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绥远之旅：呼和浩特（二）夺回大都的梦想

关于土默特部落的由来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他们最早是居住在西伯利亚地区的狩猎民族，在蒙元时期被称为“林中百姓”，古代很多史料对他们的族群称呼都不太一样，大致认为到了13世纪，土默特部落向南迁徙到阴山南面，在这片草原与汉地对峙拉锯的地带，他们将大有作为。

我在开头提到1368年元朝与明朝的交替，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个王朝是南北并存的。有的观点认为1388年明军在捕鱼儿海击败元军，之后脱古思帖木儿被也速迭儿杀死，元朝就此结束。在明朝历史中记载，1402年鬼力赤杀死坤帖木儿篡位自称可汗去除国号，从此明朝以鞑靼替代北元。也有学者认为在蒙古史料中并没有去除大元国号的记载，后续的也先和达延汗都自称大元大可汗，元朝一直延续到1634年最后一任林丹汗去世，皇太极获得了蒙古帝国传国玉玺。

明朝与蒙古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拉锯，首先是明朝进攻蒙古撤退，1449年土木堡之变扭转了局势，改为蒙古侵扰明朝防守，土默特部落的崛起就发生此时。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的也先太师去世后，瓦剌部逐渐式微，达延汗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在满都海夫人的辅佐下执政，开始了中兴时期，达延汗的孙子就是阿勒坦汗，我马上就要见到他了。

随着周末傍晚密集的人流，我走到大召广场上，迎面是巨大的阿勒坦汗坐像，他稳坐在四头大象背负的宝座上，两手掌一上一下代表佛教中的无畏印和施愿印，环绕在他四周的是成千上万的人。

这里是归化城里最热闹的地方，此时正在举行长达一个月的啤酒音乐节，我惊叹于眼前看到的场景，人们一群群地跳舞吃喝散步娱乐，光是上百人不同舞种的方阵就有六七群。不同于很多城市以中老年为主的广场舞，这里有很大比例是年轻人，除了跳舞还有很多主播正在直播演艺，当地人说往年这段时间是内蒙古的旅游旺季，但今年受防疫政策限制游客少了很多，所以在这里玩的大部分还是本地人或者临近地方来的。

这样的盛景我在北京从未见过，在我离开的时候，北京刚刚经历过长达一个月的堂食禁令，之后又是一段时间禁止咖啡馆和酒吧营业，即使不包括防疫政策的影响，北京连年的城区改造和对夜市摆摊与集会活动的限制也在不断折损城市的自发生命力，今天在北京夜晚几乎看不到这样热闹自由的大规模户外娱乐人群。

阿勒坦汗在位初期意识到蒙古迫切需要汉地的物资，他很渴望与明朝通商，但屡次遭到拒绝，1550年阿勒坦汗的军队包围了北京城，历史上称为庚戌之变，这是他距离夺回大都最近的一次，但依然机会渺茫。这次军事行动震慑到了明朝，勉强同意开放边境贸易，但阿勒坦汗也确定自己无法真正夺回大都，双方一定要走向和平共存。为了方便贸易，阿勒坦汗在土默特部放牧的敕勒川地区搭建起一片木房子称为板升，这是归化城最早的雏形。

双方关系的实质性进展来自一次偶然事件，1570年阿勒坦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因为婚姻问题负气逃到明朝，明朝大臣张居正认为应该借此机会与蒙古缓和关系，双方结束了自明军攻克大都之后长达两百年的对峙，归化城的历史开始了。阿勒坦汗建造了库库和屯城，也就是青城，因为城墙用青砖筑成而得名，明朝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把库库和屯赐名归化城，这个名字显然带有归顺教化的贬低意味，但阿勒坦汗还是接受了。

大召周边是呼和浩特最热闹的街区，这里有一条塞上老街，虽然是政府规划复建的旅游街区，但也是本地人传统的活动场所，白天的时候人比较少，有两条主要街道组成，东西向街道有很多手工艺品，南北向街道有很多古玩店，晚上就成了美食夜市，虽然大部分并非本地传统食物，而是更流行的普通夜市小吃，但人声喧嚣着实令我一扫在北京上半年出行受阻的阴霾。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周围的朋友们都在讨论精神内耗的话题，被渲染成当下很多人面对的困境，包括防疫政策造成的全社会恐慌情绪，以及经济衰败让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持续下降。但这是否被夸大了，或者因为北上深占据了社会话语权而将主要存在于这三座城市的问题扩展到整个国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我在想这种精神内耗有没有可能是具体的生活方式和管理制度导致的，治愈的方式是按时上下班充足的休息娱乐治愈，大量的优质肉食奶食，每天晚上除了跳舞就是在夜市吃喝。我觉得多数人的精神问题不在于心灵困境，恰恰在于肉体需求得不到满足，长期处于营养水平较低，睡眠质量较差，缺少足够舒适欢愉的社交、娱乐和性生活，这才是精神内耗的关键。

