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相关问题由来

微信文章转载- 二大爷alex

从已经破译的人类基因图中，有一个令人极为震惊的结论——那就是汉藏同源[1]。两个实际上同种的民族分开的时间并不长——仅仅是五千年左右。也就是汉族的祖先在黄河流域一统江湖的时候，同种的藏族祖先向青藏高原迁徙，从此天各一方。随后这两个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走出了可以说南辕北辙的发展轨迹，从外在到内在，再无丁点相似之处。正是由于历史发展带来的文化鸿沟，加之我们读到的历史往往并不可信，使得彼此了解甚少。比如藏传佛教历史。连同错综复杂的宗教纠葛，容易让人陷入一些误读的陷阱。那么，藏传佛教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贴着分裂分子标签的达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宗教人物，这个有必要探源。

　　一、藏传佛教

　　藏族全民信教，要了解藏区（包含西藏、蒙古、四川、甘肃等藏民区），藏传佛教是个绕不开的大坑。

　　佛教大概在公元七世纪传入藏区。唐文成公主携佛像佛经入藏联姻之后，由于吐蕃统治阶层的大力推广，逐渐成势，和藏区土生土长的苯教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藏传佛教，所谓喇嘛教。对比中原佛教有诸多区别。中原地区虽有南朝和盛唐佛教传播盛况，但是经历“三武一宗”四次灭佛运动，再加上红朝文革，传承断裂，一路式微。而今很多寺庙香火旺盛，也不过假和尚们商业化操作的成功，并非佛教的复兴。而藏传佛教未经劫难，广泛弘法，且独具转世灵童制度，所以各支各派法脉传承清晰，宗教典籍、仪轨齐备繁复，较好的保存了佛教原有的一些风貌。但它算不算正宗佛教，这个在中土佛教看来存有一定疑问。

　佛教就传承方式而言，分“显教”和“密宗”两类。简而言之，显教讲究有教无类，立地成佛。密宗讲究上师传承，累世修行。在中原流传至今的佛教多为显教，在藏区流传的则主要为密宗。由于地缘的因素，藏传密宗糅合了印度教、苯教类似于萨满巫师的一些仪式和内容，外在形式原始、野蛮，在一般人看来有些不可理喻。比如那些张牙舞爪的面具，类似于汉族原始的摊戏，居然代表护法神。适逢法会，活佛们都要带上面具跳一跳。又比如密宗里面的欢喜佛，其实就是印度教里面的生殖崇拜，这在中原佛教是不可想象更不可接受的。这其实都是原始宗教的一些遗留特征，是很落后的。

　　密宗极个别支派流传血祭的恶劣传统，不仅有活人祭祀，而且某些供品也可谓惊世骇俗，人肉、大蒜甚至少女的经血都赫然在列。甚至还有打着采阴补阳旗号之类的“性修”“双修”，实际上就是把女信徒当做性奴。[2]重大决策的时候要请“神断”，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跳大神、乩童，由专职的神汉代言神谕（我们熟悉的太平天国杨秀清就经常玩这种游戏）。而人的皮、头骨、腿骨、鲜血甚至大肠之类的东西都可以成为 “法器”——比如难产的产妇和胎儿的大腿骨就是用来制作召唤亡灵“骨号”中所谓的上品。藏传密宗认为，一个妇女之所以难产而死，是因为她前世的罪孽太重。如果她遗体上的骨骼捐献出来制成法器，就能洗清她前世的罪孽，以求得来世转生为善趣。朱哲琴曾经有一首大红大紫的歌曲《阿姐鼓》，这个“阿姐鼓”专门指是用年轻纯洁的姑娘的人皮做成的一种鼓，是法器的一种。藏传密宗这套修行方式实际上跟佛教仪轨已经没有什么关联，直言不讳的说，就是极其落后的跳大神和巫术迷信。这些玩意建国后被人利用，成为农奴制度残暴血腥的反面例证供人参观，引起误读，其实它跟农奴制没有必然联系，修行者所用的人骨法器，也并非随便买来或以残忍的方式得来的，必须是事主生前发愿在死后把骨头送赠作修行用途的才可采用。[3]

　　藏传密宗的神仙谱相当复杂，很多印度教和苯教的神仙都被引入，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个护法神供奉，死对头、狠角色、恶兽、凶灵之类的玩意通通可以纳入护法神的行列，说是乱七八糟也不为过，难于用常人的思维去理解。比如达赖，号称观音菩萨的现世肉身，按理神仙级别也够高的了，居然也需要私人的护法神，名叫“吉祥仙女”。这个号称“藏地第一护法神”的女人来源于斯里兰卡，传说她弃夫杀子，凶狠骇人，历代达赖都随身带着她的唐卡画像。[4]达赖做决策的时候，虽然本身号称神仙，但一样要请人跳大神，祈求所谓的“神谕”，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供养神汉的机构“神谕寺”。比如达赖在1959年逃亡印度之前，就向自己专属的“乃穷神谕”（乃穷是蒙古神）问卦，根据问卦的结果才下了出逃的决心。达赖还曾经启用过护法神“雄天”，历史原型居然是被五世达赖逼得自尽的一个异见活佛，向自己制造的怨魂寻求护法，不知道这什么逻辑。估计达赖自己也觉得不妥，所以现在已经放弃了，甚至出于打压雄天教派的目的，还宣布信仰雄天是非法的。[5]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以密宗为主体藏传佛教是佛教在藏区本土化，与印度教、苯教相互掺杂后的变异产物。所以有传统的佛教徒认为藏传佛教是旁门左道，偏离佛教本义甚远。它作为佛教的衍生教派，很有特色，但绝对不是主流；有所传承，但绝对谈不上光大。个人浅见，它在教义上对佛教的贡献，比不上中原佛教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十大宗派。总体而言，这个支流是封闭和落后的。

