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 | “拜锦鲤教” —— 晚期资本主义神话符号的再魅

今日，在北美西部时间的中午至下午三点之间，广大留学生群体的朋友圈发生了令人吃惊的现象级刷屏。一篇名为《在这个从小躺赢到大的女人面前，杨超越真的不算锦鲤……》被大量转发，这一现象引起我们的广泛注意，包括「新闻实验室」的方可成也发了一篇名为《拜锦鲤教》的文章来对此现象进行回应，并认为这实际上是迷信行为的再生产。本文尝试使用两种批判方法来对“拜锦鲤教”进行分析，以分析哲学为核心的现代批判和以批判理论为核心的后现代批判，并论证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一次晚期资本主义神话符号的再魅（reenchantment）。

整篇文章通篇读下来之后，笔者得出一个整体性的感受就是，此人一生的很多关键转折皆建立在一种以偶然性（contingency）的基础之上。同时，在当下的传播媒介当中，“锦鲤”实际上是这种偶然性的能指（signifier）。那么，我们就此可以定义“拜锦鲤教”实际上就是一种对偶然性的崇拜。而如此这般的传播（转发），则是对“拜锦鲤教”的神话化（mythologzation）。最终，“锦鲤”则成为了我们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神话符号。

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当中将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相结合，并总结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几大特征：

(1)审美通俗化、审美的民众主义(aesthetic populism)

(2)消解深度模式，导向平面化

(3)放逐主体性，从中心化的自我焦虑趋于非中心化的残片化(或主体零散化)

(4)丧失个人风格，向拟像的机械复制转变，导致“恣仿(pastiche) ”

(5)抹去历史性(bereft of all historicity)，引像虚假历史意向的“复制”

(6)从自律的审美观念向消费逻辑转变：商品拜物

(7)取消批评距离，陷于无法辨识的后现代文化空间

实际上，在我们当下的这个媒介消费时代，我们无疑地已经进入到了如此这般的晚期资本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时期。实际上，在现代主义时期，人们所追求的依然是一种确定性和基础性的东西，例如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当中那样宣称的，他需要找到一个确定的知识基础，用以建立起他的知识大厦。宏大叙事则是这个时期的特点，不论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还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都属于这类宏大叙事。后现代主义则否定和消解宏大叙事，反对确定性。这时，一切话语，概念，理论，历史都可以拿来拼接和戏仿（parody），从而达到解构的目的。

首先，我想先从分析哲学的角度出发，来对文本本身进行批判。我认为，这篇广泛流传的文章本身就是一篇缺乏可信度的文章，那么这种文章得以广泛传播的可能，也就只有在当下这种后现代主义时期才能够被接受。因为，大家其实本身根本不关心事物的真假，真实和虚假的界限在这里发生了内爆（impolosion）并消失了。人们完完全全活在了这样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当中。

这篇文章实际上讲出了主人公在二十多年的成长经历当中，因为运气而碰巧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同时并宣称自身拥有“锦鲤体质”即运气好，那么同样的转发这样的文章也可以为转发者带来好运。那么，分析这个文本实际上可以从这么几个层次来进行：首先，在认识论层面，这篇文章所讲述的故事/话语是否是真实可靠的？我们如何能够来对作者描述的事态（state of affairs）来进行证明？其次，在逻辑学层面，即便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态，那么这样一种个别的情况是否会具有普遍性的可能，即特称命题与全称命题的可同约性？再者，在伦理学层面，我们能否将自己人生的幸福建立在这样一种偶然性的基础之上？最终，在形而上学层面，转发锦鲤和带来好运是否具有一种因果关系？

在认识论当中，我们通常都需要对命题的真假进行区分和证明，比如我看到我的手表上的指针现在是指到12点，那么现在真的是12点吗？我如何能够证明我的手表上的指针能够给我带来确定无疑的知识？如果手表没电了，碰巧直到了12点，而现在也真的是12点，那么我所获得的知识是真的吗？认识论会告诉我们，我所获的的知识是确定无疑的，当且仅当这个手表每时每分的指针都与当地时间相吻合，那么我所获得的知识则是真实的。