夜晚大召广场的灯光下，阿勒坦汗坐在宝座上俯视着城里他欢乐的臣民，有什么比民众围绕在君主周围歌舞升平更具有象征含义呢？在阿勒坦汗活着的时代，这座小城里的居民或许也曾向往明朝的都城北京是多么富丽堂皇雄伟壮观，然而400多年后，轮到我这个生活在北京的人羡慕这里自由热闹的夜生活。

2019年我去撒马尔罕，那座以帖木儿大帝为历史象征的城市，阿勒坦汗和帖木大帝都是泛蒙古世界的复兴雄主，帖木儿大帝曾以夺回大都为名远征明朝，结果壮志未酬在哈萨克草原上去世，一百年后帖木儿帝国灭亡阿勒坦汗出生，他将以和平而更伟大的方式实现目标，那就是在草原上建一座新的大都。

绕过阿勒坦汗坐像，我来到大召门前，大召是呼和浩特最早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也是蒙古地区仅晚于美岱召的第二座格鲁派寺院。去年我在河西走廊之旅中到了武威，也就是历史上的凉州，了解到窝阔台的儿子阔端曾邀请萨迦班智达到凉州商议西藏加入蒙古帝国。1244年萨班大师带着10岁的侄子八思巴来到凉州，达成西藏臣服蒙古的条款，忽必烈继位后任命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以藏文为基础创造了八思巴蒙古文。

此时虽然藏传佛教开始进入蒙古社会，但主要还是在贵族中传播，元朝统治者本着宗教宽容的原则并不过分偏袒某一宗教，贵族们自身的宗教偏好也各有不同，普通蒙古民众还是原本的萨满信仰。

元朝撤回草原之后，蒙古与西藏之间的联系一度中断，直到1572年阿勒坦汗征服青海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他尊崇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从此有了达赖喇嘛这一称号，索南嘉措就是三世达赖喇嘛（前两世为追认），索南嘉措称呼阿勒坦汗为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从此蒙古地区开始普及藏传佛教，废除了一些萨满习俗，大召也开始修建，成为蒙古地区最重要的寺院之一。

我随着大召广场上的人群走进塞上老街，不得不承认我的视角带有浓重的情感滤镜，这座城可能并不像我描述的表面样子，我只是期待它是我现实生活的反面，包括蒙古民族文化大概也并非看起来那么欢乐。呼和浩特在我来之前也经历过一段时间比较严格的防疫管制，不然我大概会赶在春天结束前来到这里，当地人说那一阵子确实比较紧张，但也只是相对而言，“我们这里的人本身比较懒散，不喜欢太麻烦太较真”，现在我看到的这种放松娱乐可能有防疫管制结束后的释放以及周末和啤酒音乐节等外部因素作用。

在一百多年前马达汉的记录中，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对当地社会风气的观察剖析非常锋利深刻，“蒙古人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例如蒙古人见到长官时，先要向他下跪，并致以敬意，可是在完成这些礼数之后，他马上就能同上级平起平坐，并与之随意地交谈、互递烟斗。由于从小就养成无拘无束的习性，蒙古人很难忍受在上级面前保持长时间的拘谨。初来乍到的旅行者碰到这种情形，可能会觉得蒙古人充分享受着平等、自由的权利。然而只要深入事物的本质就不难发现，这个民族粗犷豪放的天性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事实上面对社会生活中可怕的专制，他们已经麻木不仁，只能凭借着孩童般的习性偶尔放松一下罢了”。

在塞上老街我发现了一座基督教堂，迎街是二层青砖楼，顶端有十字架，但院子锁着门。相对于天主教，基督教进入蒙古地区传教要晚一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和蒙古地区的传教士很多来自瑞典，1887年瑞典传教士埃里克·福尔克（Erik Folke）来到中国成立瑞华会，庚子运动后瑞蒙宣道会、瑞华会、瑞典圣洁会的一些传教士组成瑞典协同会。当时瑞典协同会在绥远周边有萨拉齐、丰镇、归化城、包头四个传教地点，1905年瑞典协同会在萨拉齐创办了三妙救婴院，接收遭到遗弃的女婴，这是绥远地区第一所育婴院，1915年又成立了三妙女校，招收育婴院里长大的孩子。

