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2 柴静：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野兽按：曾经在单向街书店·蓝色港湾店的周云蓬新书发布会见过一次柴静，会上提问了，会后还和柴静聊了几句，她还给我留了联系方式。她和陈晓楠两位女性媒体人都是发光的人。后来因为2015年的《穹顶之下》事件，柴静就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2019年看到的消息是“柴静的女儿已经6岁了，随柴静的姓，名叫知然，意思是以后她不仅“知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柴静的女儿目前已经痊愈，柴静坦言其他都不是重要的，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健康就好。”看来她现在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养育女儿身上了。

柴静（1976年1月1日－），山西临汾人，中国女记者及主持人，以深入新闻前线及具批判性的调查而闻名。

经历

19岁时（约在1995年），柴静就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

22岁时（约在1998年），她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

2001年起，供职于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先后在《时空连线》、《新闻调查》、《24小时》、《面对面》、《看见》等栏目担任主持人与记者 。

2003年，曾深入抗击非典型肺炎第一线，被《南方都市报》评选为年度风云记者。

2006年起，每年作为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观察员，报道会议召开期间的热点议题。

2012年12月，出版讲述十年央视历程的自传性作品《看见》，该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首印高达50万册。

2013年7月，《看见》节目暂停播出，据同事透露这与柴静准备赴美生子有关。

2013年10月，柴静在美国产下1女，取名柴知然，引发舆论“假爱国”的争议。

2014年初，柴静从央视离职[7]。

2014年2月，《南都娱乐周刊》在春节前后拍到久未露面的柴静，出现在北京机场，手里抱着1名女婴。

2015年2月28日，自费拍摄与推出空气污染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影片以女儿生时患瘤为引入点。《穹顶之下》在网上播出48小时后，该影片的总播放次数已超2亿。但同年3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指示，要求新闻媒体不要发布有关《穹顶之下》的报道，人民网和新华网等官媒开始撤下影片，并删除了几乎所有相关文章。

2015年4月，入选《时代周刊》2015年“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

书籍

《用我一辈子去忘记：夜色温柔的故事》. 海南省: 海南出版社. 2001年: 352.（中文（中国大陆）‎）.

《看见》.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 405. （中文（中国大陆）‎）.

柴静：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柴静 陈寿文 2017-09-13

撰文：柴静

选自：《看见》

六月的广东，下着神经质的雨，一下起来就像牛绳一样粗，野茫茫一片白。草树吸饱了水，长疯了，墨一样的浓绿肥叶子，地上蒸出裹脚的湿热，全是蛮暴之气。

我们在找阿文。

她是一个吸毒的女人，被捕后送去强制戒毒。戒毒所把她卖了，卖去卖淫。她逃出后向记者举报，记者向警察举报，之后戒毒所换成精神病院继续开，领导都没换。

我们想找到她，但没有地址和电话，最后的消息是三个月前，她曾经在赤岗附近出现。我们去那一带，一家发廊一家发廊地问，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水路。到今天，我最熟的一句广东话还是“阿文有无系呢度”。

开车的本地司机笑叹：“你要能找着她，我明天就去买六合彩。”

找到了阿文家，姐姐说她偷家里的钱太多，已经两年没见到。迟疑了半天，她才说：“她也打过电话来说被戒毒所卖了，我们不相信，没理她。在广州这样的城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只好去阿文卖淫的康乐村找。一个不到五十米的巷子，被几座灰浊的骑楼紧夹着，窄而深，几乎没有光线，满地恶臭的垃圾直淹到小腿。三五个皮条客穿着黄色夹脚塑料拖鞋，赤着精瘦的上身，从我身边挤过去。窄破的洗头店门口，拉着一半的窗帘，女人们穿着带亮片的廉价吊带衫张腿坐着，没有表情地看我一眼，去招呼我身后的男同事。不知道哪里的污水，每走几步，就滴在我的头发里。

 每去一次回来，我都得强压把头发剪掉的冲动，不是脏，是一种女人本能的污秽感。但我只不过待几个晚上，阿文必须每天在那里站街。笔录里说，如果她想逃走，可能会被打死。

没人会在意一个吸毒的人的生死。

找不到她，我们只好进戒毒所暗访。好在非典刚过，戴个大口罩也没人奇怪。为了配合录音师呼和的东北腔，我只能以他大妹子的身份出现，说要送亲戚进精神病院，先来看看。我像个拙劣的电视剧演员，表演过火，话多且密，幸好广东人对我一口山西腔的东北话不敏感。

开了锁，打开栅栏门，我看到了阿文住过的仓房，锈成黑色的铁床，枕头脏得看不出颜色。怎么说呢？那个味儿。

再往前走是水房，笔录里说戒毒人员挨打的时候就跪在这里，用脚后跟砸，打完灌一碗水，如果不吐血，继续打。冬天的话，要脱光衣服跪在水龙头下，开细细的水柱，从头顶淋下来。

“你，出去！”三十多岁的男人忽然重重拍了一下呼和的肩膀，我们俩都怔住了。

 “没事，”跟我们进来的护士不耐烦地说，“病人。”

 七天了。我们必须走了。但没有阿文的采访，就没有核心当事人的证明。可我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找她。

一九九八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图书馆看到过一本旧杂志，封面都掉了，是一个女孩从背后搂着一个男子的照片——那是海南一个十六岁的三陪女，她挣钱养活男朋友，穿圆点裙子，喜欢小猫，发高烧，给妈妈打电话……最后一张，是她躺在只有一张板的床上，月光照着她，她看着我。

 看完这些照片，我给编辑部写信，写了一篇评论叫《生命本身并无羞耻》，说我愿意给他们无偿做记者，唯一的期望，是能和拍这些照片的摄影师赵铁林合作，很快我得到机会和他一起去拍孤独症儿童。

 那时我二十二岁，老赵拿着相机在培训中心咔咔拍完了，但是我要采访的母亲一直不接受我：“我不想跟别人谈我的生活。”我呆头呆脑不知道怎么办。

 老赵说：“我走了，先。”

 我眼巴巴望着他。

他说了一句：“你想采访弱者。就要让弱者同情你。”看我不明白，又补了一句：“当初我拍那些小姐，因为我比她们还穷，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她们可怜我，让我拍，拍完了，她们请我吃饭。”说完走了。

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跟在那妈妈的后面，她去哪儿我去哪儿，隔着十米左右。她看都不看我，进了一个院子，没关门，我愣一下，也进去了。她进了屋子，我站在院子里头，天慢慢黑了，屋子里垂着帘子，我看不到她和孩子在做什么，大概在吃饭。约莫一个小时之后，孩子先吃完，到院子里来了，下台阶的时候一个踉跄，我下意识地扶了他一下，跟他在院子里玩。

过了一会儿，他妈妈出来，牵着条狗，看着我：“我们去散步，你也来吧”

回北京之前。我们决定再去趟阿文姐姐家，留个信给阿文。她姐不想再见我们，没开门。雨骤然下起来，没有伞，我拿张报纸顶着头，往里张望，她姐在屋子里能看到，一直没出来。

第二天的飞机。晚上已经睡了，我接到阿文姐姐的电话：“她今晚到你们酒店来，十一点四十。”