　　但正是由于它的封闭和落后，使得很多门外汉把这种神秘当做了独特的文化，甚至以为是佛教的正统，在欧美和港台，趋之若鹜，以为时尚。比如歌坛天后王菲就信奉世袭制的萨迦派。但实际上，她跟很多声称信仰藏传佛教的人一样，只是赶时髦，当时尚。凭她抛夫弃子的行径，信佛何用。

　　二、活佛制度

　　转世灵童是藏传佛教的一大创举，从本质上来说是僧侣集团保证法脉传承、维护宗教利益的一种有效手法。中原佛教 “显教”讲求公开弘法，师徒相传，门槛低，修行易，但一遇动荡容易断了香火。藏传密宗入门“灌顶”，讲求资质，闭门造车，多为世袭或转世传承，有些所谓的“咒语”是不见天日，仅靠口耳相传。门槛高，修行难，但好处是传承系统，脉络清晰。这样一来，宗教权力牢牢的控制在僧侣集团手中，民众唯有膜拜，难窥真相。

　　转世灵童的首创者是藏传佛教黄、红、白、花四大派之一的白教创立的（红教、花教采用家族世袭）。现在这个派别已经流传到十七世“大宝法王”（目前流亡印度）。“大宝法王”这个称号是明成祖给的。这个聪明的做法出台后，其他大小教派迅速跟风，达赖和班禅所属的黄教也采用了这一方法。全盛时期，藏区大大小小的活佛多达万名，各宗各派、各寺各庙，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活佛。现在都还有二千余名活佛。[6]

　　不仅是活佛，连同活佛身边的护法、神汉都有转世，烦不胜烦。转世灵童这种玩意说起来很玄乎，仪式也极其复杂，但实际上也是不堪考究的。且不说整个过程都是一小撮高层僧侣随意解读，就以佛法，怎么活佛转世就一定在藏区呢，他就不想移民美国啊。那些所谓的灵异的过程，那是跟汉人学来的，那个开国皇帝出生不是五彩祥云……所以，转世灵童归根结底还是各方利益角逐的结果。金瓶掣签这种制度出现以前，转世的过程极易被人为操纵，特定地区，特定家族的小圈子现象屡见不鲜，所以逼得清政府搞出了金瓶掣签这种退而求其次的办法。虽然不能杜绝黑箱操作，但是至少保留一定悬念。十四世达赖的继位实际上也是个黑箱操作的结果，因为只有一个候选人（跟我朝的定额选举一样）。只是1940年那个时候民国政府内忧外患，无暇他顾，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准了。

　　虽然活佛从教义上来说本来没有高低之分，但政治地位、宗派大小、历史传承等诸多因素决定了活佛跟官员一样，三六九等，清清楚楚。明朝时期，大宝法王经过明成祖的册封，算是最高领袖，等到清朝，中央政府大力扶持五世达赖，达赖又成了最高领袖。后来清廷出于防止一家独大的用心，又扶植了班禅，两人分管前后藏区，互不统属，都归驻藏大臣节制。班禅和达赖虽然都属于黄教，而且班禅也是中央政府册封，但一个在政治中心拉萨，一个在后藏日喀则，地位上还是有高下之别的，达赖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地位都高过班禅。历史上的达赖和班禅事实上经常互为师生，转世灵童也互相认证，关系较为密切。所以1995年十世班禅转世灵童认定的时候达赖很有异议，因为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宗教仪轨，达赖确有认证藏区一切活佛转世灵童的权力，当然也包括班禅。没有他的认证，世俗政权单方面的册封容易留下不合法统的后患。

　　藏区的政教合一制度在清康熙之前已经成为藏区传统，很多割据的贵族同时也是世袭的宗教领袖。但诸侯林立，互不买账。达赖和满清结盟，又仰仗部分蒙古势力，取得了宗教和政治双重优势，成为藏区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达赖作为宗教领袖，也是政府的最高首脑，相当于总统；他之下有摄政，总揽政府具体事务，也是由特定的几个活佛兼任，相当于总理；摄政之下，设噶伦，由僧人或贵族担任，相当于部长。噶伦以上的任命，原则上都要经驻藏大臣的批准。跟明朝的土司一样，藏区在整个建制上保留了很大的独立性，有自己的法律、政府、军队，甚至有外交特权，跟中央政府的关系事实上是附庸跟宗主的关系。所以，历史上藏人和汉人对于中央集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长期的自治事实，文化传统差距巨大，如果用我们惯常的认为理所当然的大一统的态度去刻画藏人的思维，就难免导致错位。

