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與真相：闢謠的代價

在中國，要正確認識所謂謠言跟闢謠，就不得不將此二者置於權力話語的考量之下，也就是說，必須清楚地從闢謠中識別極權體制的權力話語特徵及其宣傳本質——闢謠之所以本質上是極權政府「宣傳」的一部分，是因為輿論的話語權力被政府所壟斷，由此也直接壟斷了一切關於「真相」的裁決權力，也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闢謠」也首先意味著製造輿論宣傳攻勢：這一點恰恰與人們理解的相反，以為「闢謠」是被迫針對「謠言」做出的回應；事實是，在中國一切宣傳都是積極主動進攻，絕無被動回應的道理，這也是宣傳之所以是宣傳並且明顯有別於民主國家不設輿論自由管制的地方。甚至，為達到宣傳目的，極權政府不惜主動製造「謠言」再對此進行「闢謠」，這同樣是「闢謠」作為一種宣傳進攻態勢的一部分。

這是因為社會主義本身即意味著無休止地持進攻態勢：一方面它通過沿習一種遊牧部落特有的泛戰爭傳統，通過塑造「假想敵」來促成全面的泛戰爭態勢，並且以此來主動掌握輿論的主導權力，這時候，它的意識型態宣傳機器是每天二十四小時不停地開足了馬力運轉的，「闢謠」也是這個環節的一部分，因為所謂「謠言」正是在「闢謠」的基礎上被構造出來的；而另一方面，通過開足馬力的意識形態宣傳機器，主動去撩撥輿論動態，則也同樣出於另一重顧慮，即反復在潛在輿論浪潮中發掘潛在敵人並且及時予以打擊跟消滅，因此，當局首先會認為「謠言」是有必要的（而這一點恰恰出乎平常人的意料），正因為通過反復「闢謠」是對潛在反對聲音的提前發現並予以扼殺性打擊。

然而，究竟是「謠言」的危害大，還是「闢謠」的危害大？這一點我們以就近發生的案例可以給出說明。

所謂「闢謠」不但是隔絕了「真相」的傳播權利，更是壟斷了發布「真相」的唯一權力，而這樣下去的結果是，民眾漸漸地依賴上由政府發布的「真相」，從而逐步喪失對於真實事件本來面目的判斷能力，也就是說，它顯然成功撩撥起了民眾的疑心，並使之主動喪失獨立判斷力。但是否就可通過反復「闢謠」劫奪民眾的信任了呢？

民眾的疑心跟信任，其實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在中國執政當局眼裡，其實也不是沒有區別的，只是當局最在乎的是通過「闢謠」壟斷的話語權力，因為這也是收繳社會權力的一部分。然而其中災難性的惡果至少在最近發生的事情上得到了應驗：在今年一月初，中國當局「闢謠」並且公開懲處了最初八名新冠狀病毒「造謠者」之後，社會民眾幾乎是喪失了基本判斷力的，而在央視媒體針對北京、廣州兩地民眾採訪時，竟有民眾嬉皮笑臉地大喊相信政府有力量；諷刺的是，當局在第二天旋即被迫宣布疫情失控。

我們必須仔細甄別：這部分民眾的樂觀情緒是基於中國當局長期「闢謠」積累起來的負資產，它根本不是信任，而是根本缺乏最基本的判斷力。在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局宣布疫情失控的同一天，也即在1月20日，部分民眾急急忙忙上街或上網搶購口罩時，猛然發現口罩早已搶購一空。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闢謠」並未增加民眾對於當局的信任度，反而由於不信任才造成搶購的恐慌情緒悄然蔓延。

更推遠一點可以這樣說，中國消費者們出現在各種海外新聞報導上，幾乎總是免不了給人一種要搶購、爆買的印象，搶購奶粉、搶購電器、搶購奢侈品⋯⋯一般來說，評論者們將這種習性歸咎於國民性，將之跟在某豪華郵輪自助餐廳為哄搶自助餐大打出手看成一個性質。其實並不一樣。這裡面存在幾種典型的社會心理，除了哄搶自身是一種可能在任何社會中突然毫無徵兆地爆發的群體行為外，我只想在這裡點出其中與本文相關的一點：

參與爆買的中國消費者除了自身可能是職業代購人員以外，也存在著很多利用海外旅遊機會為一般親戚朋友間代購，或者乾脆就是為囤積而囤積。不論出於那一種類型，這種行為都是一種典型的投機行為：他們旨在利用每一次機會，狠狠地囤積。但是為什麼？僅僅是因為澳洲或歐洲奶粉安全？僅僅是因為日本電器便宜？或歐洲奢侈品不擔心假貨？看上去是這樣，其實並不盡然。如從其社會心理上判斷，一切投機行為在自身都含有缺乏安全感的因素在內，正因為缺乏安全感才會爆發大規模投機行為。

那麼我們要問了，中國人何以如此缺乏安全感呢？首先這種安全感就其根源上來說，源自於其對自身所處社會現狀的無權利狀態。無權利在某種程度上影射全社會性的不安全感似乎還說得過去，但是不夠。是因為缺乏安全感的另一種社會心理是對社會缺乏信任感：中國人根本不相信他們嘴上說引以為傲的社會主義強國，既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權利或從沒有機會踐行公民權利，也因為他們根本不信任自己的政府會善待沒有基本公民權利之個體。我們必須承認，正是這種安全感之缺失成為中國人無法言明之痛楚。他們所顯現出的過度囤積癖，並非僅僅是出於單純的牟利動機，因為我們也知道其中也有不為牟利的代購，但不論是哪一者，無疑都太像鼴鼠囤積過冬食物那樣，都為某種他們甚至意料不到的不安全性因素拼盡全力爭奪生存權利，因為他們不相信自身權利在災難面前是受到保護的（而今的現實恰恰就驗證了他們的憂慮）。

我不是說中國人這種搶購、爆買的行為或者任何一種投機行為、囤積行為應該制止或者必須放棄，這絕不是我本意。我的本意只是指出這種行為背後的社會心理動機並且使其盡可能自然地與中國社會體制中的某種因素之間的關聯顯示出來，我這裡指的就是民眾的不信任。正因為民眾對這樣漠視其基本公民權利的政府跟國家絕不可能抱有高度信任，他們才顯得缺乏安全感。

雖然我絕不能就此斷定，這種不信任是基於政府頻繁「闢謠」所致。但是我們顯然不能漠視這樣的反復「闢謠」越發加深了民眾的疑慮，因為他們從所謂的「謠言」背後看見了證據，看見了政府淨睜眼說瞎話的地方，看見了一個毫無公信力的政府的全部所作所為，而假如他們對於他們不知情的「謠言」也同樣缺乏判斷力的話，那他們自身的疑慮跟不安全感也迫使他們必須盡可能地實現自我保存。

最後，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中國當局竭力塑造「謠言」的代價，無意是極其慘重的，它不但讓民眾喪失了危機降臨時的基本判斷力，也讓民眾失去了信任跟基本的安全感，把民眾推向各種投機行為跟囤積行為之中，把未能有效參與其中的人排斥到生存危機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