1921年瑞典协同会在归化城通顺街建起我现在看到的这座基督教堂，之后又在教堂内创办了培真小学，按照记录教堂在1960年代被用于仓库，学校作为玉泉区教师进修学校使用。1924年瑞典传教士麦理直（Pastor Malich）主持修建归绥市县府街教堂，麦理直牧师主要走上层路线，当时绥远是冯玉祥西北军的势力范围，冯玉祥本人是基督徒，他的军队中有基督教协进部，由中国牧师陈崇贵负责传道。

在归化城的瑞典传教士中有一位叫顾伦仁（Nils Kullgren），他的经历比较有趣。顾伦仁在1893年来到中国，1895年他和妻子在归化城里结婚，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归化城里，他还曾经与斯文·赫定共同游览这座城。1899他和家人返回瑞典，直到1929年再次来到归化城，结果他在参观城外墓地的时候发现了一座纪念碑，上面用中文刻着很多传教士的名字，竟然包括他自己的，写着“瑞国顾牧师之墓”，因为很多传教士都死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而他恰好在之前离开，人们以为他也死了。

逛完塞上老街我回到大召，走到街对面就是席力图召，这是呼和浩特规模最大的寺院。虽然呼和浩特号称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绵绵召，但留存下来的寥寥无几，普通游客主要参观的只有大召和席力图召，席力图召对应的历史也从阿勒坦汗的辉煌时刻到了他去世的时候。

1582年阿勒坦汗去世，他的儿子僧格都楞邀请三世达赖喇嘛参加葬礼，修建了这座寺院作为接待使用。三世达赖喇嘛在归化城期间，西藏高僧希迪图噶卜楚前来拜访他，1588年三世达赖喇嘛在察哈尔部正蓝旗圆寂，希迪图噶卜楚负责处理后事，确认阿勒坦汗的曾孙云丹嘉措是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希迪图噶卜楚亲自为云丹嘉措授课，并在1602年护送他前往西藏举行坐床典礼。希迪图噶卜楚返回归化城后，将这座寺院改名为席力图召，这个名字来自“法座”，因为他曾带着三世达赖喇嘛坐床，他成为一世席力图活佛，这座寺院也成为呼和浩特的藏传佛教权力中心。

距离席力图召不远处是曾经的小召，但现在寺院已经不存在了，只留下一座牌坊和小召小学。前面提到阿勒坦汗时代藏传佛教开始在蒙古民众当中传播，但真正成为蒙古民族普遍的信仰还要到清朝时期，满洲统治者试图塑造满蒙民族共同体和满蒙藏佛教圈，在蒙古地区大力推广佛教。

小召是阿勒坦汗的后裔俄木布修建的，当时已经是明末清初，土默特部先是归顺了察哈尔部的林丹汗，之后又归顺满洲的皇太极。到了康熙皇帝统治时期，大清国与准噶尔汗国爆发战争，当时的五世达赖喇嘛与噶尔丹汗关系密切，康熙皇帝需要一个人帮助他联系另一位藏传佛教领袖班禅，他想到了小召的活佛内齐托音二世。

内齐托音二世出身于茂明安部，与科尔沁部同宗，而科尔沁部是满洲皇室的坚定盟友，因此康熙皇帝请求内齐托音二世前往西藏联系五世班禅。康熙皇帝第二次西征归来途径归化城，在大召广场塞上老街牌坊那里有康熙皇帝骑马像和御马刨泉的故事，也就是今天玉泉区的由来，会有游客以为康熙皇帝曾经住在大召，其实他住在小召。

作为回报康熙皇帝把自己的盔甲和武器留给小召，并任命内齐托音二世为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小召的政治地位达到顶峰。但这个地位并没有维持太久，后世内齐托音活佛常驻科尔沁地区，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基本由席力图活佛担任。

在马达汉的游记中他写道，“小召给我的感觉像是一座中国风格的寺院，正面的木雕装饰已有一半碎裂了，上面钉了一块刻有汉字的匾额，外院里竖着两块高大的纪念碑”。之前小召和席力图召都有康熙时期的石碑，纪念大清国击败准噶尔汗国，如今我只在席力图召看到石碑尚在原地，小召的石碑被移存到博物馆里。

