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24日，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开出的列车在快到天津站时发生了爆炸。那天，年轻的复兴会成员吴樾扮作皂隶，携带炸弹登上了宪政考察大臣们乘坐的火车。因为震动，炸弹提前爆炸，吴樾当场被炸身亡，五位大臣中只有镇国公载泽与商部左丞绍英受了伤。

报刊纷纷谴责吴樾的暗杀恐怖活动，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只要是有爱国心的大清国民众都应该祝愿他们此行顺利，并且希望政府不畏艰难，奋勇前行。

绍英受伤的消息传到北京，71岁的慈禧太后凄然泪下。吴樾鲁莽但是果敢的行为表明，暴力革命的幽灵正在这个中央帝国游荡，并且开始了和宪政改革的赛跑。

立宪

这年年底，新一批宪政考察大臣在家祭拜完祖宗，再次踏上了出洋考察的征程。他们出发时，绍英受伤较重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借口养伤，其实是不准备去了。绍英听到这些话，愤然回答说：“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这话像极了维新党人谭嗣同，而后者在1898年被慈禧太后砍掉了脑袋。

这位地位显赫的女人已经老了，并且和她统治的大清国都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从1861年垂帘听政开始长达44年的统治里，对内，她能够娴熟的控制着这个陆地面积占全球1/15，人口占全球总人口1/5的庞大帝国；但是对外，接二连三的外来侵略留给她的却只有耻辱：1860年，在跟随自己丈夫咸丰皇帝避往夏季行宫时，她豢养的狮子狗成了英国人的战利品；40年后，她不得不又一次带着自己的侄子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入侵者们则得意洋洋的在乾清宫的宝座上合影留念。

危机时刻，慈禧再次想到了改革。还在西安的时候，慈禧就下旨全国各地大员及政府要员“备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提出改革办法。

虽然几年前她处死了决心改革的维新党人，那是因为那些年轻人和他们拥戴的光绪皇帝已经危及了她的权威。除了对两根铁轨直通紫禁城有可能破坏风水的正阳门火车站不能接受以外，在接受新事物方面，慈禧要比她的大部分臣僚心态开放得多。更重要的是，立宪改革既是拯救大清国，也是拯救自己的权威。 就在1905年，日本联合舰队在对马海峡几乎全歼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这是工业革命以来，白人世界的第一次重大挫败。10年前，被中国人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彻底打败了中国。一些清流们还认为，中日战争的失败只不过因为中国人性情敦厚，而日本人暴戾凶残而已。现在没有人再相信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人们相信，日俄战争是个划时代的事件。著名的《东方杂志》发表评论说，日俄战争是宪政国对专政国的胜利，波罗的海舰队的覆没表明老天并没有抛弃中国，立宪是中国挽救民族危机的又一次机会。

被认为出卖了维新派的袁世凯是这场改革最著名的推动者。他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但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存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种体制已经存在了很多个世纪。”

1906年七月的御前会议上，清帝国的高层通过了实际上由前维新党人梁启超执笔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报告设定了中国式君主立宪的总体框架，皇帝为国家元首，有着至上的尊严，国会则在法律上代表国家机关。梁启超认为两院制最适宜中国。上院（左院）由皇族、各省代表、敕选、蒙藏议员组成，下院（右院）由选举的议员组成，平等代表全国国民。

《东方杂志》详细报道了1906年8月25日的一次廷臣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是否将宪政作为富国强兵的必要选择。反对者中有七十九岁的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赞成者阵营中有五十一岁的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徐世昌。

这次会议上并没有人公开反对立宪，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认为立宪政体是一种良好的制度。反对者只是担心，由于中国处于内忧外患和国势虚弱的情况下，无力承受立宪这样的重大变动可能带来的危险和动荡局面。赞成派则认为，正因为中国危机深重，因此，只有重大的改革动作和革新才能拯救中国，使中国摆脱危机。反对者们担心，由于民众的知识和教育程度仍然普遍较低，政府和国家的权威在立宪时遭到民众的干预是极为危险的。赞成派认为，国民程度应该是改革的结果，如果要等到国民程度达到立宪的标准时才实行立宪，那中国将永远看不到立宪的那一天来临。