　　三、清末叛乱

　　英国人在占领印度之后，势力逐步扩张，打通与印度接壤的西藏的通道也就成了必然。事实上英国人在1876年的《烟台条约》之后就获得了在西藏探路的权利。1903年底，英国人正式进军西藏，要求进行通商谈判。显然达赖政权和满清朝廷一样，还不具备国际视野，结果就是被打得满地找牙。英军在江孜彻底击溃藏军，订立《拉萨条约》。十三世达赖远逃蒙古。在这件事上清廷作为宗主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反而指责藏人挑起事端。[7]表现得极其差劲，事后的处理猥琐狼狈，让大部分藏区上层势力包括达赖极其失望，开始联俄抗英，继而直接转向英国人。坦白的说，对于弱势民族而言，如果一定要找靠山的话，当然是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这是无可厚非的。统治集团的转向，使得藏区的形势更加艰难，人心思变，暗流涌动。

　　为了应对藏区离心离德的局势，当时的驻藏大臣联豫就给清廷建议“为今之计，自非改设行省不可……设官驻兵，借防英、防俄为名，而渐收其权力。”[8]这跟当年袁世凯建议李鸿章将朝鲜改为行省是一个出发点。清廷显然采纳了这个意见，只不过想在实施的过程中循序渐进，温水煮青蛙。随后就在靠近四川、云南的藏区开始实行“改土归流”。所谓“改土归流”，是在贵州土司中率先实施并取得实效的一项措施。说通俗一点，就是废分封，设郡县。这一招自然会引起反弹。1903年，驻藏帮办大臣（副职）凤全在进藏履职途径川边巴塘一地时，因为扬言要限制喇嘛势力，一行50人被藏人截杀。清廷闻讯大为震怒，后来的四川总督、驻藏大臣“屠夫赵尔丰”登场。

　　说赵尔丰是屠夫，不太确切。这个人，很像左宗棠、曾国藩，内儒外法，骨子里悲天怜人，关键时刻却行事果决。1906年他率军进藏，顺利平叛。过程中手段铁血，比如围攻七村沟、桑披寺等地，对于抵抗者一律屠之，堡垒、寺庙尽毁，藏区为之威风丧胆。但凡民族纠葛，是非之时，铁血手段往往见效快。赵尔丰杀伐立威，迅速建功。但此人并非一介武夫，文治也很在行，随即在平叛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移民屯垦，拓地方圆三千里，奠定了民国西康省的基础。1909年，赵尔丰二次用兵，进军拉萨，宣布革除十三世达赖名号，达赖闻风逃亡印度，但是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赵尔丰被抽调回成都镇压保路运动，并且意外丧命成都，没有完成在整个藏区推行改土归流的宏伟计划，平叛也半途而废。

那么，藏区适不适合改土归流？个人认为，至少在当时是不适合的。体制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并不是武力可以统一的。中央政权风雨飘摇、国家政体、前途未定，这种情况下，连军阀割据尚不能避免，贸然在不同族别、缺乏文化认同感的藏区改土归流，在少数民族看来，无异于变相压迫，难以获得民众支持。历史成功的经验证明，因势利导，利用原有权力结构来施政，往往比自己直接管理更可行。

　四、十七条协议

　　赵尔丰两次出兵血洗藏边，让藏区上下心有余悸，形式上保全了中央政府的宗主地位，但是满清崩溃之后，中央政府内乱不止自顾不暇，对藏区的事务已经有心无力，力度大减。1912年前往西藏平叛的川军彻底退出后，达赖从印度返回，顺水推舟，致电袁世凯，拥护共和，袁世凯也当即恢复了十三世达赖的名号。但是，中央政府在西藏已无代表，藏区与中央的联系已经极其脆弱。直到在1933年民国政府代表黄慕松入藏参加十三世达赖葬礼，中央才又在拉萨设立办事处，但是影响也十分有限。其间噶厦政府为了夺回被赵尔丰改土归流的西康藏区，还和民国政府数次兵戎相见。赵尔丰改土归流设置的三十余县，有二十几个被复辟。黄慕松和噶厦政府就藏区地位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仅仅取得了“对外西藏为中国领土……西藏内外之大小权力暨法规等，无违害政教者，可以依从中国政府之谕”[9]这样不痛不痒的结果。本来十四世达赖的候选灵童有3个，按清廷旧例，理应金瓶掣签，但是当时摄政热振坚持保举灵童拉木登珠，要求免予掣签，当时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也只能勉强同意。