小召附近曾经是繁荣的商业街，清朝乾隆时期放宽了出塞政策，很多商人和手工业者来到归化城，小召将周围空地出租给外来人经营建造房屋，逐渐形成街道和很多店铺，所以这片街区道路有些错乱，都是自然生长的，现在这条很短的街道上最醒目的建筑就是街心三角地中的小召牌楼，原本北边的寺院已经变成了小召小学。

有资料说小召小学建校于1946年，但其实应该更早一些，在1939年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到这座寺院已经被称为西本愿寺立佛学院小召内小学，这可能是日控时代的设立。1937年10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1939年9月1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日本控制下的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合并组成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日本通过这些政权在蒙古绥远地区不断进行文化和教育渗透。一些介绍中说小召毁于清朝光绪时期和新中国文革时期的两场火灾，如果按照老照片来看，1930-1940年代小召用作学校并且内部建筑完好，那么文革时期的火灾应该是摧毁性的。

回到大南街上，我往南走到文庙街，发现了呼和浩特土默特学校，这里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土默特”这个词的历史终点。

我前面提了一个问题，阿勒坦汗的宫殿在哪里？从旧城北门往南不远，在大南街东边有一条议事厅巷，这里有一座建筑叫土默特议事厅，正门并不开放，我绕到后门进入，发现里面正在修缮中。

满洲人征服漠南蒙古之后，1636年把土默特部编为左右两翼旗，我前面提到过修建小召的俄木布，皇太极废除了他顺义王的封号，在他之后统治土默特的就不再是阿勒坦汗的后代。俄木布有两个下属古禄格和杭高，清政府任命他们为都统，分管土默特左右二旗。到了1735年设立土默特议事厅，由12位参领共同协商决策，1958年土默特政府从议事厅搬走，这座建筑现在由土默特左旗管理。

古禄格在皇太极时期被任命为土默特左翼旗都统，之后他的家族5次世袭这个位置，古禄格的曾孙子丹津在1704年接任，他担任土默特左翼都统34年，当地人用“丹府”来称呼土默特左翼旗都统府。

丹府曾经在土默特议事厅街对面，这座建筑之前就是顺义王府，也就是这座城里的宫殿。皇太极废除了俄木布的顺义王封号，王府成为土默特左翼都统府，丹津去世后都统位置不再世袭，他的家族买下王府作为私宅，民国时期丹府的一部分作为税务大厅使用，就有了大厅巷的名字，可惜的是1978年城区改造拆迁，丹府和大厅巷从此消失了。

故事到这儿还没结束，让丹津被这座城市永远记住的不是丹府，则是土默特文庙。呼和浩特有三座文庙，一座是旧城的汉文庙，一座是新城的满洲文庙，还有一座是蒙古文庙，也就是土默特文庙。

清朝雍正时期由于丹津政绩卓越，民众要为他建生祠，丹津把祠堂改成学校并修建文庙，把大量儒家经典翻译成蒙古文，对归化城的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这就是现在我看到的这所土默特学校，学校里还保留着土默特文庙大成殿。这个故事的尾声或者说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开头发生在1919年9月，有一个叫云泽的学生考入这所学校，他的另一个名字更为今天的人们所知，就是乌兰夫。

我顺着土默特文庙继续往南走，来到呼和浩特的汉传佛寺观音寺，相比起两座藏传佛寺的香火鼎盛，这座汉传佛寺显然有些冷清。虽然归化城在建造之处名义上是一座蒙古人的城市，但最初生活在这座城里的居民很多是汉人，而且是一群特殊的汉人。

明朝中后期逐渐有汉人逃到草原，以山西和陕西居多，这些汉人的身份非常复杂，有失去土地的农民、叛逃的戍边士兵、不堪剥削的城市贫民和手工业者、被通缉的逃犯和流亡白莲教徒等等，阿勒坦汗对他们宽容接纳，允许他们开垦土地建造房屋。

在蒙古与明朝开放贸易之后，更多汉人涌入土默特地区，形成稳定的定居村落，这些村落的首领通常是有一定号召力的汉人流亡者，很多是白莲教首领，他们为阿勒坦汗修建了板升城，也就是归化城的前身，甚至要拥护阿勒坦汗称帝征服明朝夺回中原大统。明朝政府对这些充满政治野心的流亡人士非常愤怒，在开放贸易的谈判中坚持要求引渡白莲教首领和重要逃犯。

走过观音寺基本上就离开了归化城的范围到了城外，色达五明佛学院龙多·丹增荣波活佛主持建造的宝尔汗佛塔成为这里的地标，也是附近居民夜晚的娱乐活动场所。有意思的是，这座佛塔本身存放着佛舍利等重要圣物，但我却在塔上看到一则当地政府的告示，告示中说这座佛塔是重要旅游景点非宗教场所，禁止从事各类宗教活动，当然这无法阻拦民众绕着塔祈福诵经。

