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恒河猴的喷气妈妈谈起 ——虐恋的进化心理学

美国心理学家哈利·哈洛在1960年代进行的恒河猴实验广为人知。哈洛为离开母猴的幼猴制作了两种妈妈的替代品：一种用铁丝制成并提供食物的假猴，以及一种表面蒙着绒布但并不提供食物的假猴。结果发现相比于前者，幼猴明显更加亲近后者。由此哈洛证明，动物幼体对养育者的亲近行为远远超出了食物需求，更多是出于对抚摸和温度的需求。这一实验很快成为了亲子关系心理学的经典实验，为当时新兴的依恋理论提供了强力佐证。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当年的实验中，除了铁丝妈妈和绒布妈妈之外，哈洛后来还为幼猴们提供了第三种妈妈：一个尽管表面蒙着绒布，但却暗藏机关，身上会突然射出锋利铁钉和强劲冷气的“喷气妈妈”。哈洛的本意是想看看家暴虐待能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亲子依恋，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比起早先的绒布妈妈，幼猴们竟更加依恋喷气妈妈！它们每天黏在喷气妈妈身上的时间要更胜绒布妈妈，仿佛根本就不怕受伤。为了警示幼猴，哈洛还对喷气妈妈做了改进，加装了一个报警装置，在每次射钉喷气之前都会发出蜂鸣声。可没成想一听到蜂鸣声，幼猴不但不逃避，还会拼命紧紧抓住喷气妈妈，主动迎接即将到来的钉刺和冲击。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受虐癖”。

无独有偶，同时期的其他心理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不止是猴子，狗和羊的幼体同样有虐恋倾向，养育者施加的暴力虐待能明显延长亲密行为的时间。和猴子一样，相比和蔼亲善的养育者，狗和羊貌似也更喜欢暴虐的父母。

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

根据进化论，依恋理论的创始人约翰·鲍尔比给出了一种假说：同类相虐其实是一种征服行为，施加暴力虐待标志着养育者孔武有力，社会地位更高，这就意味着相比和善的养育者，它更有能力保护幼体免受来自种群内外的各种致命侵害，也就是说，偏爱施虐者的幼体更有机会避免死亡，长大成人（兽？），获得繁殖机会，从而将“受虐癖”基因流传后世。

这种“征服假说”在心理治疗界其实早已有之。奥托·兰克、恩斯特·贝克尔等人将受虐癖解释为对死亡恐惧的否认：在受虐癖者眼中，施虐者是全能的神一般的存在，通过对后者的绝对服从，前者获得了巨大的安全感，从而忘却了自身必死的宿命，以至于后来连施虐者也接受了受虐者的投射，真的得意洋洋地以永生之神自居了。

征服假说不无道理，确能解释一部分SM现象。但仔细考量之下，便会发现这种假说其实并不充分，它只能解释“幼体为何喜欢受虐”，却难以解释“幼体为何喜欢受虐超过喜欢善待”。

征服型的“受虐癖”固然有其基因适应性，但也有其不适应性。受虐幼体根本等不到长大配种就伤重致死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相反地，无“受虐癖”，更倾向于适时回避暴力的幼体有时反而更有机会生存下去，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全善之神”的魅力未必小于“做恶之神”。单凭征服假说很难说明动物实验中“受虐癖”的显见优越性。

另一种假说则简单得多：受虐癖是一种条件反射，是亲密关系的一种不必要的“副产品”。与征服假说不同，副产品假说更倾向于认为，受虐癖是后天形成的，全然是由于养育者暴力倾向太强，每当在给予幼体食物、抚摸和保护时总不免同时对幼体施暴。久而久之，正如巴甫洛夫的狗将铃声当成了进食行为的一部分，在暴力环境下成长的幼体也将暴力当成了亲密行为的一部分。

副产品假说同样有一定道理，但不幸的是，它和征服假说一样，只能解释“受虐癖”存在的合理性，同样难以解释“受虐癖”为何能阻碍个体选择温和的、无暴力的依恋关系，即难以解释“受虐癖”的优越性。试想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狗，尽管它一听到铃声就会流口水，但倘若直接示它以美食，它未见得不会流出更多的口水。

两种心理学界的主流假说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其深层原因是由于它们只注意到了单一类型的攻击行为，而忽略了另一个类型。