　　红朝兴起后，携一统天下的余威，于1950年渡过金沙江，进军西藏。在昌都一役中，击溃藏军主力。实事求是的说，藏军受制于落后的装备、训练水平，战斗力素来不上台面，实在寒碜，估计连汉人的乡勇都比不上，所以当年3千英军入藏即可横行。赵尔丰入藏，兵力也不过万余，打得藏军颠沛流离。共军经历内战，自不必说，进军拉萨只是时间问题。迫于压力，西藏噶厦政府与1951年5月在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只有短短的十七条，俗称十七条协议。

　　由于这个协议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又都不明确，我要详细的说明一下。协议的第四条到第七条明确 “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第十一条明确“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这是协议能够达成的重点——保证藏区基本制度。读起来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这不就是一国两制嘛。有些人换个包装吹嘘成自己的发明，就用到香港澳门了。香港和澳门实践得怎么样，无须50年，现在恐怕都已经可见是非成败。西藏就更悲惨一点，还没有到十年，就实践不下去了。

　　十七条协议实际上是一个城下之盟，跟以往达赖和中央达成的协议有一个致命的不同：那就是明确规定外交、军事划归中央，中央成立西藏军区，直接驻军。事实上毛氏只是把十七条协议作为一个进军西藏的手段，并不打算执行。在1955年冬，毛氏指示西藏工委“准备进行民主改革”，“必须在打的基础上进行准备”。1956年11月，毛氏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动武之心可谓昭然若揭，撕破脸皮只是时间问题。

　　这个协议实际上宣告了藏区藩属地位的终结。纵观历史，丧失外交和军事的保障，一个地方政权基本上就难以自主了。年轻的十四世达赖恐怕也知道这一点，只是他没有想到前途会有那么不堪。中央政府也知道这一点，只是没想到几十年后会有那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麻烦。

五、大难临头

　　聪明人读红朝史书，恐怕都能看出一些逻辑不通的地方。十七条协议之后，十四世达赖对中央政府恭顺有加，至今北京还藏着他送给中共领导的300多件礼物和为毛氏送上的祝文，1952年还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打算由噶厦政府出钱购买庄园主的土地分发给农民。在1955年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积极筹划相关事宜。一切的迹象都证明在将近8年的时间里，达赖极为配合中央政府。为何会在解放军眼皮子底下，1959年又突然反叛？仅仅是为了“复辟农奴制”？

　　要说起因，就不能不提红朝为祸惨烈的大跃进和农业合作化。中共建政之后，毛氏几乎是以病夫的姿态治国，随心所欲，国家大计有时候荒唐可笑。经历数次引蛇出洞的反右之后，不要说知识分子，就是有点常识的人都已经噤声，超英赶美、亩产万斤之类的大笑话就此出炉。就整个人类的历史而言，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无疑是落后的，但是有没有比这种政权更加落后的制度呢。有，人民公社。毛氏大搞特稿的农业合作化把原本分给农民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又全部没收公有，农民强制入社，挣工分吃饭，完全丧失生产、生活、迁徙的自主权，本质上是已经被太平天国洪秀全这些邪教徒试验过且一败涂地的打着共产旗号的原始农奴制。这种史上最恶劣的农奴制将农民的身家性命控制到了史上最强，与此对应的就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到史上最低。加上大炼钢铁这些闹剧愈演愈烈，大量青壮劳力都去挖矿炼铁，直接导致了1958年后的农业大减产。中国粮食产量1958至1960逐年骤减，从4000千亿斤下降到2800亿斤，政府征粮却从900亿斤上升至1200亿斤……[10]造成4千万人在和平年代饿死的惨剧后，恬不知耻的把责任归结为子虚乌有的苏修逼债和自然灾害。若是单论丧心病狂的程度，史上无出其右者。

　　这股风波自然也波及到了藏区。和饿殍遍地的内陆相比，享受所谓民族宗教政策藏区会不会好点呢？恐怕不是。内陆各省还只是被社会主义改造就已经不成人样，藏区因为全民信教，面临社会主义改造和宗教改造的双重劫难。1958年4月，发生在十世班禅故乡、甘肃循化的藏民起义（当然，有人称之为反革命暴乱）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可以窥见一斑。

　　早在1955年，青海省委为“迈开大步奔向社会主义”，订出一系列高指标， 90%以上的农民一揽子入社。和内陆省份一样，“合作化”不仅拖累了生产效率，更要命的是，为政府对农牧区进行掠夺性的高征收提供了方便。1957年，兴海县粮食征购数为总产量的57.31%，油脂占总产量的88.6%，征购后人均粮食26.4公斤，人均油脂0.0018公斤；1958年，该县粮食征购量占总产量的35.94%，油脂占总产量83.5%，收购后人均粮食为78公斤，人均油脂为0.06公斤，这就是一个牧民一年的口粮。[11]这点粮食恐怕喂条猫、狗都不够，何况是人。传统上牧民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食，但是他们的牲畜合作化后成了“集体财产”，严禁宰杀。因此，青海部分藏区1958年就开始出现饥荒。