她原来不信这事，认为我们想加害她妹妹，看到大雨里淋得稀湿的人，觉得不太像，又去找当地媒体确认我们的身份，找了一天，通过毒贩找到她妹妹。

 “我也希望她能跟你们谈一谈，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

大家把大床搬开，开始布灯，谁也不说话。

但十一点四十，没人来。十二点四十，也没人。小项安慰我：“吸毒的人都不靠谱。”我不死心，站在酒店门口等着。

阿文来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她在我对面坐下，我递给她一瓶水，很近地看着她，年轻人的样子，但低垂的直发下，双颊可怕地凹陷下去，嘴唇青紫，只有眼睛，乌黑的，非常大。她穿着廉价的淡黄色的确良套裙，腿上几乎没有任何肌肉。

她嗓子喑哑，听起来像是呓语，不断重复某些句子。采访差不多凌晨四点才结束，司机听得睡过去了。我不想打断她，这一年多的生活，她一直没机会说，说出来也没人信。她说：“我可以这样厚颜无耻！我都觉得自己厚颜无耻……现在想起来也还是。你可以到那条街上站在那里跟别人讨价还价。不是说卖别人，卖什么，是卖自己呀！那是跟别人讨价还价卖自己！”

她说在噩梦里，还会一次次回到那个地方——穿着从戒毒所被卖出来时的那条睡裙，天马上就要黑了，她就要开始站在那条街上，等着出卖自己。

“你戒毒所是挽救人，还是毁灭人？”她浑身颤抖地说。

深夜非常安静，能听到台灯“咝咝”的电流声。她说：“我也希望做一个有用的人，希望社会给我一个机会，不要把我们不当人。”

告别时我送她到门口，问她去哪，她犹豫了一下，没直接回答，说送她来的朋友会来接她。说完顿一下，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像是有点愧意，又像是询问我对她的看法。我揽了她一下，这才知道她瘦成了什么样子。她吸毒，偷东西，但她是一个人，她受侮辱，做噩梦，受了她本不该受的罪。

节目播后原戒毒所所长被捕。但有人说：“自从柴静去了新闻调查，节目就堕落到了去拍网站新闻的最底下一行。”意思是你们不去拍时政新闻，却去关心边缘人群，无非为了耸动，吸引眼球。

 赵铁林当年拍三陪女的时候，也被人这么说过。看到他的照片之前，我对这个题材也不关心，我知道这些女性存在，但觉得她们与我无关。

但通过他的眼睛，我看到十六岁的阿V抱着小猫嬉乐，不顾排队等着的男子，她发高烧的时候坐在板凳上举着虚弱的头，托着腮听老嫖客讲人生道理，看着她挣了一笔钱去跟自己供养的男朋友吃饭，张开双臂兴高采烈的样子，她在月光下侧脸看我的眼神，让我感觉到她的存在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当年看照片时我写过：她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身上，让我感到疼痛的亲切来到“新闻调查”后，我下意识里寻找像阿V这样的人——那些我知道，但从没感到他们存在的人。

我们在广西找一个被超期羁押了二十八年的人。看守所在山里，不通公路，要步行五公里。大毒日头晒着，走到一半，豪雨兜头浇下，没遮没避，腿上全是小咬留的鲜红点子。摄像的皮鞋底儿被泥粘掉丫，扛着机器斜着身子顶着鞋尖往前走。

他叫谢洪武，父亲当年因为是地主，被斗死了，他二十多岁一直没成家，有天放牛，大喇叭里突然喊，蒋介石投反动传单啦。大队里有人说，看见他捡了一张。从此他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从调查卷宗看，除了一张一九七四年六月由当时县公安局长签发的拘留证外，无卷宗，无判决，无罪名，无期限。

 他被关了二十八年。

我们去的时候，谢洪武已经在人大干预下，解除关押，被送到一家复员军人疗养院。关押他的囚室被拆了，长满到我膝盖的瓜蔓，漆绿的大叶子上刺手的绒毛，野气森森。地基还在，我拨开杂草，大概量了一下，一米五宽，不到两米长，刚够躺下一个人吧。这样的牢房有三个，都是关押精神病人的。我问看守所工作人员，这个牢室有窗吗？他们说大约两米高的地方有过一个窗。从这个窗看出去，是另一堵墙。

从看守所出来之后，谢洪武获得六十多万元的国家赔偿。但他年过六十，没有亲人，村里的房子拆了盖了学校，只能在复员军人疗养院过下去，属于他的物品是一只瓷缸子。医生说刚出来时谢洪武的腰弯得像一只球，各个关节都萎缩了，他不愿意睡床上，要睡地上，“由于驼背，四肢肌肉萎缩，躺着睡不着，要坐着才能睡着”。

他二十多年没有与外界说过话，语言能力基本丧失了，但医生说他的一部分心智是明白的——疗养院的服务项目里有洗衣服，但是他不要，他自己洗。吃完饭，病人的碗都是医院的人洗完了消毒，他总洗得干干净净才送去。采访的时候，我给他一瓶水，他小心地把一半倒进瓷缸子，把剩下一半递给我，让我喝。

我想跟他在纸上谈谈，可他只会写“毛主席”三个字了。

没有办法。我只能蹲在他面前，看着他。他的脸又小又皱，牙掉得没有几颗了，只有眼睛是几乎透明的淡绿色，像小孩儿一样单纯。

他忽然拉着我的手，让我摸他的膝盖，中间是空的。

我再摸另一个，空的。

我吃惊地看着他。

旁边的人说，这是当年被挖掉了。

二十八年，他都在这个牢房里头，没有出来过，没有放风，没有书报，大便小便也在里面，他被认为是精神病，但档案里没有鉴定记录，我采访看守所所长，他说：“都说他是神经病，再说他也不喊。”

但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不能关押，所长说：“他已经没有家人了，清理不出去。”村子里，他七十多岁的哥哥还在世，只是谢洪武当年是“管制对象”，哥哥不敢过问他的下落，认为他早死了，年年清明在村头烧把纸。

我问所长：“他在你这儿已经关了二十多年，只有一张拘留证，你不关心吗？这个人为什么被关，为什么没放出去？”

“如果关心他早就放回家了。”

“为什么不关心他呢？”

“我说了，没有那个精力，不问那个事，也是多年的事，好像他是自然而然的，怎么说，好像合法一样。以前几个所长都把他放在疯人室里，我上来还照样。我又管这么一摊子，管他们有吃有喝，不冻死、饿死。早没有想，如果想了早就处理了，有那么高境界，我们早就先进了。”

黄昏采访完夕阳正好，谢洪武和其他的老人，都按疗养院规定在草坪上休息，工作人员拉来一批椅子，让老人们整齐地背对满天红霞坐成一排，谢洪武弯在藤椅里直视前方，看上去无动于衷，没有意愿。但我还是忍不住跟工作人员说：“能不能把他们的椅子转一下，换成另一个方向？”

他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换了。

聚会上，朋友说，你现在做的这些题目太边缘了，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作家野夫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免于受辱了。”

