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超越后苏联时代

2022 年 9 月 1 日

这场战争是由全球新自由主义、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塑造的 - - 不仅仅是冷战动态。

【注】本文作者 Ileana Nachescu 是一位作家和学者。她在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长大，在结束国家社会主义和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的起义中长大。她作为一名国际研究生来到美国，并完成了妇女研究的博士学位。她的文章曾出现在《密歇根季刊》、《暴风雨》、《阿提克斯评论》和其他地方。她目前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集《社会主义童年回忆录》。

本文将以第一人称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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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实际上很了解对方。这也许是这场反常的、完全不必要的战争中最可悲的讽刺”，乌克兰记者娜塔莉亚·古梅纽克写道，“我们彼此知道对方的心理。我们理解对方的语言。我们有着共同的苏联历史”。

古梅纽克的比较强调了两个如此看似相似的国家可以有多么地不同。

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点让许多外国评论家感到困惑，并由此产生了很多误解。以电影乡下人的悲歌 (Hillbilly Elegy) 而闻名的詹姆斯·戴维·万斯，和美国国会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共同点，但他们最初都同意，乌克兰的战争不值得美国军事干预。他们似乎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些东欧人与其他东欧人之间的战斗，是一场局部的冲突。虽然他们后来都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但他们短暂的一致性强调了西方对乌克兰的误解有时会幻想出怪异的关系。

对战争的报道主要由来自西方的白人、以男性面孔主导，这当然没什么帮助。很少有外国名字，甚至更少有口音。如果对乌克兰人进行采访，他们通常是扮演含泪的、惊恐的证人角色。他们很少作为自己的历史专家出现。在这些被忽略的人中，有数百万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移民潮中来到西方的东欧人，他们远远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作为难民到来的少数人。那些早期的群体受到赞誉，只因为他们关于 “社会主义” 创伤的叙述在冷战的背景下显得很恰当。然而，较新的移民，是由于东欧社会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开放后遭受的巨大冲击，而被带到西方，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些沉默，对这场战争的巨大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遏制，即认为 “它仅仅是自相残杀，是冷战的续集，演绎着从苏联时代开始的沸腾的怨恨”。实际上，东欧和世界上任何地区一样被全球力量所塑造：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父权专制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全球移民（由所有前述内容构成）都与这场战争的根源深深纠缠在一起。只有通过超越 “自由的西方” 与 “专制的东方” 这种过时的二分法来理解东欧，我们才能开始把握战争的意义，并想象新的团结。

虽然这场冲突是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 — — 而诸如欧盟和北约这样的跨国实体在背景中徘徊 — — 但将这场战争放在东欧作为一个地区的背景下思考，是至关重要的。

在下文中，我将重温我把东欧作为一个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规则、主题和限制的经历。2000年，在社会主义结束大约十年后，我参加了在乌克兰哈希夫 (Хащів) 举行的福罗斯暑期学院，当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还对来自西方的新事物持开放态度，知识分子在经过多年的被审查后，正开始尝试与他们的西方同事进行对话。20年后，尽管有经济和军事联盟，东欧仍然不是西方，也不是 “第三世界”，它以自己的方式体验全球的问题。

出租车转弯以避开一辆从相反方向驶来的汽车，它的车灯让我们有一瞬间的失明。我试着看了看表，猜测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达。我们的方向对了吗？迷路了吗？无法判断。道路已经从辛菲罗波尔外的一条双车道公路变成了一条被树林包围的更窄的路。我知道这次旅行将持续一个多小时，只是没有预料到会是在完全黑暗的情况下。我没有理由不信任出租车司机，但我也无法与他交流。他不会说英语、罗马尼亚语、法语，甚至德语。而我不会说俄语或乌克兰语。那是2000年的夏天，当时还没有手机。我在一个我不懂语言的外国，在一条荒凉的路上，在黑漆漆的夜晚，坐在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驾驶的车里。我不断告诉自己，我在晚上被绑架的可能性并不比白天更大。这个想法并没有带来什么安慰。

