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性的體制》讀書筆記

本文是關於阿多格討論尤利西斯的筆記（請勿引用），而阿多格對照的一篇啟發性文本，是漢娜•鄂蘭的〈歷史的概念 〉，先行列出作為對照：

「歷史作為人類存在的其中一個範疇自然是先於被寫下來的言詞，比希羅多德、甚至也比荷馬更早。從詩性的意義上而非確切的歷史來說，歷史的開端就是當尤里西斯在法埃亞科安國王（娜烏西卡之父阿爾喀諾俄斯）的宮廷中，聆聽他自己的功績與苦難的故事、聽到他的生活故事的那一刻。他的生活故事成了他身外之物、成了所有人都能看與聽的「對象」。原來只是偶發，如今成了「歷史」。個別事件與偶然轉化為歷史，在本質上與後來希臘悲劇中以言詞「模仿行動」是同一回事。布克哈特曾說：雖然（希臘悲劇）並沒有反對展示驚駭，但通過信使報告而讓「外在的行動在眼前隱匿了」。尤里西斯聆聽自己生活故事的場景對於歷史與詩學來說，都是具有典範意義的。如黑格爾所言，歷史的終極目標是：通過記憶的淚水「與現實和解」；而對亞里斯多德來說，悲劇的本質就是catharsis。人類敘述歷史與詩歌最深切的動機，在此顯得無比純粹：因為聆聽者、行動者與承受者，都是同一人。在探究歷史與美學愉悅中總是扮演重大角色，純粹的好奇和可望得知新消息的所有動機；在尤里西斯身上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若他在此聆聽的歷史只是新消息，這些詩歌只是一種消遣，那這只會令他感到無聊，而不是觸動心弦。」—〈歷史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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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筆記：

首先阿多格指出，尤利西斯在Alcinoos王招待時吟遊詩人唱述他的故事這一遭遇，是對於歷史性的一次探問，也就是探問我們如何扭合過去與未來。

阿多格也以不同的證據指出，在希臘悲劇中的主角總是當下的，過去總是「重新被激發的當下」（電子p.56），過去與當下總是沒有距離的；而占卜者與吟遊詩人雖然能夠同時觸及過去、現在與未來，但是三者總是同時、「在同一平面上」被看見，阿多格寫到「這裡面毫無歷史性可言」（p.57）。

但是，關於尤利西斯的歸途，卻可以說內含了科塞雷克的兩種概念「經驗空間」與「期待視域」，維持著已經過去的出發以及一直不到來的歸期之間的張力。而這兩者的重合，尤利西斯的自我的重合，仍是有重重難關要突破的難以達成的旅程，暗示著處理過去、當下與未來時間關聯的困難。

在直接處理《奧德賽》之前阿多格先談到其背景，也就是《伊利亞德》，在特洛伊所發生的事情是《奧德賽》的過去、參照、回憶，而且是哀悼的回憶，簡而言之是一種創傷。眾人都仍沉浸在這樣的創傷與回憶中，直到海倫以喚起榮光，將曾參與戰爭的眾人與自己的經歷拉開了距離，也就是與人自己的當下抽離，來治療創傷，這可以說預示了後來尤利西斯的經歷。

論及尤利西斯流淚的場景，阿多格注意到尤利西斯向吟遊詩人所說的話中表達的詩人與歷史學家重疊之處：

「希臘人的命運，你唱得太過完美（liên kata kosmon）

阿爾戈斯人的作為，他們全部的經歷和磨難，

好像（hôs）是個曾經在那兒的人（pareôn），或至少是從別人（akousas）那兒聽說的人。」（p.60）

歷史從這幾句話中出現了，創作並不只是創作，而是彷如目擊者般真實的證詞，並不是具有通靈能力的靈媒，而是旁觀者或者旁觀者的傳述者。阿多格認為就是在此處，尤利西斯的話預示了歷史書寫的出現（也是在同一個意義底下，鄂蘭說出希臘歷史的開端，就是從這個人類經驗中出現），不過我們必須探問的是，這樣的真實/在場從何而來？為什麼過去與現在不再是同一平面上的了？

因為一個過去與現在都曾在場者在場，因為他能作為檢證者，而不需要倚賴繆斯的保證，對於事件的描述可以成為過去、故事之能成為「歷史」，恰恰是由於有一個曾經歷者的確認。

當鄂蘭說尤利西斯「回憶的淚水」而「與現實和解」，是例示了歷史是什麼的時候，這樣的哭泣究竟意味著什麼？又如何讓人與現實和解的呢？阿多格對此做了精采的闡釋，曾經光榮的人在戰爭與漂流中（在經驗中）失去了自我、遺忘了姓名與過去能標記自己身分的一切，在吟遊詩人的講述中，這個幾乎迷失自己的人重新與自己相遇了：