同样，某人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是否该相信这件事情的真假呢？比如a告诉我一个命题p=他运气很好，那么我是否应该相信他运气真的很好呢？认识论当中有一个接受原则（acceptance principle）即当我从他人那里听到一个命题p的时候，我应当接受命题p为真，当且仅当这个命题p没有反例的时候。一旦出现了一个反命题～p，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来接受这个命题。在今天这个具体的事件当中，作者描述其自身的运气很好，并列举出来了一系列具体的事态进行例证，那么我是否就能够相信她的描述为真呢？很显然，想找到针对其描述的反命题太简单了，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一套话语可以被任意的编造出来，从而没有任何的真实事件作为基础。那么我们就不会相信文中所描述的东西了。

那么有人会反驳说，假如这位作者所描述的事态皆为她的亲身经历，并且能够证明命题p=她运气很好。我们是否可以相信呢？

我会说，假如她能够证明这个命题为真，那么我们也仅仅只能接受这个具体的命题为真。换言之，这是一个特称命题，而非全称命题。也就是说，这种运气好的现象，仅仅可能发生在她个人的身上，并不能entail到所有人身上。在这里就是一个逻辑学上的命题概念。逻辑学并不会允许一个特称命题entail一个全称命题，即p=她的运气很好->p2=所有人的运气都很好。

那么，又有人会说，我就是希望自己运气能够变得好一点不行吗？这样我的生活也可以变得更好更幸福不是吗？

假如，我们不去判断这篇文章是否真的可以给人带来好运，而仅仅是很多人期待自己可以有好运的话。那么，我依然可以进行反驳，也就是说，在古典伦理学当中，好运或偶然性，并不被承认其伦理学上的有效性。尽管亚里士多德的确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当中提到了好运是幸福/至善（happiness）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他也并不会把幸福的基础建立在好运或偶然性之上。而那篇文章通篇所宣称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位女生认为其人生的幸福都是建立在这个好运之上。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幸福的基础建立在偶然性之上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的首要条件是自足（self-sufficiency），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幸福应当建立在其自身能够掌控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建立在其无法掌控的范围之外。因此，好运或偶然性在这里就被排除掉了。幸福的第二个条件则是我们在做某事的时候是为了这件事物它本身（for its own sake）而做的，如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运气，则也不符合这一点，因为没有人会说我追求好运就是为了好运本身，而不为了别的什么东西，即追求事物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而非外在价值（extrinsic value）。

这是，也许有人会反驳，那我转发这个文章并不是想把我人生的幸福建立在偶然性之上，而仅仅就是觉得能够带来一丝丝的好运，也不可以吗？

实际上，很多人在这里就犯了一个常见的形而上学谬误，也就是因果性（causation）问题。有人会说，我在转发这个文章之后真的就有好运了，那么「转发文章」和「好运」直接一定会存在因果必然性。实际上，休谟在《人性论》当中专门对因果性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批判，休谟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因果性或因果关系，这不过就是两件事情a和b在时间跟空间上的发生连续性罢了。换言之，事件a和事件b经常在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是发生相继（succession），从而我们人类会把这种事情所归纳为两件事情具有因果关系。

我在读完那篇文章之后就提出了上面这些反驳，并且批判地认为不值得相信和转发。而那些转发的人则恰恰属于詹明信所描述的晚期资本主义当中的没有深度，没有批判能力，丧失个性的机械主体。他们甚至会不加思索的任意相信各种编造出来的话语，而作为主体自身是毫无分辨能力的。即便有人并不相信这些东西是真的，那么真假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过是在朋友圈里进行一种狂欢式的消遣罢了，在表情包泛滥的当下，我们对流行人物进行一种戏仿和嘲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在后现代时期里，主体消失了，主体变成了客体，即媒介，信息，话语，和意识形态。真实和虚假也消失了，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拟像，人们活在了一种超真实的环境当中。在这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在现代意义上的边界，区分，和二元对立都内爆了。人们压根就不在乎这些东西，而最终他们的自身也消失了。留下的不过是一堆晚期资本主义的神话符号而已。这样的再魅是经历了韦伯意义下的现代性祛魅之后，在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当中又建构和生产出来的，这些符号包括成功，时尚，速度，激情，性感，财务自由，阶级流动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