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爱情能让两个人在习近平时代不死

（一）

我们相遇在习近平时代的中期，白纸革命之后。

在后习近平时代的纪元里，习近平时代的前期始于他上台伊始的反腐，终结于四通桥勇士的英雄壮举以及随后引发的白纸革命。

李克强曾被许多热衷于朝廷宫廷剧的离岸文人评为习近平的竞争对手，他的离奇死亡再加上胡锦涛在二十大被强行架出会场，汪洋胡春华的被安排退休，这些都奠定了习近平时代中期他空前稳固的权力格局。

而这一切都始于2016年十八届四中全会习近平被加冕为全党的核心，再之前有党媒姓党官媒姓官（放在八九学运的时代就是“人民日报日人民”“人民日报胡说八道”），709大抓捕、封杀毕福剑、封杀《穹顶之下：柴静雾霾调查》。

然后就是按部就班的加冕仪式。2016年成为全党核心之后，2017年的十九大就修改党章，提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2018年全国人大就修改宪法删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扫除了一切加冕的法律障碍。

我和她就相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并且很早的时候她就知道我是“性骚扰惯犯”，我们不仅把这个对于我的创伤性讽刺性事件当作谈资，甚至还互相玩起谁在性骚扰谁的游戏。她用她的幽默与大度包容了我的恐惧与创伤，接纳了我被时代的正反两面都伤害得遍体鳞伤的身体。

如果说习近平是时代的正面，反对习近平的异议人士、流亡人士和人权捍卫者们就是时代的反面。我们的命运是如此取决于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就像50年前混世魔王毛泽东的个人报复动机就足以发动首先整死刘少奇又害惨全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

这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我们异议人士从绝对数量来说人数众多，按相对数量来讲，我们海内外全部加起来连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都比不过，更别说中国的十四亿人民了。习近平虽然只有一人，能够打败他的却只有他自己的寿命。写到这里我不禁要落下热泪。我以及我们都觉得非常绝望，我们的反抗的作用居然比不上他的自然寿命的作用大。

习近平控制着这么庞大的国家机器，他要求镇压的意志是如此坚决，我们虽然很多人没做什么大事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与国内安全保卫大队交往的经验。彭载舟迄今为止还是失踪状态。在泰国与老挝的跨境绑架开创了中共帝国主义蔑视小国主权的镇压先河。军机绕台的持续存在使台海中线不复存在。习近平的党在各个方面都如此充满自信，主动出击。习近平也坐拥着海内外反贼们的政治内斗、情绪内耗的渔翁之利。

而笔者本人，而我，这个七岁因为奥巴马当选而也想成为美国的总统、中国的国家主席的我，曾经被老一辈民运人士严正学称赞为有“黄之锋”之像的我，陷入了沉重的、如此沉重的政治抑郁。我们因为个体在时代下反抗的绝对无力而感到绝对抑郁，唯一能给未来增添色彩的不是揽抄（中共很聪明，经常强调要化解防范系统性风险，勇于斗争及面对惊涛骇浪），而是祁翠（祈祷习近平驾崩）。

这种个人在历史中的能动性、主体性被彻底剥夺的感觉，是一颗我们每日服用的毒丸。或者说，更确切点，是雾霾，是冷空气，是那种包围了你四周环境的那种感受。把家里门窗关紧，开起新风机和空气净化器是时代的生活方式，出门戴口罩是时代的生活方式，然而很遗憾，尽管面对空气污染我时时刻刻保护着自己，我却没能拒绝自己聆听时代声音的渴望。

于是每天都在阅读端传媒。即使已经很抑郁和贫穷了，仍然在订阅着端传媒。然后就是现在的卫报，以前还有一点点自由的微信公众号。于是我的身体也渐渐蒙灰，被时代的大气污染。死神来了。死神是习近平。死神是王震。王震来敲新疆人的门。习近平来敲我的门。我曾多次有过那样的恐惧：习近平的警察们就那样破门而入，我束手无策，抱头蹲下又抱头大哭，没来得及扔掉的电子产品和文字作品都成为我的呈堂证供，我被套上黑头套，被迫认罪，被拖入唯一死刑的刑堂。

（二）

然后我流亡。

在流亡之前，我就有精神病了。2016年的我敏锐地嗅到了时代变化的味道。那一年是习近平加冕成为核心的一年，尽管他的名字还没有写入党章宪法，任期限制也还没有删除，可是对中国历史熟悉的人就知道，“核心”只属于毛邓江，胡只能是“总书记”。这个才上任五年不到就速成的“核心”，成为了未来变坏、时代变糟、身体变脏、运河变臭的一个醒目却又无声的信号。

那一天我在母亲的理发店里看到了新闻联播。新闻联播说习近平成为了全党核心…

我意识到我的命运被决定了。我完了。我们玩完了。

我要流亡。我不能不流亡，如果我想呼吸自由。我不用想成为中国总统了。不仅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总统，更因为未来中国民主改革的路被堵死了。