我终于看到了一簇灯光，原来是一条街道，不远处还有一栋高楼。司机把车停了下来，帮我拿着行李。我们穿过一个花园，走在一条由装饰灯笼照亮的蜿蜒小路上。我可以听到不远处的海浪声。我呼吸着黑海的微风。我来到了我的目的地，第四届福罗斯性别研究暑期学院。

该活动由哈尔科夫性别研究中心在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下，在黑海上的克里米亚度假小镇福罗斯举办，旨在将性别研究作为后苏联国家的一门学科。在1997年至2008年的十多年间，该活动每年都会举办。它鼓励整个东欧的教员教授性别研究课程并组织学术中心。哈尔科夫中心出版了一本杂志和一套丛书，并分发了由暑期班学员制定的教学大纲。我在自己的母校创办了一个女性研究中心，事实上，我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度过了一年后，正处于过渡期，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我想读什么就读什么，也是第一次可以访问美国的图书馆。我期待在这个暑期学院找到社区。事实上我找到的东西比期待的更多。

从来没有人认为我同时是 “西方人” 和罗马尼亚人，但这正是那个夏天发生的事。大多数与会者来自前苏联共和国 — — 乌克兰、俄罗斯、格鲁吉亚、白俄罗斯 — — 而我们这些来自后苏联空间之外的人被视为非常与众不同。如果我分享一块巧克力或一支香烟，我的同事就会送来赞许的目光。还有三位来自后苏联空间以外的学生，两个来自捷克共和国的年轻学者，我很羡慕他们优雅的英语，还有我的室友塔尼娅，我和她很快就成了朋友。她告诉我，她教了一门曾经两次不存在的学科：南斯拉夫经济学。那是在巴尔干战争之后。

社会主义历史的残余在酒店的野蛮主义建筑和家具上表现得很明显，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美好。酒店的阳台可以俯瞰黑海，宽阔的阳台不仅可以放置桌子和椅子，还可以放置一张床，这样人们就可以躺在这里听着海浪声入睡。酒店有一个疗养院，这让我想起了社会主义时代我和祖父母一起度假的情景，如果有医生的介绍，一些服务，如泥浆浴、水疗和矿泉浴就可以是免费的。在社会主义时期，我的祖父母和父母以及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人都去过疗养院，享受这种治疗，通常由他们的工会支付。疗养院的医生给了我一个推荐信，我就享受了酒店的矿泉浴。

参加暑期学校的学者们大多是职业生涯初期或仍在读研究生，就像我一样 — — 包括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来自第比利斯和圣彼得堡、哈尔科夫和莫斯科。会议的语言是俄语和英语，每天上午有一个讲座，下午有一个讨论。在一个被海风冷却的房间里，我们中的一些人坐在地板上，另一些人则坐在椅子和沙发上，在炎热的天气里用我们必须阅读的文章的复印件当扇子为自己扇风。我们可以使用复印机、图书馆和打字机，我们还收到了书籍和装订好的论文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机构无法负担的。

一些支持研讨会的学者曾与 Women in Black 运动有联系，这是一个松散的和平活动家网络，曾抗议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和前南斯拉夫的战争。我们知道，民族主义及其父权制的基础是敌人，鉴于我们地区复杂的历史，这是一个恰当的信息。我记得一场充满笑声的漫长辩论，讨论的是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弗拉基米尔·普京（当时正处于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和弗拉尼奥·图季曼等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所谓 “阳刚之气” 的表现。我们了解到，女性给他们寄去了情书和自己的裸体照片。与人们不得不对社会主义领导人、国家的 “国父” 表达所谓的革命之爱相比，我们的研讨会不正是一种进步吗？讨论在晚餐时继续进行，我们大笑并抽着烟，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 — — 一些人懂英语，另一些人懂俄语或乌克兰语，还有一些其他语言 — — 但很明显，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历史经历。

20年后，东欧已经被分割了好几次：一些国家加入了欧盟，另一些国家加入了北约，还有一些国家一直处于这些空间的边缘。虽然克里米亚在2014年被吞并，但福罗斯疗养院仍然接受预订。乌克兰的女权主义者一直在继续他们的工作。现在所有主要大学都有妇女研究中心。然而，在俄罗斯，异议被压制了，正如女权主义朋克摇滚乐队 Pussy Riot 的成员在抗议普京与东正教会的紧密联系时所遭遇的那样。