一群人里有教授，有记者，有公务员，都沉默不语。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有人半开玩笑半挤兑，说：“你们这么拍黄赌毒，再下去的话就该拍同性恋了。”

我说：“确实是要拍他们了。”

他愣一下说：“这节目我看都不要看，恶心。”

旁边有人听到了，脱口说：“你要去采访同性恋患者？”

有朋友说，他喜欢《费城故事》里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合伙人：“他可以那么得体地把那个感染艾滋的同性恋开掉。”他看了看我：“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去要求别人宽容。”

我问：“你理解他们吗？”

“怎么不理解？”他说，曾有一个同性恋男子向他表白，他从此再不理这人。“就是觉得恶心。”

 “为什么你会觉得恶心？”

“反正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他可能不太愿意多谈这个话题，脸转过去了。

同性恋者就这样隐身在这个国家之中，将近三千万人，这个群体之前从来没在央视出现过。

“我可以对别人说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但不能说自己是同性恋者。”二十一岁的大玮说，“在感染艾滋的人里头，有血液传播的，吸毒的，还有嫖娼的，同性恋是最底层的，最被人瞧不起。”

 “医生问起，你就说是找了小姐。”张北川教授对已感染艾滋要去看病的同性恋者说。他担心会有麻烦。

他是中国对同性恋研究最早、最有成绩的学者。

他的话不多虑。

我在青岛见到一个男孩子，他说他有过两百多个性伴侣，患性病后从外地来治疗，当地医院的医生知道他的同性恋身份后拒绝医治。医生说，妓女可以治，就不能给你治：“你不嫌丢人啊，你这种人在社会上将来怎么办？”

他在医生面前跪下了。

没有用。

一个母亲带着刚刚二十岁的孩子来找张北川，她的孩子是同性恋者，那个母亲说：“早知这样生下来我就该把他掐死。”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上学，努力活着，但他们不能公开身份，绝大多数不得不与异性结婚，大多建立情感的社交场所是在公厕或是浴池，但那样的地方不大可能产生爱情，只能产生性行为，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间。

“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张教授说。

安全？我很意外，这是在健康上最不安全的方式。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不用担心身份的泄露。”

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下来，只有性。

“我曾经说过，只要自己不是那种人，我愿意一无所有。”翼飞坐在我对面，长得很清秀。他拿“那种人”来形容自己，连“同性恋”这三个字都耻于启齿，“我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不正常。因为我觉得自己那种现象是一种不健康，是一种病态。我强迫自己不去接触任何一个男孩子，尽量疏远他们，尽量去找女孩子，精神上对自己压力很大。”

一九九七年之前，他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性倾向人狱，罪名是“流氓罪”。

“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几十种羚羊类动物里面，也观察到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了，在灵长类动物里边，还观察到了依恋现象，人类的依恋现象，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张北川说。

二〇〇一年，第二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不再将同性恋者统称为精神病人，但“同性恋”还是被归于“性心理障碍”条目下。

 翼飞拿家里给他学钢琴的钱去看心理医生，接受治疗。像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一个人被强制性地唤起欲望，同时用药物催吐或电击的方式，让你感到疼痛、口渴、恶心。“这是健康人类的有机组织正在对破坏规则的恶势力作出反应，你正在被改造得精神健全，身体健康。”电影里，穿着一尘不染白大褂的医生说。

一次又一次，直到人体就像看到毒蛇一样，对自己的欲望作出迅速而强烈的厌恶反应。

张北川说他认识一个接受这种治疗的人，最后的结局是出家了。“你再也不会有选择同性恋的欲望了。”

 “你再也不用有欲望了。”

 “你好了。”

他们坐在我对面，手拉手，十指交握。

我没见过这样的场景，稍有错愕，看的时间稍长一点儿，心里微微的不适感就没了。

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怎么形容你们之间的关系？”

“爱情。”他们毫不迟疑。

他们当中更活泼爱笑的那个说：“每次看到婚礼的花车开过，我都会祝福他们，希望我将来也能这样。”

当下对他们来说，只能是幻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会选择与异性结婚，成立家庭。

 我们采访了一位妻子，九年的婚姻，生育了女儿，但丈夫几乎从不与她亲热。她说：“我觉得他挺怪的。”

“怪在哪儿？”

 “他从来没吻过我。”

“比如说你想跟他很亲密的时候，你表达出来，他会什么反应？”

“我觉得他经常很本能地把身体缩成一团，很害怕、很厌恶的那种样子。”

 “厌恶？”

 她凄凉一笑：“对。”

 我停了一会儿，问：“那你当时……”

 “挺自卑的，就是觉得自己真是没有吸引力吧。从孩子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心理医生。”

 她的丈夫说：“等你到了五十岁，成为性冷淡就好了。”

他们维持了九年这样的婚姻。她看到丈夫总是“鬼鬼祟祟”的，每次上完网以后，都把上网的痕迹清除掉她当时以为他是阳痿，在上面查什么资料，也不好意思问。后来，有一天晚上，她半夜醒了，差不多两三点钟，看他还在上网。过了一会儿他去睡了，她去把电脑打开一看，他上的全是同性恋的网站。她闭了一下眼睛：“那一瞬间我知道他百分之百就是。”

过了几天，她做了一些菜给他吃，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承认吧，我知道你是同性恋了。”

他当时就愣了，就是一瞬间，眼泪哗哗往下流。

晚上，她突然听到楼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下来了。“我以为他自杀了，拔腿就往楼上跑，我当时就想，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他能活着就行了。”她上楼后，“看到阁楼上灯全都灭了，他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我就很难过，一下子扑在他身上。”

浓重的黑暗里，她用手一摸，他满脸是泪水。他们抱在一起哭。“他当时就说，我这个人不应该结婚的，我伤害了一个女人，这是我一辈子的痛。”

她说：“我恨他，我也很可怜他。”

我说：“从你的描述当中我想象你丈夫内心的经历，他过得也很痛苦。”

她说：“他每天都在伪装。每次我跟他一块儿要是参加个应酬什么的，他都拼命给大家讲黄色的笑话，给人造成的感觉，他这个人特别黄，特别好女色。他每天很累，不停在伪装自己。”

我问过翼飞，“你们为什么还要跟女性结婚？”

他说：“有个朋友说过，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存在。”

很多同性恋者只能在浴池和网上寻找性伙伴。我们对浴室经营者的调查显示，这种方式中主动使用安全套的人非常少。一个提供性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说，多的时候一天他大概与四五个人有性接触，大部分顾客都有婚姻。

 “在这个状况下，如果他从这个群体中感染了疾病的话，就意味着……”

他说：“传播给他的家人。”

大玮是发生第一次性关系之后，就感染艾滋的。

“你为什么不用安全套？”我问他。

“我连安全套都没见过。”大玮说。

他在做爱前像每个稚嫩的孩子一样。“我以为只是亲吻和拥抱。”他鼓起勇气说，声音小小的。

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安全的，怎么避免危险，就算他知道，他说也不敢把安全套带在身边，怕别人发现。