　　但当时的政治氛围显然并不在意几个饿死鬼。 1958年，在“大跃进”和“反右”风潮的癫狂中，青海省委不甘落后，提出要在藏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并作一步走”。至于工作手段则不必拘泥，“哪个办法革命彻底就用哪个办法”。[12]实际上就是用抓捕、劳改的方式推行消灭宗教的运动。1958年3月，根据中央的指示，青海省委通知自治州和自治县“采取开会学习等方式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集中控制起来”。[13]班禅的老师，德高望重的循化县温都寺加乃化活佛被关进所谓的“学习班”，这彻底引爆了藏民的不满，揭竿而起，围攻县城。解放军两个团包围要求释放活佛的民众，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大肆屠杀，当场击毙手无寸铁的民众435人。加乃化活佛愤而自杀。这就是所谓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事件”。可笑的是，青海省委时候编造的报告中，居然说明了“叛区”68.4%的党员和69.5%的团员参加了“叛乱”，就连当时青海省委常委张国声也忍不住提意见说政府是“给农民三刀子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14]连自己人都要反政府，事实真相、民心向背，恐怕已经不言自明。仅仅过了两个月，藏区的起义就波及24县，参与起义的人数占藏民总数的五分之一还强。

　　但是青海省委的血腥镇压却得到了毛氏的肯定，从来不屑于反省的他赞扬“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上谕在手，随即各个藏区的血腥镇压迅速扩大化。大批藏人被捕，大量寺庙被毁。以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为例，从1958年8月至1960年底逮捕关押1050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9.57%。被抓的人中，604人在劳改农场死亡，死亡率竟高达57.5%[13]。被镇压的人中不乏曾任黄南藏族自治州州长的隆务寺七世夏日仓活佛这样曾为中共立下过大功的“统战对象”。仅在1958年8月至11月3个月之内，青海全省859座喇嘛庙，毁掉731座。24613名喇嘛被强制还俗。[15]有此榜样，四川藏区也不甘落后，阿坝1958年之前有320多座寺庙，最后剩下7座。甘孜州也只保留了27座，其余皆毁。[16]寺庙实际上是藏区文化和精神的载体，汉人没有寺庙依然可以生活，藏人没有则失了魂，断了根。为什么不对喇嘛们赶尽杀绝呢？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在批判那个仗义执言的张国声的大会上说：“为什么提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呢？这一条是不能丢的，这一条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有了这一条，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说我们消灭宗教，我们就主动……” 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冀春光更加直截了当：“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宗教。”[17]

　　这就是所谓的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说到这里，恐怕不用再举例了。我们如果身临其中，恐怕更能体会反不反和逃不逃的无奈抉择。

六、达赖出逃

　　事实上在藏区宗教和民主改革之前,达赖对于中央政府落实十七天协议的诚意就有所怀疑。但并不是我们教科书上所说的“人民会议”等分裂团伙的鼓动。起因在1954年，达赖和班禅一道赴北京参加两会，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在达赖对毛氏歌功颂德之后，毛突然对年轻的达赖说了一句，“你的态度很好。宗教是一种毒药，第一它减少人口，因为和尚、尼姑必须独身；其次它忽略了物质进步。”[18]这段突如其来的反宗教言论让本来沉浸在双赢梦想中的达赖大为震惊，对毛氏的印象大为颠覆，认为他将是一个“毁灭佛法的人”。在1955年青海率先开展激进的宗教改革之时，更加使得达赖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出逃之心开始萌发。

　　因此，在1956年11月，在赴印度参加释迦摩尼涅槃2500年的纪念活动的时候，达赖已经有滞留不归的念头。这也可以说明，年轻的达赖从一开始就没有武装反叛的企图。为了说服达赖归国，周恩来打着访问印度的旗号三顾茅庐，拍胸口承诺六年之内不进行改革，而六年之后由达赖决定是否改革。[19]周恩来的承诺让达赖在挣扎后还是决定返回。但是显然，承诺永远只是承诺。

　　青海、四川等地的藏区一片风声鹤唳之时，西藏当时仍按照十七条协议，由噶厦政府运作政务，故而未遭此大祸。但是藏区息息相关，青海循化和湟中分别是十世班禅和十四世达赖的故乡，暴戾如此，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的幌子事实上在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成立之时就已经启动，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废奴毁庙的运动。青海、甘肃、四川藏区烽火四起，哀鸿遍野，达赖童年居住过的塔尔寺，有427人被“错捕错判”，僧人大多数被遣散，塔尔寺被改成了“阶级教育展览馆”。土改和“公社化”已近完成。一些地区正在“大炼钢铁”，办食堂，推行“帐房街道化”。在一些藏区，工作队以“移风易俗”的名义强制汉化，强迫藏民“裤子化”，“双辨化”。[20]以“支援国家建设”的名义，强迫民众交出金银珠宝饰物。针对寺院的“打土豪分田地”已经完成，藏区的寺院绝大多数被拆毁、占用或关闭，藏民的宗教活动彻底转入地下。达赖作为教宗，面临的局势危如累卵。

