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舊文重貼】一個甲子的等待
「對我們而言，戰爭從未終結。他們奪去我的尊嚴，我的青春，我的一切。」在印尼出生的荷蘭人珍‧奧賀恩（Jan Ruff O'Herne），與眾多在二戰時飽受性虐待的亞太地區婦女一樣，對日軍的暴行，依然傷痛欲絕。
她們就是被美化為「慰安婦」的婦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有多少婦女被迫成為日軍的性奴，至今仍無從得知。不少有關當年慰安所的資料都被掉，所以無法考證，但朝鮮中央通信說單是南韓就有二十萬慰安婦，而上海師範大學蘇智良教授也認為中國的慰安婦有二十萬左右。不論他們是根據什麼推算出來，可以肯定的是，事實並不如日本文部科學相中山成彬所指：「二戰期間並沒有隨軍慰安婦這樣的辭詞彙」。
我來自歐洲
「我曾是慰安婦……」當珍‧奧賀恩(下簡稱珍)說出這句話時，不少人也不會相信，慰安婦當中，竟然也有白人。媒體中的慰安婦，離不開垂垂老矣的婆婆，而且多是黃皮膚黑頭髮的中國人和南韓人。但可別忘了，當時日本皇軍所遍及的足跡，包括了馬來西亞、菲律賓，現今的印尼和東帝汶。而惡名昭彰的「紅屋」，即是專門為日軍提供「性服務」的慰安所，就也在中、韓兩國之外如野草於東南亞蔓延。流著荷蘭人血統的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成了慰安婦中的少數族裔，也由於歐裔的慰安婦人數較之中韓不多，她們的聲音就更微弱，近乎銷聲匿跡，所以，也更叫人聽來難以置信。
「我出生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初爪哇一個家庭，家庭成員中有荷蘭、法國和印尼血統。我們的家庭很富裕，住漂亮的房子，家裏有傭人，每天都不愁衣食。」當時，印尼仍叫做「荷屬東印度」，是荷蘭的殖民地。換句話說，珍的一家，是殖民者的後代。二戰時，荷蘭被德國侵佔，荷蘭本土的人民日子不好過，而僑居海外殖民地的荷蘭人，雖曾一度是殖民者、佔領者，有過風光的日子，但日軍在二戰時橫掃亞洲，一九四二年侵佔了印尼，他們的地位也開始逆轉過來。
「那是一九四四年二月，我們一家人的命運徹底改變了。當時我才二十一歲，我們一家都是天主教徒，而且我一心立志要當修女。但是，二月的某一天，我們一家被日軍強行送去集中營，基本上，所有荷蘭人也被關起來。」珍在平淡的語調中帶有絲絲悲慟：「不久，我和妹妹，還有九個女孩，被帶到一間很大的紅屋。他們告訴我，這裏是為日軍提供性玩樂的地方。我們害怕、恐懼、不知所措，那時候我們全都是處女！「我被關了三個月。我每天都被強姦、毆打，了無間斷。來強姦我的，都是日本皇軍派來的醫生，他們以檢查身體為理由來侵犯的。」據一些歷史學家的統計，很多慰安婦，一天內被至少六十名軍官強姦，因而染上性病而死，也有不少女性因被日軍注射過量防止懷孕的藥物而導致身體殘缺，不能正常生育，而在紅屋內懷孕的慰安婦，不是人間蒸發，就是被殺。
男人的勳章 女人的傷痕
珍倖存，但和眾多前慰安婦一樣，在戰後帶著被摧殘的身軀，她已不能如從前住在大宅的時候，用同一眼光去看世界，去看男人。「我永遠也當不成修女了，這樣的身軀，不可以。後來，我想結婚，想要一個丈夫，一個家，還有孩子，但是，我不想要性生活。我從那時起就不能享受性所帶來的歡樂。」
「我告訴母親我在慰安所的經歷，但只講了一次，不能夠再多講一次了。我們從此也不談這個。這曾是我們家族的秘密。戰後，並沒有人關心我們這班經歷了戰爭有多可怕、又被當成性奴隸的『慰安婦』。沒有人開解我，而我也感到十分羞恥，不想去談。我嘗試若無其事去過每一天，但這是不可能的。對我們而言，只要那種羞辱感仍存在，戰爭就從未終結。我怕終有一天有人會發現我的過去，因此而惶惶不可終日。試問你還能夠做什麼？你帶來恥辱，你感到污穢，你與眾不同因此你感到自己毫無價值；他們奪去我的尊嚴，我的青春，我的一切！為什麼戰後那些男人胸前都掛滿英勇勳章，而所有女人得到的，卻是遍體鱗傷的身體？」
戰後，珍與一名英軍結婚，先到了英國，最後選擇在澳洲阿德萊德落地生根，育有三個女兒。今年，她八十四歲了，丈夫也先她而去。但把往事告之於世，卻是十三年前才開始。大概，一九九一年朝鮮慰安婦金曉欣首次站出來向全世界公開她的苦難，埋在亞洲眾多婦女心底多年的悲痛，終於釋放出來，珍也因此而得到力量，面對她的過去。珍形容，公開過去的那一剎，如一道泉從心底湧出來，太奇妙了。「後來我接受邀請去了日本訪問，我不再抱仇恨和憤怒，這只會令我們的過去更難讓日本人相信。我說，我原諒了他們所做的一切。把一切說出來後，那種羞愧感消失了。一些年輕的日本人，知道我的故事後，決定幫助我們這些前慰安婦向日本索償。」
無誠意的謝罪，不過是鹽
在日語中，道歉的漢字是「謝罪」，已故日本心理學家妻吾洋博士認為，日本人理解的謝罪，是解決任何衝突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對受害者而言，道歉則是令他們可以開啟康復之門的鎖匙，如果受害人覺得對方的道歉是沒有誠意的，那將會對受害者的情緒帶來極大的打擊，甚至是在傷口灑鹽。一九九二年一月，宮澤喜一出訪南韓，首次向南韓人民道歉，但真正以首相身分向二戰時期亞洲受害國口頭道歉的人，是細川護熙。之後是村山富市，然後數位首相及內閣官員也陸續道歉，表示懺悔及承認道德上的責任，但對當時的慰安婦及其他受害者造成什麼傷害，卻含糊其辭。慢慢地，內容空洞的道歉多了，日本人倦了，受害者更沮喪了。很多慰安婦，被囚在慰安所的年月比珍長好幾倍，晚年的生活也比她淒涼，不少仍活在貧困之中，更多在未得到應有的賠償，聽不到一聲真誠的道歉就去世了。失去了半生尊嚴，糾纏了一個甲子的帳，什麼時候才有個了結？
原文載於2006年7月28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