在国内的时候，我曾与无数人权捍卫者们见过面。他们虽都曾或正在身陷囫囵，谈到某些公理和正义的事情时却神采奕奕。我不愿意同这个该死的时代一起死去，我不愿意在垃圾时间里被埋没成为垃圾。我还如此年轻，我不能死，我不能仅仅因为恐惧中共的迫害就每天惊恐发作，我得离开，我要走。

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我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即使成为移民的路是如此艰难，即使是一个小语种国家也好，我也要离开。然后我也没想到我会成为难民，我也不知道自己有资格成为难民，直到那张显示我是难民的由庇护国内政部签发的纸告诉我我是难民，我才知道原来我是难民了。我以为难民只是中东和非洲国家因战乱而远离家园的可怜人。我不曾想到我这个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公民身份的人竟然也成为了难民的一员。

我要这种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是的。中国已经完蛋了。中国就这样了。在习近平时代，我看不到任何希望了。我想死。我想自杀。我的眼睛黑了。可是我要用来寻找光明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瞎呀。我在黑暗中偶尔还能看见星火的。我要抓住星火的翅膀，直到我也成为星火的一员。中共消灭了所有城市的亮光，却无法消灭所有的星火。在垃圾时代一定存在着星火，虽然1984的大洋国成功把温斯顿驯化了，但温斯顿还会有，温斯顿还会存在，温斯顿怀抱着童年一点点正常世界的记忆（对于75岁以上的老人来说，刚出生的时候还是中华民国人；对于我们零零后来说，刚出生的时候还赶上了自由主义的末班车。

我要成为星火。可是一个星火真的好孤单。黑暗真的好冷。我在大海里瞎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住进了精神病院，两次。我觉得自己要想死的不行了，于是我主动跑到急诊那里。我要住院。因为庇护国提供的医保，我居然可以免费住院。尽管我已经多次讲过这样的秘辛，但我不由得想再讲一次：中共国安定医院住院一个月要一万人民币，这是我在中国没有住院的原因，尽管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安定医院的门诊室里和前女友一起做好了一切的准确。

（三）

于是我遇到了她。然后我遇到了她。她。

我们之间有爱情吗？没有吧。偶尔有那么一点调情的火花与暧昧的时刻的时候，我们都自作聪明地赶紧熄灭了烟火。过往爱情的创伤已经深深烙刻在骨髓里。是那么地痛。你知道骨痛是什么感觉吗？就是被中共雇佣的黑社会往死里打的那种伤及筋脉的疼痛。这就是曾经美丽的爱情所带给我们的。尽管我们曾经的爱情也有许多甜蜜时刻。那些曾经很幸福的，在垃圾时间里相依为命的感觉，在白杨树下柳树飘过肩头，轻柔的小手捏起软蠕的怀抱——喔，我爱，我爱这爱情，的甜美，的优雅，的宽容。

那些我们各自与前伴侣在一起的日子，又是如此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个人，我们的为人是如此可以轻易地快乐起来，然而虽然每次快乐的火苗都能轻易地被习近平的长寿所压灭，但这种快乐的基调证明了我们并不是完完全全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的人。我们有爱。我们曾经有爱情。

然后我们相遇在一切爱情似乎都要已经完全破碎的那个夏天。通过李孟居的推特发现彼此，然后下沉到最秘密的Signal里，这个斯诺登每天使用的软件也成为多少中国人权捍卫者永恒的记忆——我第一次用Signal的时候是在广州跟刘晓波海祭案的卓玉祯——还不用翻墙的那个时候，我们惊喜于中共竟然没有禁绝所有的端对端加密软件——然后Signal、WhatsApp一一被封锁。WhatsApp被封锁时我在成都上官乱女士的家里——在通往重庆的列车上得知了刘晓波的死讯——那是我的至暗时刻，我心绞痛，得不得了，了不得，的心绞痛。心如刀绞。绞。像粉碎机一样轻松地绞。像白羽鸡的肉。像营养不良的猪。

我们就相遇在这样美丽的季节。

四月陈玫出事的时候，我和前女友每天约定好要报平安。我们曾经每个星期都跟陈玫一起吃饭。角门西和丰台的夜很黑，嘉园三里的路很硬。我们走在滑滑梯落下的地板上，耳机里听着李志的——“如果没有人看着我，那该有多快乐”。

我们不知道我们遭受了迫害。原来免于恐惧的自由在西方不太是一个需要争取的东西，而基本上是一个与生俱来得权利。但免于恐惧的自由在这个被垃圾时间笼罩的国度，在这个被习近平的党政军包围的国度，是一件超级奢侈品。

刚吃米氮平的时候，我变得好温柔，那一个星期，我摸着前女友的小手——就那样轻轻捏着、温温揉着，不紧不慢地拉着走着踩着，嗅着四月北京特有的飞絮——走着走着。我好喜欢那样的自己。我是那么温柔的自己。

