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书 3 ｜语言是有灵力的

我似乎算是个language person，学语言很快。我的大脑似乎能很快抓到一种语言背后的某种精髓之处，进而找到某种感觉，然后就学会了这个语言。

我从小到大也搬过好些地方，所以还真的会说几样方言呢。

我们家是湖州人，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全家搬到了南京。据说一开始家里都是说普通话的，因为觉得讲方言很“随随便便”，“不严肃”。大人们忙于工作，所以我被不同的保姆抚养过。有一个江宁县来的小保姆，很爱跟我讲话逗我玩儿，所以我在牙牙学语讲普通话之余，会时不时讲讲江宁县的方言。比如计算机，我会用江宁的语调说“计送机”。再大一些，我的太姥姥搬来跟我们同住，跟她呆久了之后，我又开始讲湖州话。我对太姥姥的记忆已经不太多了，只记得冬天我们坐在一个看起来好像金属桶似得大炉子前面，两人穿着棉鞋把脚搭在大桶上，热乎乎的。她是旧社会的乡绅小姐，裹过小脚，总爱跟我比谁的脚大。我如今还记得她的棉鞋，黑色的传统老太太样式，很像古装剧。

再后来我开始上学，不可避免的开始学会了南京话，而且说得非常顺溜，非常习惯。家里人说是我带着全家人开始讲南京话的，我曾经还很愧疚，觉得是我把他们带得又随便又不严肃的。现在想想，三四十岁的成年人怎么可能被六七岁的小孩带着讲方言，分明是他们在南京工作久了，自己开始讲了，又要找个人背锅。

再后来据说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软着陆，我们家所在的研究所和集体工厂效益不行了，大家开始自谋出路。我爸因为是个技术骨干，而且政治过硬，被派往香港工作过一阵子。他是个很精明很灵活的人，见过世界另外一个样子的他，回来之后开始考虑离开南京。当时王氏港建曾招揽过他，但是因为他”政治过硬“，婉拒了那个机会；后来与他同在研究所的同事去了斐济，来信请他同去，他觉得斐济语言不通，还是算了。

后来，他去了深圳打前站，觉得不错，邀了我妈和我在某个暑假去玩了一趟。玩完回来我还高兴着呢，我妈就找我谈话，说她也要去，等条件成熟了，再回来接我。啊，写到这里，我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我也算当过留守儿童了。

之后几年留守儿童的生活，不是很好过，就不提了。

过了几年，真的去了深圳，初中时还好，讲讲普通话也没什么。上了高中，青少年总是很mean的，不讲广东话，会被霸凌。那时候连霸凌这个概念都不存在，只要不出大事，老师才不会管同学之间闹成什么样。所以我又被迫学会了讲广东话，可惜这也无法避免被霸凌的命运，因为我不是广东人，而且我的广东话并不精准，曾经因为向同学借”纸巾“被好多人围攻，一群人围着我哈哈大笑，我为什么要借”紫金“，可真是窘迫极了。

可能因为被霸凌了好几年的缘故，我后来一度很抵触讲广东话。可没想到从外地的大学毕业回深圳找工作，却因为会讲广东话，能够跟香港的同事流畅沟通，获得了第一份工作。

再后来，我又换了个地方。这回是自主换的，直接从北半球搬到了南半球。

出国的原因，跟我爸当年离开研究所的原因有些相似之处吧，总觉得那样的社会体系不适合我。我又不精明，又不灵活，也不够会”来事儿“。

出国后半英文半中文生活了好些年，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除了在家，或是跟几个朋友聊天之外，生活里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说英文。语言甚至成了我的工作工具。

我渐渐发现语言背后是有一个庞大的信仰体系的。一个语言，代表的是一种价值观。

有个叫Viorica Marian的心理学家说过一句我特别认同的话：to have another language is to possess another soul.

我在我的咨询师那里，不知道怎么说我身上的两种价值体系的时候，会用”英文的我“，和”中文的我“来指代。

”英文的我“似乎更松弛，更自洽，而”中文的我“总是焦虑，恐惧，和自我厌恶。

后来我渐渐明白，语言其实是人的思想，人的灵魂，人的潜意识。

我曾被母亲充满焦虑和恐惧的言灵限制，失去了力量；如今我希望我的言灵能带我的孩子温暖和力量。

说到这里，我突然有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系要重理轻文，要提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思考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语言是有传染力的。上位者当然不希望下位者们思考。因为人们一旦开始思考，他们会开始看见庞大的系统性压迫，会看穿那些用来操纵人心的话术，也会有一场有一场的白纸革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火，是思考，是灵魂，是语言的灵力。

中国那庞大的sensor system，怕的就是这种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