“安全套对国人来说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崔子恩说。

采访结束的时候，张北川送了我们每人十个安全套和一本宣传册。我当时提的是一个敞口的包，没有拉锁。到了吃饭的地方，没有地方放包，我把它放在椅子上用背靠着，身体紧张地压了又压。结果服务员经过时一蹭，这只可恶的包就掉在地上了。

全餐厅的人，都看到很多小方块的安全套从一个女人的包里滚落到地上。

所有人都盯着看，张北川俯下身，一只一只，慢慢地把它们捡起来，就好像他捡的不过是根筷子。

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他前前后后调查过一千一百名男同性恋。他们百分之七十七感到极度痛苦，百分之三十四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百分之十自杀未遂，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过侮辱、性骚扰、殴打、敲诈勒索、批判和处分等伤害。

“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是社会给他的。”崔子恩说。

我问：“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么？”

 “对。”

 “是什么？”

 “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空间。”

“假如不能提供呢？”

“不能够提供，这种压制，这种痛苦、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就成为社会的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痼疾。”

拍摄的时候，男同事们都很职业，对采访对象很客气，但与往常不同，一句不多说，吃饭的时候也一句议论都没有。

我跟老范私下不免猜测他们怎么想的，他们都笑而不答。小宏说起当年遇到过一个同性骚扰，“那个感觉……”他这样的老好人也皱了下眉头。我说我在电台工作时同事说对面有人拿望远镜在看我，一抬头，那人从对面楼窗口闪开了。我下楼吃饭，又是这个人，闪到花丛背后，是个短发女人。我也有不适感，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而是被窥伺之感。一个人对性和爱的态度“不在于男男、女女、男女”，只在于这个人本身。

我采访那对男性情侣的时候，两位男性手握手，谈了很久，余光看到小宏和老范正在一边传纸条。我以为他是反感这两人，听不下去采访。后来，他把小纸条抄在电脑里发给我：

范：你现在怎么理解男同性恋呢？

宏：我不相信快感之于同性和异性之间有什么差异，一样的欲望。

范：我和柴昨天晚上也还讨论来着。但有一点仍然是坚持的，性应该是有美感的。过于放纵与挥霍的性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猥亵。完全脱离了爱，岂不是又退化成了动物？

宏：同意你们的观点。当饥渴都解决不了，又何谈精神上的诗意？归根结底。没有一个宽容的制度可以海纳五光十色的生存状态。让人自由地爱吧，愈自由愈纯洁。

录制节目时，大玮坚持要以本来面目面对镜头，这让我很意外。我们的习惯是用隐身的方式来保护这样的采访对象，他是同性恋，也是艾滋感染者，我认为他需要保护。

“不，我不需要。”他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他太年轻了，“你知道自己会付出的代价吗？”

 “知道。”他很肯定。

 “那你为什么一定不用保护性的画面处理呢？”

他的眼睛直视镜头，笑容爽朗：“因为我想告诉大家，我是个同性恋，我想和每个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我想得到真爱。”

是，这并无羞耻。

翼飞是舞者，采访间隙李季拍他跳舞，他面部需要保护，只能拍影子。

投射在墙上的巨大剪影，变形，夸张，用力跳起，又被重力狠狠扯下。现场没有设备，放不了音乐，他只是听着心里的节奏在跳。

老范在节目最后用的就是这一段舞蹈，她配上了张国荣的《我》，那是他在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的演唱：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

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这个片子送审的时候，我们原不敢抱指望。这是二〇〇五年，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第一次出现同性恋的专题，他们正视镜头，要求平等。

审片领导是孙冰川，老北大中文系的，银白长发披肩。

我给他添过无数麻烦，他一句怨言和批评都没有。他不见得赞成，但他容忍。我和老范做中国音乐学院招生内幕，三个学生遇到不公正对待导致落榜。这节目播出压力大，采访时需要乔装打扮，戴上帽子眼镜，藏好摄像机进学校拍摄。审片时，我、草姐姐、老范三个姑娘一起去。我刚从西北出差回来，专门捎了条孙总家乡的烟，坐在边上递烟倒水，生怕他皱眉头。他听到学生拉二胡的时候随口说一句“这曲子是《江河水》啊”，老范劈手按了暂停的钮，盯着他，眼神里是赤裸裸的惊喜：“您懂的真多。”

他早看出来我们用意，莞尔一笑。

看完节目，他让停下带子，把烟点了，就问了一句话：“这个节目播了，能不能改变这三个孩子的命运？”

 “能。”

 他再没多说，在播出单上签了字。

但是，同性恋这一期，我连陪着去审的勇气都没有。这期通不通过，不是改几个段落，或者放一放再说，就是一眼之下，播，还是不播。我一直攥着手机等结果，一直等到老范短信：“过了，一字未改。”孙总从中宣部新闻局调到央视第一天，人人都在观望。他没说什么，大会上只笑眯眯引了句苏东坡的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他退休的时候，我在留言簿上写上了这首诗，送还他。

我和赵铁林很长时间没有联系。有天朋友说起，才知道二〇〇九年他已经去世。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当年他给过我一张名片，名字上有一个黑框。别人问，他就笑：“我死过很多次了。”

他说：“生死寻常之事。”

赵铁林出生在战场上，寄养在乡下，“文革”中母亲自杀，他去矿山挖矿，从北航毕业后，做生意失败，在海南租处就是三陪女住的地方。一开始也有文人心理，想找个“李香君”或者“杜十娘”之类的人，满足“救风尘”的愿望。后来发现“根本没那回事儿”。老老实实地给她们拍“美人照”，一张二十块钱，养活自己。“她们知道我是记者，我靠拍照片吃饭，她们靠青春吃饭，你也别指责我，我也不指责你，能做到这样就行。我如实告诉她们我的目的，这对她们来说就是尊重，她们知道我不会扭曲她们。”

有人认为他的照片“伤害”了她们，或者在“关怀”她们。“无所谓伤害也谈不上关怀，”他说，“当她们认为你也是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咱们就是平等的了。”

六十年间他颠沛流离，临终前住着四十五平方米的房子，骑着自行车来去，他遇上了中国纪实摄影“也许是最好的时代”，他也知道选择这条路就是“选择了贫困”。看到他临终前的照片，我心里不能平静。他像他拍摄的人一样，承受命运施加于自己的一切，不粉饰，也不需要虚浮的怜悯。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柴静：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野兽·荐读》

柴静 陈寿文 2017-09-15

撰文：柴静

选自：《看见》 

二〇〇四年，我在福建农村采访拆迁。

围拢的农民越来越多，人多嘴杂听不太清，我索性站起身问：“你们当时同意这个拆迁方案吗？”

“不同意！”居首一位农民说。接着大家纷纷喊起来：“不同意！不同意！”

我说：“不同意的人请举一下手。”

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举起来，老人家的手攥成了拳头，喊：“我！我！”

我觉得这个镜头很有张力，也足够说明问题。晚上工作完，摄像李季在饭桌上提醒我，采访最好不要用这个方式，可以约几个人坐下来问，比较从容地陈述，拿出证据。人们围拢的时候，表达的很可能只是一种情绪。

