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的《灾难的新时代》│A review – The New Age of Catastrophe by Alex Callinicos
彼得·劳伦斯（Peter Lawrence）
2023年7月4日
译者：吴刚
在这篇书评中，《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ROAPE）的彼得·劳伦斯（Peter Lawrence）讨论了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的新作《灾难的新时代》（The New Age of Catastrophe）。卡利尼科斯在书中承认人类面临的灾难规模之大令人目瞪口呆，但也为那些希望看到更乐观未来的人提供了足够的武装。劳伦斯认为，卡利尼科斯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自下而上大规模动员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
资本主义危机无处不在，“灾难的阴影”笼罩着我们。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不平等的加剧、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贫困的加剧，以及财富和权力集中在有权有势的个人和企业手中，所有这一切都因迫在眉睫的气候灾难而雪上加霜。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灾难时代”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开端，随后是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兴起，最后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告终。卡利尼科斯的“新灾难时代”（我们已经在其中生活了至少十年）则可能会随着地球上生命的毁灭而告终，要么是气候崩溃，要么是战争，要么两者兼而有之。这里透露出一种理智的悲观主义，它成功击溃了乐观主义的精神。
当然，这一切都得归功于资本主义。“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 （马克思，1970:595）。对资本增长的需求，以及在此过程中寻求越来越多的资源，无论是地下的珍贵矿物还是海洋中的鱼类，都推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并日益破坏全球，尤其是全球南方人口的生计和健康。全球资本及其机构代表（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掌控国家或至少压倒性影响政府政策方向的力量，使得左翼政党无力改变任何事情，助长了一种认为形势无望的悲观情绪。然而，正如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2017年所指出的那样，勇于承认绝望反而有助于产生彻底的变革。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写了一本书，承认这场灾难的规模之大令人目瞪口呆，同时也为那些希望看到更乐观未来的人提供了足够的武装。
他的方法旨在“将我们处境的不同方面整合为一个结构化的整体”（第7页）。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活动家，卡利尼科斯强烈主张以社会主义作为解决方案，并通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大规模动员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显然，资本主义及其驱动力是导致这场灾难的所有问题的根源。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历史视角，帮助我们理解第一个灾难时代和新自由主义影响出现之前的黄金时代的驱动因素。接下来的章节介绍了环境危机、全球经济形势、多极世界的地缘政治、民众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经济衰退的左翼和右翼反应，最后一章展望未来，探寻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激进变革的力量。
第一个灾难时代的根源是，在一个相对自由贸易的全球化世界中，不同国家和帝国主义资本之间的竞争，这场竞争在1914年以一场英法帝国主义取得胜利而德国蒙受耻辱的战争告终。这种结果激起了（部分）民众的不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德国和意大利则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招致了德意志帝国主义的胜利和另一场世界大战。苏联的建立和日本的崛起，再加上美国最终意识到欧洲和远东的未来关系到其自身的帝国主义利益，在1945年后缔造了两极格局。美国和苏联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全球南方”（译者注：“全球南方”一般是指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则实现了非殖民化，并试图通过坚持不与帝国主义集团结盟的办法来抵制其昔日帝国统治者的霸权，同时也依靠一个集团对抗另一个集团，苏联集团和新兴的中国为亚洲和非洲的许多解放运动提供了物质支持。这种两极格局在战后繁荣时期，以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和国际合作带来的相对稳定的世界经济中得到了维护，直到其自身矛盾导致战后解决方案的崩溃。一个贸易自由化、汇率浮动化、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世界发展起来，成为本世纪全球化的又一个转折点，并且由世界贸易组织（WTO）监管的贸易集团，即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的全球金融和生产企业主导。
