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扬游—抗战烈士,敌乎?友乎?
灵谷景区的中心是阵亡烈士祭堂无梁殿。在其后方是一个大草坪,绿草如茵,周边绿树环绕。在绿树的后面是用巨石垒砌而成的一个半环形墓园。这里原是民国时期阵亡将士公墓一号公墓的旧址,更早前原为灵谷寺五方殿的旧址,改建成墓园时筑起花瓣形半圆围墙,内辟蛛网小路,分列墓穴。每位墓穴上置有石碑,刻有序号,阵亡者姓名、军阶、阵亡地点和时间。
如今所有排列整齐的小石碑均已彻底消失,成为一片平整的草坪,是周末市民带儿童来放风筝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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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绿树丛中还隐约可见有两个高高的石碑分开矗立,它们是葬于一号公墓的烈士们所属部队的集体纪念碑。走到近前细看,石碑瘦长细高,最上端立着一个神兽,下面是云朵海浪等花纹,在国民党党徽下刻着一长排的文字,其中一个石碑上刻的是“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另一个则刻着“第五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正是淞沪抗战的主角。他们是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流血牺牲。在战斗结束之后,有50名第五路军的烈士,78名第十九路军的烈士,共为128人葬于此地。
淞沪抗战,亦称“一·二八事变”,按照维基百科的介绍简述如下:
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件之后不久,1932年1月28日,中日军队在上海爆发了激烈的对抗,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第19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随即日军从日本国内增调航空母舰2艘、各型军舰12艘、陆战队7000人援沪。国民政府也派以中央军精锐第87、88师编成的第五军在军长张治中带领下增援上海,与第19路军并肩战斗,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及既设工事顽强抗击。
由于日军攻势猛烈,蒋介石进一步下令调卫立煌第十四军所辖第十师和第八十三师入浙增援上海作战,同时由于江西红军从2月4日起连续一个多月对赣州猛烈进攻,便命令陈诚第十八军先击退红军的进攻后再迅速增援上海。但先后从河南、安徽、江西等地抽调的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第一师、第九师、第四十七师和陈诚第十八军等部队,因为交通问题和工农红军的牵制,均未能及时到位。例如,蒋鼎文的第九师奉命驰援淞沪,限于2月20日以前到达,因交通梗塞,又有红军跟踪追击,第九师且战且走,殿后的一个旅陷入了红军重围,前锋不得不回师救援,才避免了被全歼的厄运。后来,第九师赶到上海附近已经是3月7日,未能发挥作用。
2月24日,日军决定再度扩大作战规模,自日本本土抽调第11师团与第14师团与当时已参战的部队合组为上海派遣军,战况愈发激烈。第十九路军因腹背受敌,被迫战线后移。双方逐渐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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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中日双方展开谈判。尽管4月29日发生了韩国义士发动的虹口公园爆炸案,日军高官一死二伤,中日两国仍于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本答应陆军全部和海军大部将从已经占领的淞沪地区撤出,仅留下少数海军陆战队撤至上海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及虹口越界筑路各地,恢复“一二八”以前状态。国民革命军暂留现驻地(京沪铁路上的安亭镇至长江边的浒浦一线),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区。中国政府声明,上海为非武装区域不驻军队只是暂时的限制性规定。
因原交战区被划为非武装地区,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临时成立的番号解编。原驻防的第十九路军离开上海,调到福建剿共。这支最早起源于粤军第一师第四团的部队,经历过北伐战争、八一南昌兵变和中原大战,在驻防福建后闹出了一场很大动静的福建事变,1934年初被中央政府围剿,战败后最终被解散收编。第十九路军虽然被取消番号,但他们抗日的功绩没有被抹煞,1935年国民政府为他们在这个墓园里竖立了纪念碑。
“一二八”停战之后,与战前相比,中国军队虽然暂时被迫退出了上海市区,但他们向世界展示出了中国军人保卫国土的能力和决心,尤其是以弱抗强、毫不退缩的坚强意志。
据统计,参加淞沪战斗的日军达77,000余人,中国方面参战人数约42,000余人。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共伤亡14801人,另有平民伤亡一至二万人。日军死伤共10254人。事件造成中国经济损失约为十四亿元,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损失惨重。同济大学(吴淞)、复旦大学(江湾)、上海法学院等均遭轰炸。
由于此事件发生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显然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起因与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有关。事件直接起因,双方各有说法,一般国内的书籍认为是日本方面处心积虑意图挑起事端,但从过程与结果来看,未必如此。我找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胡乱翻看了一下,看看日本方面如何记录此事变初期的情况的。《大本营陆军部》中有如下记述:
满洲事变爆发后,掀起了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致日本侨民经济活动几乎停止,暴行事件不断发生。日本侨民也与此对抗,召开侨民大会,气势高昂,并向政府提出对华政策建议等。日中感情日益恶化。 1932年1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登载对日本皇室不敬的报道,引起日本侨民极大愤慨。1月18日又发生对日莲宗僧人暴行致死事件,侨民情绪极为激昂,发起了示威行动,与中国民众在街头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人负伤。20日,在日本俱乐部召开侨民大会,请求日本政府立即派兵。
虽然日方与当地官员互相接触商谈解决冲突,日本方面还是派来了军队。虽然上海本地官员做出了退让的承诺,但军事冲突还是发生了。《大本营陆军部》中称,“1月28日傍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发出戒严令。英、美、法各国军队开始戒备,日本陆战队也登陆,夜半到达警备区域。29日正午中国正规军开炮挑战,日方也应战,终于在闸北一带展开战斗。”