在宝尔汗佛塔东面的巷子里面曾经有一座孤魂庙，是一个颇有民间传说的地方。以前这片地方被称为孤魂滩，是处决犯人的刑场，一些死去的流浪乞讨者和街头无名尸体也埋在这里，这座孤魂庙是一座专门祭祀孤魂野鬼的小庙，因为东岳大帝掌管人间生死，所以也叫东岳天齐庙。但我并没有找到这座建筑，这一片区域被围在拆迁改造范围内，想必可能无法保全，而且在之前的一些探访记录中，这座小庙建筑也已经所剩无几。

从孤魂滩返回归化城北我经过五塔寺，寺内有一座金刚座舍利宝塔，清朝雍正时期，小召的喇嘛阳察尔济担任归化城副扎萨克达喇嘛，他申请建造一座小召属院，清政府赐名为慈灯寺。这座宝塔比寺院要稍晚一些建成，但1886年阳察尔济三世圆寂后没有寻找转世，寺院逐渐废弃了，所以现在反而只有宝塔是老建筑，寺院是后建的，值得一看的是寺院内的召庙历史展览。

这种菩提伽耶塔在中国很少见，我知道类似的只有5座，算上广泛的五塔形式大概有十几座。北京真觉寺里有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比呼和浩特这座塔修建年代要早很多，明朝永乐皇帝时期尼泊尔僧侣室利沙到北京进献菩提伽耶塔的图纸，在成化皇帝时期建成。菩提伽耶塔通常用来供奉舍利，那么这座塔供奉着谁的舍利呢？我询问的当地人认为是三世达赖喇嘛的舍利，因为他在从归化城前往察哈尔部的时候圆寂，他对归化城意义重大，这里应该留有他的舍利，至少是法身舍利。

在宝塔后照壁上有一幅蒙古文石刻天文图，是世界上现存最完好的用蒙古文标注的天文资料，然而大概是夕阳反光的原因，我并不能看得很清楚。我之前曾拜访过伊尔汗国的马拉盖天文台遗址，蒙古西征到伊朗西北部占领了刺客集团阿萨辛的阿拉穆特城堡，旭烈兀得到了当时最著名的通才学者纳斯尔丁·图西，命令他制定新的的历法，图西要求旭烈兀在马拉盖修建一座天文台用于观测天象，可惜现在只有一些地基遗址保存下来。马拉盖天文台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台，由于伊尔汗国与元朝的友好关系，元朝的学者也在这里研究，促成了登封天文台的建立，当时有一位来自江西德兴的学者傅岩卿，在元朝担任秘书少监，被派到马拉盖学习研究天文，与图西分享了中国的风水术数。

我绕到塔后，反而是塔基座背后的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自己的历史”“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前进”，还有“抓纲治国”四个字，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华国锋提出的政治纲领，这些标语大概是那个时代的。

从五塔寺回到旧城北门的路上我看到一座牌坊，上面写着“大盛魁”，这里是万里茶道上重要的一站，茶叶从福建出发，经过江西、湖南、湖北、河北、山西，进入蒙古之后继续向北到恰克图再通过西伯利亚运往欧洲。大清国击败准噶尔汗国后，很多商人随军到漠北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逐渐发展成兴盛的商号，大盛魁就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总号最初设在乌里雅苏台，后来迁到归化城。

关于商路的线索，我要回到旧城北门，前往北门外的回族聚居区，不过那是明天的行程。在归化城里的探访中，我很好奇这座城的繁荣欢快与蒙古文化到底有没有关系。蒙古族在呼和浩特只占人口的10%，但是文化本就区别于血统上的族群而独立存在，今天草原与内地的资源对比怕是比阿勒坦汗时代更悬殊，如果北京需要，可以马上建成比呼和浩特繁荣百倍的夜市，但我们都知道这大概是不可能的。中国自秦汉起就有向北逃边的人，古代草原生活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再难也难不过苛政猛于虎，大明的北京城固然富丽堂皇雄伟壮观，但对草芥蚍蜉来说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幻象，还是比不上阿勒坦汗的这座草原小城幸福动人。

虽然我无法把自己代入当年城里的蒙古人视角，却可以带入汉人视角，对于阿勒坦汗时代来到归化城的汉人，这片土默川就是他们的应许之地，蒙古就是他们抗拒、厌恶、渴望逃离的一切事物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