于是我遇到了她。

（四）

我遇到了她。她觉得自己并不美丽。她觉得自己胖胖的。尽管现在的我因为奥氮平的缘故也觉得自己胖胖的。可我觉得她是美的。

我们是一起度过了那么几个（内心）嚎啕大哭的时刻。在我想自杀的那一些日日夜夜里，她说——刘昭阳，你个叼毛，你不许死。我问为什么。她只说不要死。

就在这时，一切肝肠寸断都停止了，可是时间却突然加速起来，我马上被拖入如烟往事的漩涡中，我看见张君劢和黄炎培，我看见蒋介石和蒋经国，我看见林昭和赵紫阳，我看见江绪林和胡波。

我遇到了她。我觉得美好，这就够了。

这是爱情吗？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彼此流亡的爱情。我更宁愿相信这是一种战友情——然而有多少爱情不是建立在战友情之上，有多少战友情的终点不是爱情呢？

流亡的生活是用象形文字的母语无法描绘的喜悦与苦涩的交织——取决于我们有多大的决心决定落地生根，成为当地的一份子，取决于我们花了多少时间试图做有点徒劳的落叶归根的动作——对于流亡生活，我没有多少用中文可写的。我的第一语言不太适合这里，这里的一切都似乎太平安了一点。尽管偶尔有警察打人的新闻，但绝大多数时候，警察都是保护游行的人的使者。尽管有怠慢的官僚机构，媒体、反对党、NGO却活跃着时刻要与当权者争高下，而当权者也并没有因为身居高位而趁机加冕：议会里的反对派不允许、宪法法院也不允许。

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实在是太温和了。都涉及不到监狱、杀人、酷刑、失踪、绑架、强迫认罪、被精神病。

（五）

在极权国家成为人权捍卫者，最先失去的往往是自己的人权。坐牢，或者至少被警察拜访是必修课。我已经上了被喝茶的必修课，连我的父母都上了这节必修课。我很幸运，没有上坐牢的必修课。我只担心我承受不了。

我很开心她终于也选择了离开，跟我一样，一起流亡。

我很开心她跟我一样也患上相思病，有着一个中国胃，对外国的美食失去特别的欲望。

我很开心她最终是平安的，就跟我一样，最终是没有被绑架或者是暴打、杀害的。

我很难过我们是离得那么远。可习近平却那么近。习近平的脸都要贴到我们的屏幕上。习近平时代每天新闻都是习近平。这个老不死的。

我回不去中国了。我早就回不去中国了。可是我想回国。这（曾经？）是我自己的国家（啊）。

习近平什么时候死？我很怕，习近平死得太晚，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先死了。我很怕，习近平死之后，中国不会变好，这个专政机器不愿意放松已经紧实的发条，事情告诉我们，专政的崩溃有些预兆，但更多是出其不意。

习近平什么时候死？这是你我所无法决定的任务。上天给了我们凡人以能动性，可不是去啃习近平这块死骨头。不，即使有暗杀，我也不会是那个暗杀习近平的人。我胆小。那么习近平什么时候死呢？我只好期待北京的空气再污染一点，他会有肺癌吧，但他住在中南海里面有2008年就安装的新风机。那么干净的皇宫的空气。那么清新的皇宫的空气。

习近平什么时候死？有点决定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国。我们才二十出头。理论上时间还长。可抑郁已经把人的身体打败。你听过这首吗？——

仔细搜索着自己的身体却找不到一道合理的伤。（草东没有派对《床》）

可是我们唯一确定的是，习近平会死，我们也会死，只是不知道时间更青睐谁。

于是我们开始了跟习近平最后的斗争——

就是比命长，比谁命长，比未来是属于谁的；

我在这里，在这个被习近平铺满的垃圾时间，提出一种新的斗争哲学，归于我们所有反贼的、人权捍卫者的、异议人士的——

比命长的哲学。

于是活着本身就成了一种斗争。我们这些流亡海外的星火，是他们暂时从肉体上消灭不到的。只要我们还保存着这具肉体，早晚有一天可以看到帝国的黄昏，木乃伊的春天。于是活着本身就成了一种指向习近平心脏的斗争。

于是只要我们活着，就胜利了。

这是一种余华的哲学吗？不，比余华还要更积极。因为我们始终承认我们这些星火不会永远只是历史的看客，我们还可以，还有可能成为历史的主人，或者说，至少能够改变一点历史的航向。

余华的《活着》就仅仅只是活着，没有什么政治抱负的活着。

（六）

活着，比命长。

我相信我们中总有人能够比习近平命长。

新的种子也会发芽，不会灭绝。

没有习近平的时代，就是中共的末日。

对于我这个已经因为自杀想法而住过两次院的人来说，这个“活着”的哲学，显然是更为救命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