「德莫多克斯（吟遊詩人）的話讓他再次見識了曾經的自己，但再次相識並未帶來絲毫的快樂（這就是從前的我，原來就是這樣）。…….他還是無法從（已過去的）當下轉入今天的當下，沒有通過自己的故事將兩者連接起來，沒有將這種故事變成一種「過往」。」（p.63）

這也是《奧德賽》所試圖處理的經驗，我們如何辨識出（自我的）過去，我們如何將過去視為過去但仍與當下有關，而非總是當下，總是同時。由於過去並不在場，透過故事所喚起的因此是朦朧的：

「這就好像他夢到了自己…….也像一個死者在夢裡造訪他…….但對他而言這個死者就是他自己。他好像以某種方式在死後還活著。正如阿喀琉斯無法抱住自己同伴的靈魂一樣，他也無法一下子把握自己，於是他流淚了。」（p.63）

阿多格認為，荷馬將這種關於過去的、歷史的經驗透過尤利西斯的眼淚揭露了出來，尤利西斯對於自己過去的經驗感到有距離，他似乎「不再」是那個榮耀的、足智多謀的將軍；他也不能說出自己的身分，甚至可以說因為遭受諸多磨難，與過去曾是的自己如此不同，他也很難再說自己是尤利西斯，或許必須等到返回家鄉、重新贏得自己的王位與妻兒的那一刻，所以他「還不是」尤利西斯。這就是人的自我之中同一與相異之間的差距、我與我之間有了距離，阿多格稱這就是「與歷史性遭遇」（p.63）。

而這個自己與自己遭遇，但自己又不是自己的難題，在尤利西斯講述自己的經歷時得以被回應了，自我被尋回了。阿多格寫道「敘述的秩序變成了時間的秩序」（p.64），關鍵是如何敘述而不是時間（尤利西斯先是表明身分，然後講述了從特洛伊離開後的經歷，流亡過程中如何在夢中與過去的經歷或故人遭遇，以至最終漂流至此）。鄂蘭所注意的關於故事說出了一個「誰」，呂格爾進一步延伸了，就是在敘述中自我的差異與同一的難題得以被解消，故事裡有著異質的內容但被串連了起來，敘事正是帶有這樣的結構，透過詩性回應了同一性所要求的完全同質，自我是既包含著同一又差異的。在《時間與敘事》第三卷中，呂格爾寫道：

「自身性」，可以避免「同者」與「他者」的困境，因為它的身分建立在一種時間結構上，這種時間結構符合敘事文本的詩意組構中產生的動態身分模式，該動態結構是由敘事文本的詩意化構成的能夠逃脫「同者」與「他者」以「自己本身」為特徵的自己，可以說是透過這種敘事構想的反思而被重新塑造的。」（Paul 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II, Paris, Éd., du Seuil, 1985, p.355）

比鄂蘭和呂格爾再多一些，阿多格注意到尤利西斯旅程中的一個對照，可以說是與吟遊詩人的對照，也就是誘惑人的海中女妖，其誘惑恰恰是要使人與過去重合，沉溺於當下而無法與過去拉開距離，相對的詩人不只是保存過去，更是使過去成為過去：

「史詩以簡單的「並置」區分「過去」與「現在」。」（p.65）

但是，《奧德賽》本身還無法像吟遊詩人那樣遊走在冥界／夢境以及過去和人間／現在之間：

「但《奧德賽》不能簡單地「並置」，它還不知道如何「按時間排序」……在回歸的路途上，它發現了過去，或者說它與回憶、遺忘、哀悼，與過去的逝去性糾纏不休：這是作為疑問也成為問題的過去。」（p.65-66）

因為總是每一天醒來，總是活在當下的我，面對過去時是難以釐清的，過去也不僅僅是被動的、清楚的待在某處，而是某種程度上與當下交織的，由於眼前的遭遇而喚起回憶與傷痛。詩人與見證者被尤利西斯中被放在一起，保存過往記憶與榮光的詩人的歌頌與尚未歸鄉正在歸途的英雄之間，形成了一股張力，拉出了時間的距離，表達了人歷史性的經驗。

圖：Francesco Hayez 的作品，尤利西斯在吟遊詩人講到自己的故事時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