我没说话，不完全听得进去——农民利益受损这么大，上访无果，碰到媒体都不能表达一下吗？再说了，有情绪也是现实。

几个月后，在福建采访一家药业的负责人，两位工人因为抢修排污管死亡，舆论怀疑死亡与遮掩污染有关，环保局承认受到压力无法调查此事，我们没有侦查取证的权力，疑问再多，对方都可以否认，“没有”、“不存在”。像我第一次做对抗性采访时一样窘。

我想起有次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60分钟”，记者莱斯利采访前任副总统戈尔，莱斯利问他：“你还会复出竞选总统么？”

戈尔一直打哈哈绕圈子，八分钟，眼看这采访要失败了。

忽然她问：“戈尔先生，您还会留胡子吗？”

戈尔愣了一下，继续支吾。

她一笑，收住了，全片结束——那一笑就是“看，政客”。

我大概模仿了这个采访。我们坐在厂子的办公室里，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摄像师拿领子掩着鼻子，我问这位老总：“工厂的排污是达标的吗？”

 “是。”

 “有没有非法排污？”

“没有。”

“那我们在这儿闻到的强烈味道是什么？”

“我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您是说您闻不到？”我靠着椅背，歪着头，挑了一下眉毛。

他的脸抽了一下：“我的鼻子，嗯，没有您那样灵敏。”

我笑了一下，节目结束。

事后大家都对这个结尾印象深刻，说真锐利。

我有点得意。

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

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

“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

一出门，在南院碰上陈虻，没躲得及。平日我脸上只要有任何异样，他都会批评我——你要是看上去挺高兴，他就会找你谈谈，觉得你“最近肯定没思考”。但要是不高兴，你试试？

“怎么啦？”果然。

我刚说了个头儿。

他就评论：“你的问题是你总是太投人了，热爱就会夸张，感情就会变形，就没办法真实地认识事物了。”

 “都像你那样……”我带着情绪冲口而出。

“像我怎么样？”

“像你那样老于世故。”

“你如果对这儿不满意，你可以去CNN，或者你当自由撰稿人。”他火了，“你要在这儿就得……”

我打断他：“像你这样无动于衷？”

又谈崩了。

每次跟陈虻吵完，倒都是他给我打电话，不安慰我，也不生气，只是继续跟我讲。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我拐了个弯，去京门大厦的机房找老彭诉苦。

当年评论部有几大牛人。他是其中之二，被女同事叫“电视牲口”，有次编片子，十天十夜，吃住在办公室，不洗不梳，屋子里的味儿进不去人。当年，在罗布泊的小河墓地遗址，他扛着四十公斤重的机器和给养在沙漠中走，每天一瓶水，吃一块干馕。零下三十八度的天气只有一条睡袋。回来吃火锅的时候跟我们说，睡在千年古墓群里，半夜被冻醒了，伸手摸到一根红柳扔进火堆，睡眼惺忪中忽然看到满天星斗。

老彭靠着满墙带子抽烟斗，见我进来，多烫一只杯子泡茶，看都不看我，“怎么啦？”

我嘟嘟囔囔地说领导不让讽刺坏人，以为他会支持我，但他说：“我早想骂你了，沙尘暴那期节目，镜头里你跟着人家走到苦水井口，刚站下就开口问：这水能喝么？”

我说这怎么了。

他小细眼从黑框眼镜上方瞪我：“你爸不是中医么，中医讲望闻问切，你急什么？江湖的事不是非要人性命不可。你能不能先看一看，闻一闻，听听水声，让镜头里的气淌一淌，再问？”

我没话可说，端起桌上那只青釉的日本瓷杯准备喝，他“唉”一声，伸过手把杯里第一遍泡的茶倒了，换上九四年的普洱，“这样喝茶你的舌头才喝得出薄厚。”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小时候看电影，人物出场，小朋友们坐在一地瓜子皮里，最爱问的是：“好人坏人？”冲锋号一吹响，立刻热泪盈眶，对坏人咬牙切齿。

我以为自己不喜欢这模式，实际上除了这个模式，我也不太会别的。

张洁给了我选题的权力，有些题目他想让我采访，但我选择不做，认为有些采访对象臭名昭著，想离他们远点儿。张洁这人宽容，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样子，就作罢。

《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我转着手里杯子笑而不语，心想，各有各趣味。

那几年我做节目的趣味是猛题，烈度高，对抗强，要像铜豆大雨，规模大，气势强，大地为之颤动。

阿文被戒毒所卖去卖淫一案，一进办公室，所长拎起暖瓶说“我出去打点热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不必了”，手指下他胳膊肌肉僵得像铁。

他声称对所有卖人的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同去的记者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

 “我不认识他，”所长转向我，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绝对没见。”

 “你撒谎。”赵世龙半探起身子，“我假扮成人贩子就是跟你交易的，有照片为证。”

坏人暴露，我觉得任务完成了。

节目播出后，一家报纸的英文版要转载此事，编辑给小项打电话问有关细节：“戒毒所从什么时候开始贩卖戒毒女的？前后有多少人被卖？这些人都来自何处？戒毒所贩卖人口的非法收入有多少？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这个所的主管单位是谁？为什么没有采访他们？……”

 小项说：“哥们，你提的问题太重要了，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啊，但有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回答。”组织者、戒毒所里的管教当时在警方控制下无法见到，戒毒所贩卖戒毒女的账册、放人单等重要证据被焚烧拍不到，小项说得很坦率，就算有千条万条原因，但“从专业角度这个节目算是失败的。只有一个图像被处理的戒毒女的控诉，一个图像和声音均被处理的知情人的‘泄密’，一个卧底记者，一场激烈的对质与抵赖。‘新闻调查’一以贯之的准确、深刻、平衡原则在这个节目中并不能完全体现”。

雨过地皮湿，没渗人土壤，也不触及根须，龟裂土地上，再强烈的震颤稍后就不见踪影，惩办完个别人，戒毒所换个牌子，我已经转头做另一期节目了。

不过我觉得这没办法，处身的环境决定如此，就像小项说的：“一个饥饿的人，赶紧吃上一顿肉就能活命，这时候你不可能也做不到脍不厌细，只能端上一碗颤巍巍的红烧肉。”

我认为只要掌握的事实并无错漏即可，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说过：“电视就是瞬间，要有戏剧性。”他出道就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著称，对老布什总统的采访几乎演变为一场争吵，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九一一”之后他坐在地上含泪朗诵《美丽的美国》，这些都为他赢得“勇敢无惧”“富于感情”的声名。但总编袁正明审片时提醒我：“不要不能自持，你有时忘了在采访。”

我对袁总说，观众没人批评啊，还挺喜欢，觉得“性情以对”。袁总黑着脸：“你别让观众看出你的喜好来，生活里你怎么样是你的事，上了节目你就不能有这个。”

还对症下药，送我一本《金刚经》，我在心里给他起了个外号，方丈。

小时候看《少林寺》，真讨厌老方丈，他问李连杰：“戒淫欲，汝今能持否？”

小李偷偷看眼手掌里定情的信物，眉尖耸动，姑娘在门后看着呢，眼波像水。

老和尚没完没了：“能持否？”