　　1959年3月，针对部分藏民揭竿而起，甘肃、四川等地藏区的大规模镇压和肃反如火如荼，由于政策失误，扩大抓捕，加剧了民族矛盾，引发了更严重的骚乱。部分反叛武装和饥民进入噶厦政府控制地区，使西藏局势也十分紧张。驻拉萨的解放军根据中央指示已经开始进行备战，而西康游击队则占领了山南地区。随着西康难民涌入拉萨，圣城拉萨人心惶惶。

　　恐怕这个时候达赖们才意识到，纸上的十七条协议上和嘴上的周恩来承诺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墨迹未干，末路已至。恰好此时，1959年3月10日拉萨军区举行文艺晚会，邀请达赖观摩。但这个消息传出后，以讹传讹，逐渐演变成西藏驻军将要劫持达赖到北京的流言。这样的流言在当时人心惶惶的大背景下无疑很有号召力，拉萨百姓迅速自发保卫达赖驻地罗布林卡。3月17日，在极度紧张的氛围中，青藏公路管理局的一名警察曾惠山对藏人的挑衅非常气愤，没有请示任何人就用迫击炮向罗布林卡发射了两发炮弹。这两发炮弹成了压垮达赖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夜，达赖进行“神断”，决意出逃。[21] [22] 年轻的达赖带领十万追随的藏民，先是逃往山南地区，继而奔向印度，在印度达兰萨拉并组织了流亡政府。

　　获悉达赖出逃后，3月19日，中共中央迅速作出了动武决定。3月20日，根据前一天的中央会议精神，西藏军区开始了拉萨战役，炮击罗布兰卡和布达拉宫等叛军据点。[23]不甘心坐以待毙的西藏噶厦政府终于起事。3月26日，在山南地区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在美国和蒋介石政府支持下，成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即康巴游击队）反叛。藏军的战斗力本来极为不堪，但是在一名解放军叛将姜华亭（此人也是一个传奇）的指挥下，以弱对强，竟然周旋数年之久，失败后也退向印度，直到1974年达赖宣布和平抵抗才彻底放下武器。

　　对于这次反叛，不管我党在后来的岁月中如何抨击达赖，但始终不敢把发动叛乱的帽子戴在达赖头上，只能认定此次事件为噶厦政府与“地方反动集团”所策划，语焉不详的说达赖是被“胁迫出藏”。[24]因为，实在没有什么把柄可以证明一贯温顺的达赖足以发动这场长达三年，波及整个藏区，起事人数达十万的大动乱。

七、孰是孰非

　　我们前面说过，藏区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显然是落后的。这个制度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进行改革是必须的。但是，藏区数百年稳定的政治结构、没有大的民众暴动的事实也说明，所谓的农奴制并没有某些人说得那么恐怖不堪。改革的前提应该是在保障民族传统和文化的前提之下，遵循宪法和民主的框架循序渐进。在整个中国饿殍遍地，恶政当国之时，踩着血腥镇压人民的累累尸骨，以毁灭传统、文化、宗教的代价推行所谓的社会改造，这是赤裸裸的暴力传销，绝不是什么民主专政。连共运教主赫鲁晓夫都对毛氏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一系列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嗤之以鼻，直言“简直是荒唐”。不客气的说，西藏人民在旧的农奴制下或许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但至少还有活路，在毛氏红色农奴制下，连活路都没有。

被邓小平评为“最好的爱国者”的第十世班禅，1962年时对于藏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无法沉默了，在经过广泛的调研和实地走访之后，他极其卑躬的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七万言书：“藏区……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由于口粮极少，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25]班禅这种说法已经十分的委婉，他甚至不敢提禁止藏民点佛灯、转玛尼筒、往喇嘛头上泼尿、上竹签刑等法西斯行径。尽管这些在十世班禅看来已经是“灭族、灭教”的行径，但毛氏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在看到《七万言书》后，直接将此定性为“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26]。周恩来秉承旨意，在跟班禅的谈话中说，“平叛改革的成绩是主要的”。[27]随后，说了真话的十世班禅被撤销一切职务，揪出批判，在文革开始后坐了整整十年牢狱。以此观之，达赖若要留下，恐怕也只是徒增一个劳改对象。

　　所以，当时西藏社会的核心矛盾，既不是劳苦大众和统治阶层的矛盾，也不是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而是尚存人性的领主农奴制和灭绝人性的红色农奴制的矛盾。这种红色农奴制，仅要人命，更是毁传统，灭人伦，反文化，弃科学。

　　有人后来故意把藏区制度妖魔化，把藏民在旧社会的生活说得如同地狱。比如我在前面提到的藏传佛教的那些可怕的法器，后来就成了农奴生命卑微的铁证。但是聪明人对这样的宣传套路应该有所了解。宣扬阶级仇恨是宇宙真理的核心，所以穷人一定有理，为富一定不仁。广为传诵的大地主刘文彩的恶劣行径，到今天才被揭开，原来水牢之类的东西统统的没有，倒是历史上有个捐资助学、热心公益的开明绅士。至于周扒皮那些文学人物，经过宣传，一下就从子虚乌有变成烂大街都是。事实上恐怕是，那个和平年代饿死几千万人的新社会恐怕比那个万恶的旧社会更加不堪。所以要说解放前藏民生活得有多好，那不真实，但是要说解放后，藏民就翻了身，那就更不真实。他们和中国几亿农民一样，都是命悬一线。