30年的全球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积累，尤其是白人男性。历史上任何时候，地球上的财富都没有如此高度集中在如此少数的白人男性手中。并非所有这些人都对将他们的巨大财富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感兴趣，但这只是一个运气和利用的问题：今天他们正在发射一枚由穿着燕尾服风格的宇航员操纵的火箭，明天他们可能决心利用媒体将他们最离奇的幻想播撒在数百万人的心中。今天他们正在为他们的女朋友建造与山巅一样大的豪华游艇，明天，他们就可能会决定入侵一个拥有4000万人口的国家。谁能阻止他们？

当然，过去也有独裁者对其臣民积累了无法控制的权力，也有一些人通过许多人的痛苦积累了难以想象的财富。但是，我们当代寡头的财富规模之大，使得任何与过去的比较都变得无关紧要了。然而，他们也是人类，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这点，他们是性情无常的老者，小气、爱发牢骚、爱操纵，但毕竟不一定能比其他人类更有智慧。然而，由于权力，他们的奇思妙想可以摧毁数百万人的生活。

普京的行为只能被正确地理解为是这些寡头之一的行为。虽然他的个人财富隐藏得很好，且可能超过2000亿美元，这将使他成为地球上排名前三的最富有的男人之一。因此，普京与其说是某种专制历史的产物，不如说是共产主义遗产的产物，毕竟共产主义在30年前就结束了。他同时也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产物，他的行为可以理解为与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相一致。

自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șescu）的最后时刻以来，从来没有一个独裁者听起来如此地不正常，如此自欺欺人，如此与现实开战。1989年12月，齐奥塞斯库坚称外国特工在操纵原本顺从的民众，而这些民众只想要社会主义和他的领导，而工人就在他发表最后讲话的阳台外抗议他的统治。没有什么能刺穿他的信念 — — 甚至，显然，直到他被带到行刑队面前。同样，没有什么能戳穿普京关于吸毒者、纳粹分子和性变态者据称威胁到俄罗斯边境的巴洛克式想法 — — 也没有什么能戳穿战争的普遍借口，即编造的关于另一方的侵略行为。

同样，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是一场 “俄罗斯” 的战争，这是普京的战争。非营利性监督机构 “记者无国界” 将俄罗斯的新闻自由度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50。然而，在俄罗斯有近6000人在反对战争的抗议中被逮捕。《新报》(Novaya Gazeta)以乌克兰语出版周五版，以示反抗，普京警告其主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米特里·穆拉托夫，国际奖项不会保护他。俄罗斯女权主义者也一直在呼吁抵制战争，概述了战争是如何影响大部分平民和妇女的。

毕竟，富人总是有办法避免战争的危险。富裕的乌克兰人已经能够乘坐私人飞机离开自己的国家；他们很可能已经拥有多个公民身份，在任何地方都不需要难民身份。在另一边，正是最贫穷的俄罗斯人充实了军队的队伍，他们来自没有资源或关系的家庭，无法避免义务兵役。美国制裁造成的通货膨胀，拜登政府希望能借此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俄罗斯的寡头，已经开始对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造成严重破坏。普通的乌克兰人正徒步逃离他们被围困的国家，手里拿着自己仅有的一点点财物。

阶级分析是我们在福罗斯暑期学校中出人意料地没有出现的东西。我们讨论了妇女历史、性别社会学、后结构主义和女权主义理论，并阅读了克罗地亚女权主义者斯拉文卡·德拉库利奇等女性作家。然而，贫穷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经历，却从未被讨论过。在我们国家发生的经济转型也没有被讨论。我们没有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尽管我们都是新自由主义的前线受害者。

