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51）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医院领导稳坐于权力的上游，对于处于下游的人群层层盘剥，仅仅靠良知无法完全约束权力。所以，如果不去反抗，就无形中维护了它，甚至为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在医患周围，几乎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上级机构、保护伞及医院某些领导不作为和乱作为的存在，甚至滥权却又无可奈何。不知道媒体报道的对不担当不作为行为“零容忍”到底是作秀还是愚民？

        害怕强权、畏惧邪恶，向绑架我们权利的上级机构、保护伞及医院某些管理者低头，与独裁专制管理妥协，只能把我们引向泯灭人性、失去人格尊严的万丈深渊；只能使我们更加胆小如鼠、是非不分，成为邪恶医院管理者的帮凶、奴才；只能使我们尽管生活在所谓的物质自由，灵魂却在专制管理者的奴役下呻吟、挣扎，良心在强权蹂躏中变态、堕落！然而最难应付的是，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医院领导安排的内鬼和奴才，使得它们进一步采取强制手段结束反抗大有裨益。所以，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医院领导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意识形态如何导致人间地狱的最惨痛的教训，医患必须将这些事实传授给下一代。作为被滥权、被伤害的医患，你们都不被它们尊重，你们还有脸尊重它们吗？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的滥权对医患的伤害有标准化的应对模式。首先巡查组（监察委纪委等）给大众一个“青天出现”的感觉，随后官方会逐步将剧情进行扭转，爆料出受伤害医患种种的不讲道理，提出诸多不合理，过份的要求。当然官方在使用抹黑，颠覆受伤害医患形象的同时也会使出“温柔”的手段，在给点短暂的甜头同时继续寻找受伤害医患的软肋。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一硬一软，一打一拉，威逼利诱的手段使得一些受伤害的医患很难坚持下来，所以只能屈服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的淫威。

        从医患受到伤害甚至死亡事件来看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等人利益集团化的趋势日益严重，这种私利是至高无上的。它们不肯轻易为自己干下的坏事、错事来认错，在医患面前总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当遇到医患因为合理权益不服从，不配合时就启动暴力维稳机制进行打压。当暴力维稳行为引发公众广泛关注成为舆情热点时，他们首先想的不是怎样纠错而是千方百计的掩盖事实真象，蒙敝愚弄大众。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等人的滥权和胡作非为当然引发众怒，面对医患的反弹，官僚机关动辙就启动维稳机制力图压制医患的不满，而医患在压制之下更加不满，反抗更加激烈，官方就加大打压力度从而引发医患更加的不满和反弹，周而复始官民陷入一个打压反抗的“怪圈”，官僚机构成为医院和社会不稳定、暴力冲突的制造者。

         武汉市第四医院专制管理所存在的是根本的结构性缺陷，决定了它无法实现医患权益下的道义合法性和授权程序合法性，无法筑成有效制约权力的制度，也无法约束并根治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等人权力的滥用、专断甚至疯狂，无法制度化地实现官僚队伍的政治清廉，更无法使之合格履行为医患谋福利、创机会、排风险的积极职责。这种由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等人造成的专制和特权，以丛林法则和实用主义的放纵严重扰乱了公平正义和自由，助推了权力体系的政治兽性不断膨胀，冲破了道德脆弱的防线，任性地、不可逆料地、频繁地甚至失控地、横暴地践踏人权、公义、法律、道德、良俗。因此之故，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等官僚本身事实上已成为医患合理权利和公民自由的最大的侵犯者、也是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破坏者，这就是当今中国在医疗改革问题上的基本现状。

       这一基本现状本身就提供了医疗变革最强有力的理由。通过医疗体制革命，医患由专制管理下没有政治权利、言论与行动处处受限、饱受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等官僚特权阶层欺凌的草民，现实地转变为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利、自由言说并自由地行进监督的真正主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