“……能持。”

姑娘一扭头走了。

挺荡漾的心，你让人家持什么持啊你说。

袁总升了袁台，不管调查了，还偶尔提醒我：“你看人家芭芭拉·沃尔特斯，老了，越来越稳定克制，你也得这样。”

“成熟是么？”我心想可我还没老呢。

“不是成熟，”他说，“这是你的职业要求，你成不成熟都得这么办。”

二〇〇五年，我与老郝报道《中国改革》杂志被诉案。

因为刊发广东华侨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改制不规范、压制员工表达意见、致使员工利益受损的报道，杂志社被企业告上法庭，索赔五百九十万。华侨公司强调报道有失实之处，没有正式采访公司，也未罗列对公司方有利的事实。

调查性报道很容易惹官司，只要数字或者细节存在争议，被起诉的可能性很大，一旦被起诉，出于保护，证人多数不会出庭，媒体的一审败诉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这次终于赢了。法官认为报道个别地方与现实有出人，但并非严重失实，他的判决是：“只要新闻报道的内容，有在采访者当时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支撑，不是道听途说或是捏造的，那么，新闻机构就获得了法律所赋予的关于事实方面的豁免权。”

我问他：“您希望观众怎么来理解您这个判决？”

“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是需要传媒监督的。”

我心头一热。

采访华侨公司老总时，他说服从法律判决，也可以接受媒体的“豁免权”，但他说有一个疑问：“你也是做记者的，你说说，只听了一方的言论，没有另外一方的言论，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公正的新闻呢？”我问过当时杂志社总编为什么不采访华侨公司。他说：“大多数批评报道，无论你怎么征求意见，结果都是一样。材料比较可作为证据，那就不必再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全部都反映出来。”

《中国改革》被起诉时，多家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只有对杂志社的采访，没有华侨公司的声音。

大机构在当下往往能决定一篇报道的存废，媒体当然有警惕，有同仇敌忾之心，我也是记者，听到总编拒绝交出线人来换取调解，说：“我不能放弃我的职业道德，让我下狱我就下狱。”会感到热血激沸。

 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采访中浮了出来，我把它按下去，又浮出来——“给每一方说话的机会”，这不是我们自己鼓呼的价值观吗？如果实在不能采访，要不要引用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证据或背景？很本能地，我想，强力者剥夺别人的发言权，当他们的发言权也被剥夺的时候，就是对他们的惩罚，惩罚就是一种约束。

但我又想：“这样一来，我们和当初压制打击举报职工的华侨公司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我劝说自己“我们是正义的”。

可是，正义好像没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同的标准，不管我做什么节目，我博客底下总有人留言自称正义，说“凡CCTV赞成的，我必反对”。还有次与一位美国同行谈到中国内地的一个问题，他下了一个绝对的判断，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不一样。

他打断我：“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记者。”

 “真正的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我说。

“你们是没有信誉的一方。”

谈不下去了。

二〇〇六年，四十八岁的安娜·波莉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四年之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女记者进人七百多人质被绑架的莫斯科剧院，充满敬佩。车臣绑匪要求她充当与政府之间的调停人，绑匪信任她，因为她在报道中一再公开批评普京的决策给车臣造成的痛苦。

她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有争议，普京和车臣武装都被怀疑。去世前不久，车臣武装的负责人巴萨耶夫曾约她采访自己，她拒绝了，说在人质事件后，“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与他谈的，这世上没有英雄，只有受苦受难的人民”。

她是十五年来，这个国家第四十三个被暗杀的记者。当时我写了一篇博客：“杀害记者的人是想让人们恐惧——为需要真相和想要思考而感到恐惧。”有张照片是一位老妇人把白玫瑰放在她遗像面前。我写道：“俄罗斯的人民用花朵纪念她，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比什么都柔弱，但比恐惧更强大。”

我被这支玫瑰深深打动。

后来遇到美国政治学者Ann，她在莫斯科待了十六年。我以钦敬口吻谈起安娜，Ann迟疑了一下，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

 “为什么？”我有点意外。

 “因为她的报道中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

我说安娜说她的原则就是“批评是记者唯一的语言”。

她摇头：“这样的报道很难客观。”

我认为她是美国人，不理解俄罗斯的记者要承受什么，“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

她说：“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她的话有道理，但我还是不忍心从这个角度去评价安娜，我做不到。朋友们讨论此事，一位是同行，说“她是我们的光荣”。

另一位反对：“说‘我’，不要说‘我们’，你的情感不代表别人的判断。”

这句话真是煞风景，但刺激了我一下。

这位说：“我最反感拿悲壮的感情开玩笑了。”

那位慢悠悠地说：“是么，什么东西是神圣到不能开玩笑的呢？”又刺激了我一下。

贺卫方豆瓣小组关闭后，有位前辈写过一篇长长的博客纪念它，赞美它，文章下面的留言里，有一个署名是这个小组组长的人，他说：“我们的小组里有一部分文章是有建设性的，并不像您说的那样篇篇都是。”这人最后写道：“不要因为一样东西死去就神话它。”

这话硬而清脆，像银针落地。

也是在这一年，丹·拉瑟从CBS辞职。

二〇〇四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两个月，丹·拉瑟在主持“晚间新闻”时引用了一份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三年的空军备忘录，暗示布什家族曾伪造小布什的服役记录。

舆论大哗，但最终文件的提供者承认他误导了CBS，丹·拉瑟不得不离开“晚间新闻”，重回“60分钟”当记者，二〇〇六年，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四十四年的CBS。

我通体寒意——一条新闻有多人把关，为什么是主播辞职？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同行说：“如果这个节目得当年的皮博迪奖，领奖的也是你丹·拉瑟，不是别人。这条新闻惹了麻烦，承担责任的，也必须是你。”

丹·拉瑟说：“质问当权者是我一直的努力，我认为事实本身是存在的。”

我看到“质问”二字，心里咯噔一下。

美国媒体评论说，喜欢挑战权威的嗜好和对“调查性报道”的狂热，使丹·拉瑟在这次失误中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话语权的另一半》，写到了对华侨公司那次采访：“我们也许没有机会采访被指证方，但是有没有对自己获知的一方信息存疑？能不能站在对方立场上向报料人发问？有没有穷尽各种技术要素，体现出尽可能去寻找对对方有利证据的倾向？‘做不到’，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必做’，却是一个以暴制暴的思维模式。”博客里引了小庄那句话：“一个节目里应该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底下有位读者跟了一句：“过去你觉得只有好人坏人，现在只有好事坏事，将来只有有事无事。”

哎。

福建三明残联为当地老年人安排免费白内障手术，手术外包给一个没有执照的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导致多人失去视力。我们去前，已经有很多报道，我采访残联负责人，四十多岁，采访了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她哭了。

我有点意外，以为怎么着她了。

她说：“之前从来没有人愿意听我把话说完。”

我和老郝对望一眼，没想到是这个反应：

人性的好恶不可避免，去做免费手术的老人都贫穷，坐我对面，穿着带破洞的旧解放鞋，吃饭只能一勺一勺抖抖索索喂在嘴里，青布衣襟上掉着米粒。面对这样的人不可能没有同情。面对造成这个结果的人，也不可能没有愤怒。