1979年的时候我党专门邀请达赖代表团回来观摩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意图统战，结果代表团所到之处，藏区人民完全是以北望王师又一年的激动夹道欢迎。十世班禅还曾在圆寂之前公开批评我朝政策：认为治理西藏30年来付出的代价超过了发展带来的好处。人心所向，由此可见。

　　更有甚者，以一贯的“国际反华势力阴谋”，厚颜无耻的把西藏叛乱的起因归结于美国中情局组织康巴游击队、印度从中作梗、达赖哥哥挑唆、农奴主不甘心等拿不上台面，也绝不是主因的理由，其实就是为了掩盖在反人类、反科学、反传统的治国过程中犯下的弥天大罪。残酷不堪的真相就是：1959年的藏区叛乱完全是蓄意谋划的官逼民反。

八、逃亡之后

　　如果说达赖出逃之前尚还对中央政府存有一丝幻想，需要用请“神断”之类的方式才能下定出逃的决心，那么出逃之后，面对满目疮痍和坐牢中的活佛们，恐怕就不会想再回头了。

　　而根据某些人一贯功归自己、过属他人的办事风格，要还原历史的真相那是很难的了。达赖从此也就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背上了民族分裂分子的沉重十字架。不彻底搞脏搞臭那不是我党的习惯，以至于很多愤青提起达赖就咬牙切齿，恨不得和拉来和秦桧同列，但你要问达赖到底说过什么分裂理论，恐怕那些生活在大局域网中的爱国者并不清楚。

　　达赖在出逃印度之后蛰伏了很长的时间，这和当时世界范围内美苏冷战正酣、国际社会无暇关注有关。其间达赖制定了《西藏民主宪章》，开始实行民选议会。逃亡伊始和苦大仇深，国策纲领较为激进，仍包含有“西藏独立”的内容。但和我党的一根筋不同，达赖是个聪明人，懂得顺势而动。从80年代开始，随着冷战天平的倾斜和共运国家的末路，达赖借鉴了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先后在1987、88年提出了“五点计划”和“七条建议”的和平方案。这两个方案达赖放弃了西藏独立的提法，肯定了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存在，其实就是追求类似于联邦的高度自治——说来说去都是当年十七条的一国两制而已。其中明确要求“由藏族人通过全民投票选举出大藏区的政府首脑，拥有独立的财政、立法、行政、司法权……”这一点香港同胞读完可能就要哭了。我朝断然是不能让你包含一人一票这种“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大多数中国人当惯了中央集权下的顺民，一听地方要自治，容易情不自禁的为统治者义愤填膺，实际上，如果换个位置，站在异族或是现代民主的角度，这些要求并不过分。

　　你可能要说达赖这不过是丧家之犬演戏罢了，不一定代表真心。那是有可能。但是有些人连戏都不演，直接以摸石头为己任，那就更等而下之了。所以达赖在198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让很多人很纠结。这自然也就成了西方列强的反华图谋，后来逃亡法国高某获奖也是反华图谋，蹲监狱的刘晓波获奖也是反华图谋，直到莫言、屠嗷嗷获奖，诺贝尔奖又突然不是阴谋了。

　　当然，达赖的诺贝尔奖不是白拿的。2001年达赖更进一步，指出由他本人指定内阁候选人、议会批准就职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民主的发展，推动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一次首相全民直选。2010年达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多数西藏人民觉得达赖转世制度已经过时，那这个制度就该消失。我没有问题。”2011年达赖更是语出惊人，直言要退出政坛：“由精神领袖领导藏人的方式已经过时……我不想做穆巴拉克。”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一个真实的达赖离我党划定的那个民族分裂分子恐怕很远。

　　九、解决困局

　　目前达赖已经是风烛残年，他所面对的是一心一意“拖字诀”的困局——即便他刚刚宣布不会再有十五世达赖，但显然这由不得他。只等他一咽气，转世灵童恐怕就会在两地诞生。当然，到时候免不了里里外外的打嘴仗。按理，若是某些人理直气壮，要解决西藏问题，大可以学习赵尔丰，直接废了达赖的封号，另选灵童。但是恐怕当政者也知道，骗汉人容易，骗藏人难，民族问题，尤其是自己造下的孽，不是耍几个小聪明就可以解决的。我党不遗余力攻击的达赖，实际上已经是最好的统战对象。如果你连一个打着非暴力旗号的人都不愿意谈的话，那么一旦达赖过世，剩下“藏青会”这些死硬派，流亡藏人极易成为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温床，那个时候，群龙无首，你想找个人谈判恐怕都难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上策不是年复一年枕戈待旦和恐怖主义做斗争，而是最大限度的和解。