我当时的梦想是去西方旅行，比如住在巴黎或伦敦，参观科隆和哥本哈根，米兰和巴塞罗那。由于缺乏资金，这个梦想从来没有实现过 — — 即使我有钱，我也没有签证，而当时我需要签证才能去西方旅行。我的东欧同事都破产了。我们挣扎着用微薄的工资支付账单，从慷慨的西方同事分享的复印件中阅读后结构主义理论。就像穷人们经常做的那样，我们开始迷恋神秘经济所带来的希望。朋友们会尝试最离奇的计划，突然有一段时间，有人会赚钱，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赚的，每个人都想知道。但是，大多数尝试这些快速致富计划的人最后只是变得更糟了，失去了他们的储蓄，有时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在福罗斯暑期学校的最后一天，我们去了克里米亚最大的城市 — — 塞瓦斯托波尔。我走在通往海事博物馆的阳光大道上，在城市的老城区，地上的黄叶宣告着秋天的到来：那条街道，和其破败的外墙，就像很多地方一样，从斯普利特到塔尔图，从布拉格到圣彼得堡。在社会主义时期，它是过去的遗迹，我们并不关心 — — 社会主义毕竟建造了现代的、舒适的公寓楼。社会主义垮台后，这样的街道成了我们不可避免的贫穷的象征；只要我们能修复它们，那么我们就能与我们社会主义之前的荣耀重新联系起来，我们的城市就会像 “西方” 一样。但在那个下午，我看到了它们所怀念的、不完美的诗意。和我们一样，它们是见证者。

事实证明，我回到罗马尼亚后并没有一个全职职位在等着我。到了10月，我已经适应了三份兼职工作：管理一个关于家庭暴力的项目，在大学兼职教学，以及翻译。这样做，我能够拼凑出相当于150美元的薪水。“美元” 并不是对西方读者的事后翻译；这确实就是我们当时对自己的收入的理解。经过几年失控的通货膨胀，政府将列伊的价值减少了一万倍，使罗马尼亚的货币非常不稳定，因而太难以理解，无法思考。

我的收入很一般，按照当时罗马尼亚的标准，不算太差，尽管每份工作需要的时间比我最初想象的要多，除了工资之外，更像是一个全职岗位。我几乎没有时间睡觉。我记得我去超市买东西时感到很无助，因为我的一半工资都用来买酸奶、面包、意大利面和苹果了。到了月底，我不得不借钱生活，但我想，其他人也是如此。

而且，在当时，罗马尼亚人的收入远远高于他们在东方的同事，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我了解到，格鲁吉亚人每月仅靠相当于15美元的收入生活，而且每天只有几个小时的电力供应。

“你是说50美元吗？” 我记得我这样问道。

“不，15美元”，那个女人回答。

那一年是2000年。那时，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都已经结束十年了。关于任何改善的想象都毫无理由。

我开始向设有妇女研究博士项目的美国大学递交申请。我对其他事情不感兴趣。在我寄出四份厚厚的申请书的几个月后，我的雅虎邮箱收到了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我已经被一个博士项目录取为研究生，我将获得为期四年的助教职位。消息的署名是一位美国教授，她对我以姐妹相称。我想表示感谢，但我无法想象任何一种平等能够克服我们之间的地位差异，无论是在行动自由、权力还是财富方面。

当时，我也还不了解东欧人对白人的不稳定控制，以及它如何让我们陷入权力和缺乏权力的复杂的中间空间。现在，我意识到，如果不反思种族的作用，就根本无法理解乌克兰的战争以及西方对它的反应。学者们为与白人相邻的种族化类别创造了各种名称，但也许理解东欧人所代表的种族悖论的最简单方法是：理解我们是白人，但不是西方人。这种白色也许在作为反对罗姆人的大棒时最为明显，罗姆人是乌克兰的一个少数民族，在该地区有着漫长而痛苦的被剥削的历史，包括五百年的奴隶制。

然而，非西方的地位显示了我们在全世界的无力感。“相对文明”、“相对欧洲”，查理·达加塔在CBS新闻上这样说，这个非同寻常的声明（虽然他已经为此道歉）向我们直截了当地展示了在西方人眼中的全球等级制度。一方面，“文明的” 和 “欧洲的”，比来自全球其他地区的有色人种更 “像我们”（西方人），例如，叙利亚难民危机，仅仅在几年前就得到了非常不同的新闻报道；而另一方面，东欧国家被认为只是 “相对” 文明，只是 “相对” 欧洲，只有在与其他人 — — 有色人种、其他宗教的人 — — 进行的比较中，乌克兰人才会被承认为可以被西方接受，然后它就会处于某种服从的地位。