只是如果她没说完这一个多小时，没法知道手术的晶体是怎么购买的，怎么出的质量问题，医生从哪里来，定点医院为什么会承包给一个没有执照的人，谁给残联布置的非完成不可的“复明工程”的指标……这个人的背后，隐而未见的复杂因果如同大网，铺向无边。

我依然尊敬并学习法拉奇和安娜，但也开始重新思量采访，她们甘冒枪林弹雨，为一次采访可以倾注生命，性烈如火，同情心极深，但也容易将世界分为掌权者与被侮辱者，将历史的发生归功或归罪于某一个人，容易将好恶凌驾于事实之上。

法拉奇在“九一一”之后写《愤怒与豪》，说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写下这本书——那不是报道，甚至不是文学，用她的话说是“训诫书”，这篇檄文里用的都是“坏蛋”、“强xx犯”、“蛆虫”这样的字眼。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我到莫斯科。海关排了两个小时都不放行，排在最前面的人从箱子里翻出儿盒人参，递给边检小姐，她一笑，熟练地在椅子上一拧身。弯身放进柜台下，每人效仿，盖章放行。机场巴士的玻璃是碎的，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路边建筑物外墙上鲜红淋漓的大字：AMERICAN GO AWAY！车上的俄罗斯记者说，光头党有五万人，命为民族的士兵，攻击不是斯拉夫面孔的外国人，认为他们抢夺了自己的资源：在酒店门口，下车的人群忽然停下来了。前面是五六个光头，穿着短皮夹克和金属鞋头，他们看过来的时候，陪我们的留学生突然转过身去，脸色苍白。他曾受过光头党围攻，如果不是一对老夫妇喝止，“必死无疑”。谁也不说话了，紧紧握住手提箱拉杆，不远处，警察背着手捞一把瓜子闲看着。

第二天我出门，找不到出租车，拦住了一辆破拉达，开起来像犁地一样。头发蓬蓬乱的司机听着重金属音乐，能讲一点英文，唠叨着“还是共产党时代好，有面包吃”。

他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个大公车前面。

“知道吗？彼得堡每个星期都有有钱人被暗杀。”他看了看我的表情，一笑，露只金牙，“哈，上次那个杀手，只杀人，十五万美金，一点都没动。”

他赞赏地挥一下手：“就是要跟这帮资本家干到底！”

我有点理解了Ann的想法——个世界如果只按强弱黑白两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状存在。

二〇〇九年四月，我去重庆调查。一块土地拍卖，三年不决，工厂因此停产，一些工人写信给我们希望报道，信上按着很多红指印，给我很深的印象。

此事的关键人物叫陈坤志，他被指证操纵土地拍卖。

 “他有枪，指着人的头让人签协议。”有人说。这人自称被他拘禁过，人证物证都有。领导知道采访有危险，让我们把手机都换掉，用一次性的卡，说：“不采访他，节目能成立么？”

 “基本的证据够了。”编导剑锋说。

 “那不采也成，安全第一。”领导说。

其他采访结束，够用了，行李装上了车，飞机过几个小时起飞，我们几个在宾馆坐着，面面相觑，都知道对方心里的话：“采不采陈坤志？”

不采节目也能成立，但是个新闻人，都放不下。

 “那就电话采访吧，采完走。剑锋说：……

四点钟，我打了他电话，没有通，我和同事们对视了一下，松了口气，又有点失望：

再拨一遍吧。

嘟的一声响，非常清晰的“喂”。

“我是中央台的记者，采访土地拍卖的事情，想听听你的解释。”

“我在打高尔夫。”他说。

 “能见见你么？”我认为他肯定直接挂掉或者说没空。那样我们就可以轻松赶路了，在机场还来得及吃碗米粉。

结果他说“来吧”。

很多人都会奇怪，为什么那么多这样的人居然会接受电视采访，“60分钟”的记者华莱士说过一句话：“因为所有你认为的坏蛋在心里都不认为自己错了。”

采访时，他几乎是得意洋洋地承认了所有的事实，包括操纵拍卖，收了一千七百多万中介费用，但“操纵拍卖”在他看来是一次正当劳动，他甚至自觉有道德感，因为做到了“对出钱的人负责”。至于那些被他拘禁要挟的人，他认为都是想从中多捞一把的脓包，而他拯救了整件事，所有想搞掉他的人只像“苍蝇一样嗡嗡嗡”，都得不了逞。

 我们坐在巨大的穹形高尔夫球场边上，他把我当成了一个英雄故事的听众，我怀疑他知不知道正在说出的话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我问过律师了，我做的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他歪着头，脸上几分得意之色。送我出门的时候，他已经没有顾忌了：“我是公安大学毕业的，我就是要玩法律。”

在后来的调查和审判中，他被判处死缓。

但这事没有完。陈坤志曾对我说过一句话：“这个事件中没有人是正义的，别打着这个旗号，大家都是为了利益。”

我原以为，这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分为被欺凌的弱者和使用暴力的劫掠者。对他提供的信息进行印证后，我才发现，拍卖中被他劫掠的人有些确实不是单纯的受害人，他们最初都是要从中牟利的，而且牟的都不是正常的利益，只不过，在丛林法则下，大鱼吃小鱼，最后被吃掉了。

那些向我们举报的人领头闹事，把一个厂长赶下台，焊上铁门不让厂子生产，私卖设备分了一部分钱，不久又把另外一个厂长赶下台，又分了一部分钱。等陈坤志把拍卖控制成交后，他们以暴力相抗，拒不交地，把厂房和荒地拆成一个个格子租出去，又是一笔钱，都是这十几个人掌握了……这些人不是我出发前想象的受害工人阶级，没有群像，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穷苦人群体，只有一个一个诉求利益的人。

采访的时候，各方人士都写了遗书，认为自己将被黑帮分子所害，包括陈坤志也说“我被黑社会威胁”……我没克制住好奇，请每个人都把遗书念了一遍，每个人都声泪俱下。

想起在“百家讲坛”采访易中天，他反客为主，问我，“新闻调查”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你说说，什么是真相？

我想了想，说：“真相是无底洞的那个底。”

有观众看了这个节目，在我博客里留言：“那你说说，什么是探寻？”

底下有另一位观众替我写了个答案：“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探寻’。”

采访完重庆这期，我给钱钢老师写信，说这期节目让我不敢轻易再对任何事物直接发表评论。

 “我对一方缺席的采访抱有疑问，哪怕技术上来讲证据没有任何问题，也必须让他们说话和解释。即便这些解释会让我们本来简单的是非变得混沌，会让我被动，让我在采访中陷人尴尬，让我可能必须放弃一些已经做完的不错的采访段落，会带来节目被公关掉的风险，也必须这样做，不仅是对他们负责任，同时也让我们自己完成对世界的复杂认识，哪怕这个认识让我苦苦难解，让我心焦，”