作为这场争论中的保守派，留学日本的陆宗舆提醒一心以日本为榜样的同僚们，“日本明治维新是立宪改革”这一断言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恰恰相反，明治维新推行的是“专制政治”，而决不是“民权政治”。因此，决不能把日本作为中国应实行立宪的例证。明治维新以前，庶民只知有幕府而不知有王室。而明治的中兴正是以重新树立天皇的权威开始，而议院、国会是迟至十年二十年以后才召开的。

但是，自从庚子国变以后，中央政府的权威已经极度丧失，保守派们“开明专制”的建议对政治精英与士绅知识精英失去了吸引力。一个几乎失去合法性基础的政府很难通过开明专制来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政治整合。立宪派们相信，立宪的政治动员，在振作精神方面能起到其他政治选择难以取代的作用，这正是克服民族危机的最佳手段。

廷议之后，慈禧发布了清帝国改革的决心，她解释说，过去的维新变法是由于“宵小之徒”煽动变乱而被中止，现在所有有关国计民生的改革措施都应该“次第推进”，绝不能“因噎废食”。

新的力量

商人们最早感觉到了变化。对于从通商口岸发展起来的新型商人来说，这是一段被历史忽视，却又确确实实存在的黄金时期。事实上，从1895年到1913年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

梁启超发现，中国的政治现象社会现象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质最不相容，而股份公司必须在完全法治的国家中才能兴旺发达。洋务派的实践已经表明，官办企业因为低效和腐败，不能完全承担国家工业化的重任。

1903年开始，清政府先后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中日战争之后，张謇等人创办企然而在这场论战中，狂热、活跃、激进的革命党人始终处于上风。作为孤独的对手，梁启超的最大劣势在于，他所鼓吹的宪政的美好远景还没有出现，而革命党人大肆宣扬的满人专制的罪恶却是所有人的共识。论战很快被革命党人转向暴力排满的主题上。19岁的邹容甚至在他的《革命军》中说，“哪怕吾同胞小便后，满洲人为我吸余尿，吾同胞大便后，满洲人为我舐余粪，犹不足以补偿这几百年的耻辱”。

革命党人没有认同他们与梁启超之间的共识，把对手塑造成一个专心侍奉满人政权的走狗，这是论战胜利的必要前提。在革命党人的鼓动下，论战甚至演变成为个人攻击，激动的学生们在日本东京的一次集会上把梁启超逼得跳下了高台，并用草鞋继续攻击他。

后来成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说：“当我们从梁启超那里获得精神食粮时，我们从孙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里得到感情上的影响。一般说来，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感情导致行动；当这一时刻在中国到来时，孙先生这位梦想家兼实干家在对拥护宪制政体的新式文人的论战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作为清末改革的敌人，孙中山开创了革命手段解决政治争端的道路。老同盟会员梁漱溟在1922年说，“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年轻人们不仅受到了孙中山的感召，而且热情地拥抱来自西方的各种激进思想。他们借助二手消息，向公众介绍俄国革命党人，鼓吹他们的恐怖主义和政治暗杀，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俄国与中国的差别。他们还劲头十足地讨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根据德国的政治理论和日本的实际讨论立宪问。

历史学者加斯特评论说，总的来说，他们仍是无批判的吸收外国的观点，囫囵吞枣，而不经过充分的咀嚼，这就引起了知识上的消化不良，这样，当建立新的政府的时机到来时，它又转而造成了政治规划不周和执行不当的情况。托克维尔的预言得到了验证：由于知识分子和理论家们杂乱不堪的描绘，观念可以产生暴力。这种趋势影响了中国后来几十年的历史。

而这场从1906年开始的立宪努力很快也走到了尽头。在“仿行立宪”的第二年，革命党人徐锡麟因为刺杀安徽巡抚被野蛮处死，临死之前徐锡麟说：“假立宪带来了真革命”。这是一句早到的预言，在一年以后得到了验证。

失败

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去世，因为政治上的近亲繁殖而日渐愚蠢的满清政府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克伦威尔。