新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气候危机。正如卡利尼科斯所言，化石资本主义是“自然逐渐毁灭”的主要驱动力（第30页）。化石开采是资本积累体系的核心，化石生产商通过银行资助的勘探投资，对政府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政府的环境政策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生产商的利益。全球变暖和可再生能源产量的增加都会带来地缘政治后果。全球变暖推动商业和军事活动打开北极地区的大门，加剧了地缘政治竞争，而对可再生能源的热衷则使作为电池和太阳能电池制造商以及生产这些东西所需矿产开采者的中国处于强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大自然的毁灭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卡利尼科斯所指出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农业不仅对工人，而且对土地都有恶劣的影响。当然，化学品和机械化有助于减缓甚至逆转这两个过程，但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化肥渗漏造成的河流和海洋污染，以及过度耕作对土壤及其蓄水能力造成的荒漠化影响。
新冠疫情和对自然的战争
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没有比新冠肺炎更好的证明了。卡利尼科斯有一个特别有趣的部分是关于19世纪“令人厌恶的”（马克思的话）工厂化农业的影响，更不用说随后更密集的版本了。他提到了流行病学家罗伯•华莱士（Rob Wallace）的工作，罗伯•华莱士将新冠肺炎病毒的根源归结于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导致一些动物聚集在人类居住区附近，从而增加了疾病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风险，就像这次发生的情况一样。对疫情病毒的直接反应是找到疫苗，这让我们干净利落地回到企业资本主义和大型制药公司之间开发有效疫苗的竞赛。
疫苗的推广故事则是企业贪婪、国家控制和全球不平等的完美例证。辉瑞（Pfizer）等大型制药公司从疫苗中赚得盆满钵满，而不像牛津—阿斯利康疫苗（Oxford Astra-Zeneca vaccine）是按成本价出售的（尽管正如卡利尼科斯解释的那样，多亏了比尔和梅林达·盖茨，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不出所料，牛津-阿斯利康公司的疫苗被认为效果较差，很快就被挤出市场，这很可能跟大公司掌控国家卫生服务有关。
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导致家庭收入越低的国家感染率越高，而在国际范围内，越贫穷的国家越难获得疫苗。保护人们免受病毒感染的措施不可避免地会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更严格的控制，尤其是在封锁期间，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中国的清零政策确实有效地将人们关在了家里。这种更大程度的国家控制在阴谋论者看来是酒足饭饱后的闲谈，但更像是官僚专制倾向的又一例证，这种手段后来被扭转或至少被民众行动所限制，但在最初阶段却遭到了忽视，就像当时臭名昭著的英国首相同样做的那样。
利润率的下降
新冠疫情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挑战了新自由主义正统学说对“小政府”的支持，并导致了一种由中央银行控制的需求管理形式（“技术官僚凯恩斯主义”）:维持低利率和印钞（“量化宽松”），以维持一定水平的经济活动，维持对私营部门活动至关重要的公共服务，并让为这些服务提供劳动力的人有饭吃、有水喝。
新冠疫情和如今的俄乌战争掩盖了资本主义更深层次的危机，那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利润率在下降。根据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的研究成果，卡利尼科斯展示了全球利润率的下降是如何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随后是20世纪70年代的盈利危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新自由主义复苏，之后是 2007-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连续十年利润率的下降，再到新冠疫情的冲击。
当然，全球利润率并没有告诉我们它的具体分布。但我们知道，银行和金融机构已成为所有全球企业的强大参与者，推动经济活动（尤其是制造业活动）向劳动力更便宜、生产率更高的地区转移，因为这些地区使用了最新的先进技术。
正如卡利尼科斯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引擎已经变成了银行提供的信贷，这种信贷显然是无限的，直到经济衰退导致贷款违约，就像2007年至2008年发生的那样。然后，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暴露出来，较弱的机构接连倒闭，然后威胁到整个体系。正是中央银行的技术官僚凯恩斯主义对货币市场的拯救，确保了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和持续的信贷创造，这对维持资本至关重要。
技术官僚凯恩斯主义是否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这是卡利尼科斯在总结他关于“灾难的新时代”的经济学一章时提出的问题。答案很复杂。在阐述这种复杂性时，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包含了一个特定的自由概念：加强制度以维护市场，使资本积累能够繁荣，并确保不断积累的资产阶级得到保护。这也是一套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理论上控制货币供应量，从而保持稳定的价格水平。
然而，在实践中，通过利用利率，真正被控制的是对货币的需求。此外，减少政府开支、公共服务私有化和增加失业率以抑制工资增长，会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但也削弱了工会，特别是当反罢工立法被纳入失业问题时。
虽然新自由主义似乎呼吁一个“更小的政府”，但所有这些都需要更多的国家干预，才能确保市场“有效”运作，恢复更高的利润率。然而，技术官僚凯恩斯主义的出现确实表明了新自由主义可能会遭到抵抗，国家在恢复经济运行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诚如卡利尼科斯所言，这种抵抗只有在来自底层的情况下才会成功（我们现在看到的日益增加的罢工活动，尤其是在全球北方，给了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些希望），否则，新自由主义政策将继续使工人阶级劳苦大众陷入贫困。
帝国主义与战争