因为，达赖和西藏问题的核心，和台湾、香港问题的核心是一致的，不是什么分裂反分裂，而是如何面对历史和如何看待整个国家的未来。

所谓面对历史，就是要敢于深刻反思制度之恶，执政之殇，不是一句“功过三七开”就把成千上万同胞的血泪抹杀，而是用实际行动担当起历史的沉重。当年西德总理在大屠杀纪念碑前的一跪，弯下的是个人的膝盖，挺直的是国家的脊梁。天天说日本人不正确认识历史，但是你认识过吗？有人为1958到1961年间的藏区所谓反革命暴乱认过错甚至发过声音吗？往大了说，有谁为和平年代饿死的4千多万中国人道歉？年复一年用扣屎盆子的方式来解读历史，无益于解开民族矛盾的死结，只会让他不停的发酵，直到在某个节点爆发。

所谓看待未来，就是要勇于变法，革除暴政，失一家之私成天下之利。一个高岗、林彪、薄熙来、王立军、周永康、令计划层出不穷的制度，是一个不长记性的制度。一个开得起奥运会买不起课间餐和校车的制度，是没有希望的制度。这种制度下，什么民族政策，荣辱与共都是扯淡，你凭啥要在一个黑暗的家庭里成长呢？

　　西藏的问题，由于民族和地缘的因素，它和中国目前存在的普遍的社会问题又有本质的不同。由于长期在郡县制的统治下，大部分国人对于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盲目崇拜而使得民主政治几大原则之一的“地方自治”缺乏相应的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制度本质上和一国两制一样,都是以高度自治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自治区既无立法议政之利，更无人事任免之权，外面还包裹着一个真正拥有实权的党委。和普通省份最大的区别，恐怕就是二把手是少数民族罢了。今天，民族自决作为地方自治的一个选项，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法确定的基本人权之一，也是世界通用的解决民族问题的不二法则。可能我们中国人一时间难以接受，但苏格兰的独立公投事实上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什么是真正的吸引和包容，什么才是双赢的结局。何况大部分情况下，民族自决和分裂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央下放的权力甚至可能比美国的一个州还要少。这也是达赖最近几年一直极力主张的道路，这条道路其实是可以协商的。这只不过需要某些体制上的变革，和所谓的中国特色的道路格格不入罢了。西班牙的巴斯克、加拿大的魁北克甚至美国的德克萨斯都闹过甚至正在闹独立，你看他们担心吗？体制和文化上的包容和先进，才是真真能让人信服的东西。德化四方，怀柔抚远，这是中国人夏商周就明白的道理。

　　广而言之，地方自治不仅对少数民族使用，对于汉族本身也是适用的。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一人的病全家吃药的集权根本就是发展的障碍。经济特区的改革成果已经说明了放权的必要性，现在要做的，就是更为彻底。那些被认为是民主社会典范的国家，诸如美国、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奥地利等，都实行联邦主义,有着坚实的地方自治传统。英国等虽然在形式上未采联邦制，但苏格兰的公投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地方自治，意味着建立一个多中心而非单中心的秩序。在一个多中心秩序中，无数个共同体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制定符合本地的公共政策，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最高权力”中心。地方自治的好处，在于让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方自行试验符合自身的政策，让公民学会管理本地的公共事务。因为常住民和机构更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制定的政策更符合自身的需求。

　　道理易懂，实行太难。香港的现状已经告诉我们，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在非民主体制下是不可调和的两端，因为它们的体制出发点是截然相反的。西藏问题的困局，恐怕亦同此道。

　　（ 2014.12.23定稿）

史料来源：

[1]《藏汉民族同宗同源的历史考据》，龙西江，新浪博客，2008年，

[2] 《空行母：性别、身分定位，以及藏传佛教》，苏格兰，June Campbell，正智出版社，2010年

[3]《藏传佛教与人骨法器》，夏倪，2005年,华声论坛

[4]《吉祥天女仪轨及功能在青藏高原民间信仰中的流变》，高岩、鄂崇荣，《青海社会科学》 2011年06期）

[5]《邪灵与达赖喇嘛》，意大利，布尔特里尼，2008年

[6]土观善慧法日，《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汉译本）1980年

[7]清季外交史料卷180

[8]《联豫驻藏奏稿》，吴丰培，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

[9]任昆明，《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鹭江出版社，2006

[10](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上海大学文学院出版《社会》月刊一九九三年第四、五期合刊

[11]《兴海县志》，三秦出版社，2000年

[12] 《为彻底完成青海省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

[13] 达杰：《果洛见闻与回忆》

[14] 《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

[15]《关于青海省民族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发言》，《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

[16] 《甘南州志》

[17] 《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

[18]《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台湾联经出版社，1990年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解密档案》，2006年

[20]《湟中县志》，1989年

[21]吉柚权，《西藏平叛记实》，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3年

[22]李江琳，《1959 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 台湾联经出版社，2010年

[23]关于西藏问题（1959年3月-5月的文件、资料）.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4]《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杨尚昆日记》，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25]班禅，《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1962年5月18日

[26]王力雄. 《天葬：西藏的命运》. 1998年

[27]《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