我們違背人之所以身為人的價值。在壓力、資訊不足及時間緊迫的危機中，做決定的人往往必須憑藉直覺做決定，而這決定的品質，往往取決於做決定的人是否具備直覺性道德感。
台灣擋了一年，終究被病毒所突破，雖然我很有信心，台灣終不至於醫療體系崩潰。但這還是讓我想起這個引人入勝道德選擇議題的真實故事，並獲得2010年普立茲獎的最佳調查報導。因為特殊災難環境，當醫院作業標準已由醫療模式(treating mode)轉成生存模式(survival mode)，此時環境最大挑戰已不再是醫院本能的救人，而是如何分配所剩無幾的資源。去年當疫情大爆發，義大利政府就面臨這個兩難局面——誰該用上呼吸機，或許對威權國家而言這不是問題，但在民主國家中，這難題將會挑戰到我們對生命等值的信念，以及生命如何量化的問題。
Sheri Fink採訪2006年紐奧良的紀念醫院(Memorial Medical Center)在卡翠納颶風襲擊下裡面發生的事情。洪水圍困，醫院斷水、停電、備用電力也停止、醫療資源耗盡，醫院在被遺棄5天後，因大規模暴動而被政府要求限期撤離，200名病人撤離過程中，有45具屍體留在紀念醫院，其中17名病患被注射嗎啡、鎮定劑，其中可能有數名死者在重新檢視病歷及驗屍報告後被認為是枉死，而關鍵醫師Anna Pou做了這個決定，事後被以二級謀殺罪逮捕。
當危機超乎醫院系統所能負載，246頁的紀念醫院緊急應變計畫中並無指引，當政府自顧不暇、醫院管理階層鞭長莫及，幾乎沒有人可以在如此的緊急時刻幫助這些瀕死病患。Anna Pou等少數醫師，必須在未曾受過分流系統的培訓下，在有限時間及環境壓力下做出判斷與決定，讓病情較嚴重的病人最後離開有著它的風險，而事實上最後也產生災難性風險，但我們永遠無法得知將撤離順序重新安排後會得出什麼樣的結果。
撤退中最大問題是「生命關護中心」裡的52位病患，他們大多癱瘓在病床上，或依靠電子呼吸器維生。此時，Anna Pou醫師執行了「分類(triage)」，而第三組是最後被疏散的人，這組包括醫生認定狀況相當衰弱，並曾同意「不施予急救醫囑」之病人。
Anna Pou醫師與Ewing Cook醫師討論了如何混合嗎啡(morphine)以及安眠鎮定劑(benzodiazepine)兩種藥物。這混合藥物的藥效，可以讓病人慢慢睡去，並進一步安詳離開人世。但這個舉動其實也代表著同時拔除患者身上的人工呼吸器。Anna Pou醫師等認為這是在情勢危及的醫療情境下，唯一一條可以讓病患走得平順、安詳的路。
看到Anna Pou醫師的注射行為。John Thiele向Anna Pou醫師問了好幾次：「需不需要幫忙?」沒想到Anna Pou醫師斬釘截鐵的趕走他：「不！你不沒有必要在這邊幫我做這樣的事。」John Thiele相當堅持地說：「我想要在這裡，我想要幫妳！」John Thiele告訴記者，他們當時很清楚自己在做甚麼，儘管他們認為自己是在做對的事情，但從技術層面上說，是一項「犯罪行為」沒錯。
「這個行動的最終目標就是死亡，我們的目標就是要讓這些病患離開人世。」John Thiele告訴記者認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對的：「政府拋棄我們、『特奈』的人拋棄我們，幾乎沒有人可以在如此的緊急時刻幫助這些瀕死病患。」加護病房護理站主管Karen Wynn說，當時我們醫護人員唯一能給病患的就是「舒服、和平、尊嚴的」離開人世。「我們盡自己的能力把事情做好，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下我們並沒有做錯的事情。」
經過數個月的採訪和文件收集工作之後，調查人員開始相信，紀念醫療中心的醫生和護士施以安樂死的病患多達二十多人。國家檢察官認為這起案件對於Anna Pou醫師來說是不利的。隨著政府的調查進展，死者安曼‧艾弗瑞特(Emmett Everett)的遺孀Carrie Everett，對CNN發表言論。Carrie 說：誰賦予他們扮演上帝的權利? 2007年7月24日，陪審員匯聚於紐奧良教區地區刑事法院的E區，卡萊文‧強森(Calvin Johnson)法官大聲地宣讀起訴的10項罪名。大陪審團並沒有對其中任何一項起訴Anna Pou醫師。
這樣一段故事，當然有許多的面向可討論。但當危機是前所未見，決定沒有依循，然後必須短時間做出決策，我們該如何做？這不是賽局理論、理性決策，更不會像是巴菲特的價值投資，決策品質相當程度就繫於人的直覺反應。沒有正確答案的故事，正在發生中的危機，今日我們所做的每一個決定，都將在往後的某個日子裡，被我們後世子孫檢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