核战所带来的浩劫可能会使气候危机和持久的经济危机都变得无关紧要。1945年后，当美国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让我们接触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苏联开发的原子弹奠定了确保相互毁灭的威慑。但这并没有阻止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以前由英法殖民主义控制的地区建立霸权。二战后全球北方的长期繁荣以及后来欧盟的形成和扩张对美国的霸权构成了挑战，但并未削弱其霸权，美国的霸权是通过北约和全球其他此类联盟获得的，它的军事力量虽在印度支那受到挑战，但又在两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得到重申。美国致力于经济全球化，这包括将中国带入世贸组织，以确保其遵守规则。
然而，这种包容性政策并没有提供给俄罗斯，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带有两种倾向，一是寄希望于欧洲，另一是寄希望于亚洲。让俄罗斯加入北约和欧盟不仅会促进全球资本的利益，还会挑战中国。现在，特别是考虑到乌克兰战争，可能的结果是中俄加强合作，前者向西方靠拢，进一步挑战华盛顿的单极世界观。然而，正如卡利尼科斯也指出的那样，这场战争拉近了欧洲和美国的距离，不仅促进和扩大了北约，还重新调整了欧洲对俄罗斯和美国天然气的依赖。
虽然一个由欧洲、俄罗斯和中国组成的经济集团能够对美国的霸权构成重大威胁，但中国朝向世界强国的崛起现在被视为更大的威胁。正如卡利尼科斯所说，随着全球资本的崛起，大国之间的经济依赖得到巩固，全球化本应使这类国家竞争变得多余。但是，一旦诸如半导体生产集中在台湾以及半导体生产所需的特殊气体在乌克兰较为丰富等因素出现，这些国家对于主要经济体来说就变得至关重要。当中国将台湾视为其失去的省份之一时，这些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就会导致同样的结果：一场争夺资源的潜在军事冲突。
卡利尼科斯认为“世界正变得更加危险”的观点是正确的（第114页）。他还正确地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越来越倾向于将当前的冲突描述为自由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试图将我们带回冷战时代。
极右翼的崛起
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内部，肯定存在着斗争，以便人们维护来之不易的自由，抵御极右翼势力日益增长的威胁。正如葛兰西对我们这样的时代的著名描述：“旧世界已死，新世界未生，于此明暗交错之际，怪物浮现。”（引自第 119 页）。这些症状之一就是代表民粹主义的特朗普极右势力在美国的崛起威胁着自由民主。他展示了这一极右翼在强烈的种族主义阴影下，如何成功地动员那些受新自由主义之害的人反对政治“精英”、移民和难民。卡利尼科斯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秩序正在瓦解，而“自下而上的工人斗争”还不够强大，不足以提供产生社会主义的“新”的替代方案，这就为极右翼的空洞承诺留下了空间。卡利尼科斯从更全球化的角度看待问题，结合了菲律宾、巴西、印度和埃及等国家的发展，在这些国家，失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与腐败和管理不善相结合，导致新的右翼或军事政权去利用包含反穆斯林等形式在内的文化民族主义。
卡利尼科斯对欧洲极右翼的调查显示，它们遵循着类似的道路，将种族主义和欧洲怀疑论的仇外心理结合起来，最明显的是在英国，主流保守党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采纳了极右翼政党的一些政策和态度，特别是通过致力于使英国退出欧盟。卡利尼科斯指出，尽管这些政党成功地利用了民众的不满，但它们并没有通过连贯的经济政策来取代新自由主义政策。
对于那些经常觉得我们回到了另一个版本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人来说，卡利尼科斯指出了其中的不同之处，最明显的是缺乏一个能够通过动员反对极右翼的强大、革命的左派，以及当前的极右翼缺乏一个替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战略，而20世纪20年代的意大利法西斯和30年代的德国纳粹都有非常明确的国家干预政策和经济方向，以便重新武装起来。尽管如此，极右翼分子的不满情绪仍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法西斯分子有可能作为政治运动获得一些支持。卡利尼科斯通过对美国极右翼的讨论说明了这些趋势，出乎意料的地方在于，美国极右翼被描述为发达资本主义中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
2021年1月极右翼分子对首都的袭击引发了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成为薄弱环节的概念。卡利尼科斯指出了这一事件的三个“决定性因素”：第一，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利润丰厚、高管薪酬过高的大公司与实际工资下降或停滞不前或没有工作的大部分人口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第二，政治结构，如选举团制度，该制度选择总统的结果──如特朗普的情况──可能是民众投票的失败者当选，参议院代表不了人口较多的州；第三，种族鸿沟，非裔美国人在收入分配的低端所占比例过高，在警察枪击案中的比例也明显过高。
卡利尼科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的分析，解释了特朗普主义的社会基础，特朗普主义是一个基于“房地产、私募股权、赌场和从私人军队到连锁高利贷的各种服务”的资产阶级（第135页）。特朗普能够将收入分配底层的人描绘成政治精英更关心帮助其他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的受害者。
卡利尼科斯表示，特朗普与美国大型企业的关系是“矛盾的”，但低税收和较少监管的政策并没有对它们造成伤害，尽管拜登的当选重建了一个美国企业可以愉快做生意的政府。然而，美国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仍然可能爆发内战，尤其是在重大气候危机之后。即使特朗普不被允许再次成为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主义仍将存在，随着失业和无组织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加，流氓无产者的支持将有助于特朗普主义的发展。这本书可能会更多地介绍工人阶级在现在和纳粹时期对右翼的支持，以及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本可以和能够做些什么来应对这种情况。