我们相对应的说法是,尽管地方政府做出了退让的承诺,但日本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日本军队不等答复,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晚上11时3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铁甲车掩护下向警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开始攻击,一二八战争遂揭开序幕。关于谁先开第一枪的问题,我相信中方的说法。
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面对的是一个名义上统一的中国,实际上各地依然在军阀势力手中,而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希望能统一号令,因而国内事务更为紧迫,同时,国民党政权也急需一个和平的环境发展经济,实施训政时期的建设。1931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希望能加强内部的实质统一,以便全力进行经济建设。很不幸,偏偏就在此时,遇上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以及随后的中日冲突,而国民党内部则发生了宁粤对峙,蒋介石被迫下野,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尤其是与日本的冲突,是国民党高层最不愿见到的事情。
中日两国是近邻,又都是东亚国家,有相近的文化传统,因而互相之间历来有好感,尤其是在近代,两国都感受到西方列强的强势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两国在近代有非常密切的文化交流,实际上,中国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大多是通过日本转口而来。孙中山等革命者一直以来都羡慕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在革命活动中也是以日本为海外基地,孙中山还多次表示过愿与日本一同建立大亚洲联盟。因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都希望中日和好,中国能借助日本加快发展,并一起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侵蚀。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作《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重要演讲,这篇讲演提出了所谓“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外交方针。“一.二八”事变后,汪精卫也提出,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并说:“现在不能听其不和不战,而是应该和,应该战。若在最低限度以上而得忍受者,此即应和。若在最低限度以下而不能忍受者,则仅有毅然拒绝,出之一战。”显然,国民党高层明白中国的积弱,国力也不允许一味言战,应该尽量利用国际力量来阻止日本的咄咄逼人之势。而不绝交、不宣战,也可以留下后路,在形势和缓之后,中国还可以继续借助日本来发展经济。
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都在一边备战一边考虑如何处理对日关系,考虑一个“敌乎?友乎?”的问题,只是在最后忍无可忍才毅然决然奋起抗日。孙中山在世时认为:“中日两国辅车相依,合则两利,敌则两败,中日两国便应该相互提携”。这与几十年之后毛泽东的政府所说的“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等等何其相似乃尔,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不过,那时的中共没有当政,正割据一方,图谋政权。中共一边尖锐批评国民党政府不抗日,一边又在利用日本侵略的时机煽动工农起义。根据沈志华主编的 《中苏关系史纲 ——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中披露,“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在国民革命军奋起进行抗击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却认为:
“国民党各派军阀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在玩弄“各种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乘机“来侵吞民众的捐款”。这个时候,恰好是发动民众起来革命,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号召近郊农民武装起来,夺取土地,“进行游击战争”,进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的最好时机。
中共的以上言辞详见1932年1月31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为上海事变宣言》和 1932年2月2日《中央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
结果,在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军官兵奋勇抵抗之际,中共临时中央却明确要求上海地区的各级组织在战区内积极发动兵变。同时,在江西的红军,利用上海事变的时机,于2月4日至3月7日,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调派红军主力大举进攻赣州。这种行为,又与当年孙中山等人策划的广州起义一样,就是要趁火打劫、落井下石。
有文章说,正是因为红军进攻赣州,原本被蒋介石命令增援上海的陈诚第十八军及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等部队被红军牵制在赣州,使在上海与日军激战的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未能及时得到他们的援助。不知这种说法是否完全符合史实。而此次赣州战役,也让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这样一个口号找到了确实而充分的依据。从这些历史事件来看,灵谷景区里的国民革命军烈士墓有一段时间被毁弃,许多烈士尸骨无存,也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
无论如何,现在的一号墓,虽然并非原貌,却也是绿草茵茵,绿树环绕,非常宁静安详。不知当年奋勇抗敌的烈士们是否可以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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