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总统说，乌克兰正在为成为 “欧洲的平等成员” 而奋斗，这相当不可能实现，即使乌克兰在欧盟的成员资格奇迹般地被快速推进。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来看，即使加入欧盟也不一定会带来繁荣，大多数东欧国家都经历了连续的移民潮。东欧家庭有成员生活在三个或四个不同国家的情况相当普遍，这是对社会主义结束后开始的社区联系的进一步解体。只有极少数波兰和罗马尼亚公民从欧盟中获得了经济利益；而许多人仍然很贫困。在国外工作的能力可能减轻了贫困的最坏影响，但它却导致了人才流失，因为东欧国家的医生和护士正在流失到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并没有对他们的教育进行投资。在欧盟，东欧工人仍然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二等或三等公民，尽管他们对当地经济是很必要的。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罗马尼亚的农业工被空运到德国，在不卫生、不安全的条件下在农场工作。

因此，这场战争的答案并不是回到不加批判地使用 “自由世界” 这样的表述。正如普京不仅是后社会主义的产物，并且主要是贪婪的新自由主义的产物一样，乌克兰不仅是一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它也是全球移民线路的一部分。逃离该国的难民中不仅有乌克兰人和罗姆人，还有印度学生和各种背景的乌克兰黑人。“东方”与“西方”的旧框架没有考虑到种族化的经验，也没有考虑到一部分乌克兰人可以希望获得的白人特权的程度，而其他乌克兰人却不能。然而，只有考虑到种族，考虑到种族化语言对经验和痛苦的排序方式，以及驳斥那种衡量谁 “值得同情” 的标准（特别是通过衡量他们与白人的接近程度的那类标准），我们才能走向真正的民主，一个不分肤色和无所谓原籍国的任何人都可以体验的民主。

2月27日星期日，拥有三十八所大学并具有前瞻性的性别研究中心的哈尔科夫，遭到了俄罗斯人的火箭炮攻击。平民不是职业军队的对手。

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只是希望战争消失，担心乌克兰可能成为美国人在本世纪无休止战争的下一个实例。导弹摧毁了公寓楼，拆毁了基础设施，平民在爆炸的混凝土碎片中寻找自己之前的生活遗迹 — — 这些图像令人心碎地熟悉。战争已经在破坏乌克兰城市的生活环境。留在哈尔科夫的平民认为自己很幸运，如果他们住在靠近杂货店的地方，可以冒险出去买点东西。站在美国的安全地带，我唯一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的军事帮助还没有在前往乌克兰的路上？

而后社会主义空间的区域团结正在再次出现。Pussy Riot 最近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哈尔科夫被炸毁的研究中心的视频，回忆起性别研究中心是他们第一次阅读女权主义书籍的地方。乌克兰难民正在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找到庇护所，前两个国家与乌克兰的边界最长，被认为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他们的努力是必要的，而英国、西欧国家和美国等较富裕的国家仍在等待决定他们是否会做出贡献以及做出哪些贡献。

有报道称，在边境地区发生了种族主义事件。战争和灾难放大了已经存在的等级制度和脆弱性；LGBTQ难民的生命受到了多重威胁。不幸的是，很多在后社会主义框架下运作的东欧籍主流知识分子回避了对西方国家的任何批判，但是东欧新一代的学者和活动家，多元文化支持者和女权主义者，已经准备好了接受一种反种族主义的政治，这种政治是全球性的，它以最弱势的人的需求为中心，相互交叉。有色人种的记者已经表明，将种族类别放在分析的最前沿，对于理解该地区至关重要。

从东欧的二等公民身份、非西方白种人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下的贫困的历史经验中，应该出现一种新的团结形式，一种与各地的贫困人民和有色人种相联系的团结形式，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与其要求只能暂时和部分授予的“白人”或“文明”，无论这意味着什么，从边缘，我们完全可以要求结束世界各地的寡头统治，结束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为所有人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