钱老师回信说：“追求真相的人，不要被任何东西胁迫，包括民意。我们要站在二〇一二、二〇二二，甚至更远的地方来看我们自己。”信的最后，他说：“不要太爱惜你的羽毛。”我明白他的意思，做调查记者最容易戴上“正义”、“良知”、“为民请命”的帽子，这里面有虚荣心，也有真诚，但确是记者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现在如果要把帽子摘下，有风雨时也许无可蔽头。

我把这些写在博客里，但有读者问：“记者价值中立并不等于价值冷漠，难道这个职业没有道德吗？”

二〇一一年，福建归真堂药业因活熊取胆汁人药，被众多名人与网友联名反对上市，企业负责人邱淑花接受采访前先哭了十几分钟，不回答具体的问题，只说攻击她的人由西方反华势力推动，她也没有证据，只说：“就是陷害。”

我问：“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现在的社会发展了三十年之后对于动物的保护意识要比以前强了很多，声音也大了很多？”

她眼泪收住了：“这个我也没办法说了。”

我说：“那您愿意把情绪沉淀一下，再梳理一下这个问题么？”活熊取胆这件事与二十年来法律、经济、野生动物保护政策的变化和千百年来中国人与动物的关系有关。这些都不是情绪能够回答的，我多以“有没有可能……”开头来提问，也是因为我不确定自己一定是对的，不能轻易选择立场，只想通过提问来了解“如果你采取了某个立场，将不可避免作出什么选择，另一些人的选择会是什么，按照经验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邱一直在强调绝不放弃活熊取胆，我问：“有没有可能你们一旦上市了，国家产业政策现在正在变化，将来这个产业萎缩之后对股东、对你们也有风险？”

她犹豫了一下，松了口：“人工替代品如果能研发，我们也可以研发。”

转变看上去突兀，但在最初面对大量反对声音时，晃动其实已经开始，人往往出自防卫才把立场踩得像水泥一样硬实，如果不是质问，只是疑问，犹豫一下，空气进去，水进去，他两个脚就不会粘固其中。思想的本质是不安，一个人一旦左右摇摆，新的思想萌芽就出现了，自会剥离掉泥土露出来。

采访不用来评判，只用来了解；不用来改造世界，只用来认识世界。记者的道德，是让人“明白”。

应国务院新闻办的邀请，我去跟政府官员座谈。其中一位说到他为什么要封闭新闻，“因为不管我放不放开，他们（记者）都不会说我好。”底下人都点头。

到我发言，我说，说三个细节吧。一是有一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正好是CNN的主持人卡弗蒂用“暴徒和恶棍”描述中国人的“辱华事件”。我跟美国街头遇到的黑人谈这事，他说我们很讨厌这个人，他也侮辱黑人，但他不代表CNN，也不代表白人，他只代表他自己。我又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谈到美国的一些媒体报道中有明显的挑衅与失衡处，他们灰头土脸地说，“他们对我们也这样”，但他们接受记者的职业角色，因为“这是宪法给他们的权利”。

第二个细节是，有一次雪灾刚过，我去发改委采访一位官员，当时网上批评发改委在雪灾中有应急漏洞，我问他这个问题，他答完长出口气，说：“总算有人问我这问题了。”因为他终于得到一个公开解释的机会。如果一直封闭新闻，结果就是大家都会相信传言，不会有人问你想回答的问题。

第三个细节是我在广东采访违法征地，刚坐下问第一个问题。这位市长就火了：“你居然敢问我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你们为什么要违法批地呢？”

他站起来指着摄像机爆粗口。

我提醒他：“市长，正录着呢。”“你给我关了！”他就要扑到机器上来了。

他怒气冲冲：“我没见过敢像你这样提问的记者。”

 “我也从来没见过你这样连问题都不敢回答的市长。”我当时也有点急了，笫一次直接跟我的采访对象语言冲突。

我们第二天一早的飞机走，准备睡了，晚上十一点，他大概是酒醒了，脸如土色地在门口等着：“再采访我一次吧。”同事们对视一眼，说“别理他了”

上午的采访都已经录下来了，他是漫画式的形象，快意恩仇，而且充满戏剧性，观众爱看。但我们要的不是他的失态，而是信息。陈威老王架机器，我洗了把脸，说“坐吧”。采访了四十分钟，他说违法征地的决策程序和地方财税的压力。采访完出门时我对他说：“我可以不采访您，这您知道。但我采访了，是因为我尊重我的职业，也请您以后尊重记者。”

说完这三个细节，我说：“您认为媒体有偏见，是的，可能媒体会有偏见，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这样，但纠正偏见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意见市场流通起来，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去唤起理性。”

 一个数年未见的朋友碰面，说与几个人在酒吧里同看我的节目，“原来觉得你挺斗士的，一看你现在都专访官员了，都嘲笑你，我还替你辩解来着，说你也不容易。”

我说你听内容了么，他说没有，我说哦。

他说：“你变了，从你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

 “你觉得这样好么？”我问他。

 他沉默了一下，说：“我觉得……对你好就好。”

 我说节目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官员说的信息，影响很多人生活，观众需要了解。他说：“哦那你就是……”他发出了咝咝的音，但还是把后面那个刺激的字收住了。

他说话就这个风格，我不以为怪：“不管报道谁，都是平等的吧。”“你真觉得你跟人家是平等的？”他说。

“对我来说，摄影机红灯亮的时候，任何人都只有一个身份：‘我的采访对象’。”

他扑哧笑了，说：“太天真了。”

我也笑：“是，凡事信以为真。”

在采访笔记本前页，我抄了一段话，歌德让他的弟子去参加一个贵族的聚会。年轻的弟子说“我不愿意去，我不喜欢他们”，歌德批评他：“你要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你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

不管围观者对他的期待有多深，环境有多鼓噪，他说：“我没有战斗的情感，也不打算写战歌。”

那位朋友看到的节目中，我采访的官员批评上级政府财政决策失误，说了四十五分钟，很坦率。

采访完我问他：“您这个性怎么生存？”

他说：“官僚系统是一个复合系统，只有一种人就玩不下去了。”“那你靠什么直言不讳还能让人接受？”

他说：“准确。”

我想起问过Ann如果你认为安娜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方式，那什么是？

Ann说：“Doing the right thing is the best defence。”——准确是最好的防御。

无论如何自制，人的情绪是根除不了的，有时松，有时紧，永远永远。我让老范编辑时把我表情过度的镜头掐掉，她不听，有时还要强调出来，加点音乐，觉得记者有情绪才能带动观众。我拿她没办法，只能自责：“你给我做一个牌子，采访时我再不克制就举牌子，上面写两个字：‘自重’。”没办法，方丈说得对，和尚和记者这两个工种，都要求人“能持”，持不了，或者不想持，只能别干了。他送我那本《金刚经》里，有一句“念起即觉，觉即不随”，人是不能清空自己的情绪判断的，但要有个戒备，念头起来要能觉察，觉察之后你就不会跟随它。

她嬉皮笑脸：“哎呀我们觉得挺好的，你又不是神仙姐姐。你是凡人，还是在地上走吧。”

有位观众曾经在博客里批评过我，我觉得说得真好，女人酒局上，说给她们听：“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老师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因为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

他写道：“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