怎么办？
那么，左翼该何去何从？到底又能做些什么呢？在最后一章，卡利尼科斯汲取了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希望的源泉”，他再次转向葛兰西的“对立力量” （antagonistic forces）的概念，将其视为激进变革的动力。与葛兰西一样，卡利尼科斯将“对立力量”植根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但认识到这一阶级如今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遭受了一系列失败，他讨论了当前关于性别和种族的斗争可能有助于形成“新的工人阶级解放主体”（第 151 页）。
关于性别政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主张人们有权选择自己性别的跨性别运动的兴起。这种观点受到了批判女权主义者以及政治右翼和极右翼的批评。他们的共同点是将生理属性与社会属性分离开来，但卡利尼科斯指出，这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宗教的力量，使得家庭成为常态，异性关系成为首选。但是，由于医学科学的进步，同性和跨性别关系中也可以存在其他生殖家庭结构，这使得重新分配性别成为可能。所有这些发展不仅挑战了对资本主义下劳动力再生产至关重要的性别规范，也挑战了资本主义本身。
卡利尼科斯同样提到了，反种族主义运动“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被制度化”（第158页），也是反种族主义的活动人士从特定的运动转移到对整个制度的更广泛斗争的途径。有色人种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不稳定的生活水平，现在这一经验正在向其他（尤其是专业）工人阶级阶层传播，他们从未过着不稳定的生活或目睹生活水平的下降。生产的全球化在全球北方和南方的工人阶级——《共产党宣言》中的世界工人阶级——之间创造了共同利益，“因此，在这个灾难时代，他们可能开始作为一个集体的行动者出现”（第163页）。
数字时代为民主计划经济提供了各种可能性，而不是过去在国家社会主义（卡利尼科斯用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这基于他的政治立场）下相对僵化的指令性经济的尝试。他提醒我们，马克思将社会主义视为自我解放，因此计划必须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亚马逊和脸书等数字平台收集了大量有关个人消费行为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被纳入自下而上的与生产单位的协商过程。最重要的是，计划需要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对气候紧急情况进行管理：依靠碳交易的市场和准市场做不到这一点。
卡利尼科斯参考了大量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献，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提到保罗·梅森（Paul Mason）的工作，即资本主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数字化和实现利润的可能性的减少再次表明其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因为如此多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趋于零，在某些情况下，数字服务已经是免费的。
卡利尼科斯确实参考了梅森的部分作品，但这是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他强烈反对左翼和中派组成人民阵线式的联盟，以对抗极右翼势力的卷土重来和法西斯主义的前景。与梅森相反，他认为最初的人民阵线在 20 世纪 30 年代并没有成功击败法西斯主义。他指出，阶级利益是理解有效联盟的关键：左翼主要由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组成，而自由派或（资产阶级）中派则代表资本的一部分，他们的利益从根本上说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无关。捍卫资产阶级民主需要有组织的左翼采取坚实的阶级行动，而不是与阶级敌人合作。只有通过统一阵线（United Front），团结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相关联的左翼政治力量，才能成功动员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在法西斯主义出现的任何地方与之对抗。
有组织地抵抗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应对迫在眉睫的灾难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尽管卡利尼科斯向我们展示的是托洛茨基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成功的政治活动的看法，但你不必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也能同意他的大部分分析。这本书力图将我们当前困境的不同方面整合成一个结构化的整体，并且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未来或许是悲观的，但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以满足我们乐观的意愿。
作者简介：
彼得·劳伦斯（Peter Lawrence）是《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ROAPE）的编辑和创始成员，也是基尔大学商学院发展经济学荣誉教授，曾在坦桑尼亚、乌干达和加拿大任教，并在坦桑尼亚、匈牙利、西班牙和印度从事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
原文链接：https://roape.net/2023/07/04/a-review-the-new-age-of-catastrophe-by-alex-callinic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