如康拉德·洛伦茨的工作所示，排除相食的可能，同类动物之间的攻击行为通常有两大动机：其一是征服，确立群内位序，其二则是排斥，即将异己排除出群体。前一动机自然可归入亲密关系范畴，而后一动机明显是反亲密关系，反依恋的。

成体动物对幼体的暴力攻击何尝不是出于厌烦，表示它不再愿意养育幼体了？“小畜生，滚远点！别来烦我！”

可以想见，在这种排斥型的虐待中，幼体同时感到了两种恐惧，其一是对被养育者攻击致伤致死的恐惧，其二则是——对被养育者抛弃的恐惧。在不可自由选择养育者的情况下——注意，这个前提至关重要，依恋敏感期的幼体只会先入为主地认定某一特殊的养育者，很难移情别恋——发育迟缓的哺乳动物倘若未成年即被抛弃，则基本必死无疑，比天天挨打更容易死。根据进化心理原理，后一种恐惧很容易压倒前一种，成为幼体行为的主导。为了克服养育者的排斥，促使其回心转意，幼体有必要强化自身的依恋行为，对养育者施加更强的刺激，表现得更加弱不禁风，更加楚楚可怜，更加黏人，简言之，也就是更加依附养育者。“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此之谓也。

由此看来，这种“受虐癖”似乎相当普遍，相当正常，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未必构得成一种病态的“癖”好，因此，称其为“虐恋强化倾向”更适宜一些。

事实上，早在进化出一对一的依恋关系之前，原始的合群倾向就已频繁地对动物个体造成肉体伤害。“合群”意味着“向群体的中心”的靠拢，这种活动有时是充满竞争性的：个体往往不得不排斥同类，通过暴力性质的推挤倾轧迫使其他同类落到群体外围，从而使自己更接近群体的中心位置，其间推伤挤伤，断肢断翅的现象其实屡见不鲜，然而群居动物们却不太以为意，始终乐此不彼，屡挫屡争。道理很简单，落到群体外围比推伤挤伤更危险，容易受冻挨饿，被天敌捕食，总之，更容易令个体英年早逝，丧失繁殖机会。

所谓“虐恋强化倾向”，不失为原始合群性施受虐倾向的一种高级形态。前者对后者的改进主要有二：其一是将对无形的群体中心的趋近性改为了对特定同类个体的趋近性；其二是取后者之一端，更倾向于受虐而非施虐。

丝毫毋庸讳言，人类幼体的虐恋倾向，尤其是虐恋强化倾向同样十分常见，而且在很长一段历史当中都显得相当正常，较少构成某种“病态”。例子太多，不胜枚举。

虐恋的病态化主要是一种社会评价，确切地说，是一种近现代文化产物。

与古代社会崇尚群体主义，赞赏人身依附不同，近现代社会崇尚个体主义，鼓吹平等自由。在此等人文关照之下，施受虐型的依恋不免处处得咎：施虐和受虐有违“平等”，固定的人身依附关系有违“自由”，故而全都要不得。于是乎，以十八世纪的萨德侯爵事件为标志，虐恋开始沦为一种公共禁忌，成了人人讳莫如深的神秘罪恶。

然而，正如福柯所发现的那样，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看似为性事定下了诸多道德禁忌，其实却是在变着法子地，通过各种新途径来谈论性事，意淫性事。现代人对于虐待的态度亦有异曲同工之秒。“虐待”作为一种“野蛮”“病态”的污名，足以用来损害与之相关的任何人，无论是施虐者还是受虐者，以至于指控虐待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变相虐待。尤其在现代的心理治疗活动中，各种“虐待”名目不断翻新，层出不穷：肉体虐待、精神虐待、语言暴力、冷暴力、性侵幼童……不少社会工作者都极其热衷于发掘他人和自身的“隐蔽的”、“受压抑的”受虐经历，籍此结成庞大的互助团体，大作批判和自我批判，以期治愈由虐待产生的“心魔”，最终走向某种光明的“新生”。从中不难看到众多依靠互相虐待、互相排斥来强化团结的古老群体的影子。

这些写有“平等”“自由”“反虐待”字样的超大号虚拟喷气妈妈实为动物界虐恋进化之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