事实上，改革开启的纷乱局面几乎完全依靠前者的权威来掌控。政府改革从官制改革开始，以行政和司法相互独立为基本原则，并致力于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之间的权限。由于牵涉权力和利益的重大调整，引起了整个大清国官员们的躁动不安。有关官制改革的条陈如雪片般飞到慈禧的眼前，意见的纷杂和斗争的激烈让慈禧感觉“如此为难，还不如投湖而死”。

这个部族政权的政治权柄现在都操持在了载沣和隆裕太后手中。前者的能力不过就是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至于隆裕太后则更加优柔寡断，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两人不仅平庸无能，还勾心斗角。

新政本来脆弱的基础因为利益集团之间残酷的政治斗争而岌岌可危。统治者们三心二意进行的改革，不但恶化了改革的环境，并且为改革树立了更多的反对者。中央政府发布的厘定官制上谕，虽然宣布正式改革官制，但是在公布的十三名内阁成员中，满人占七人、蒙古人一人、汉人五人，比原先规定的满汉对等原则下的官制倒退了一点。地方督抚大员中最有威望的两位改革者张之洞和袁世凯被调遣进北京，授予军机大臣的职务，实际上却被剥夺了权力。改革成了满人政权一次有预谋的政治清洗、同时载沣们固执地拒绝了各省督抚，咨议局议员代表以及资政院要求早开国会的请求。

拒绝召开国会以及“皇族内阁”的成立比革命党人对梁启超的反驳更为有力，清帝国中央政府的改革方案是它的满族统治者和汉族督抚、绅士们企图保存和扩大权力的尝试，但是满人政府首先因为自己的利益盘算，使得这场改革开始像一场骗局。最为忠诚的立宪派、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悲哀地说，国家此时正在瓦解。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梁启超、孙中山和邹容，他们激越的声音都没有影响到中国更为广阔的乡村世界。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替让人们相信，一个王朝在它的末日来临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挽救它，只有“顺天革命”，而清末的情形恰好和历史上所有已经灭亡了的王朝一样，暴露出了灭亡的征兆，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个王朝已经走到了自己的终点，没有人可以挽救。而新政带给他们几乎惟一的后果就是更加沉重的税负。社会变得更加动荡，各地发生的民变平均每两天半一起，其中有抢米、抗税、兵变、农民起义这样的传统王朝溃败前的混乱，又有学潮、工人罢工、冲击洋人教会这样的新事端。

而在皇族内阁成立的两个星期内，清政府又抛出了更为愚蠢的铁路国有化举措，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并商谈一笔外国贷款来修筑这两条铁路。

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当时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自从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以后，全国的18个铁路公司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由于修筑铁路需要大量资金，它们的股份为各界民众广泛持有。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的愚蠢举动，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承诺，形成中央政府与各阶层民众的对立。而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不满的火山因此喷发。

北京政府曾经希望川汉铁路涉及到的四川省咨议局动员上流阶层支持政府决定，但是咨议局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成为对抗中央政府的政治动员中心。这些梁启超的追随者们要求依据宪法获得对地方财政权力的发言权，并且敦促北京召开国会。

半年以后，同样因为新政而逐渐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新式陆军最终埋葬了清帝国。新政戛然而止。 虽然大卫休谟警告说，在社会现象之间建立因果关系是十分困难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化并不是改革失败的全部原因，但是这显然是压垮清帝国的最后两根稻草，失去耐心的人们相信，咨议会的笔墨公函应该被铁和血所取代。

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同志，包括后来在与袁世凯进行的残酷斗争中逐渐改组成为列宁式革命党的中国国民党，并没有继承这场改革的遗产，在某些领域，他们的实践甚至让中国没退到了1906年改革之前。

比如，中华民国的两位司法部长伍廷芳和王宠惠都受过严格的西方法学教育，他们却一致认为，《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并且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府无不继承这三个大法。但是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为全国性政权，中国法治进程因国民党在包括立法、司法在内的各领域全面推行“党化”而逆转。

当孙中山拒绝上海地方法院对宋教仁被刺杀案的勇敢审判，执意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时候，上海市商会曾经通电全国，希望“宋案审判于法庭，借款、选举取决于议院，自有法律为范围”，而整个国家不能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而这种声音不仅被愤怒的革命者们所忽视，甚至在后来的“党化”过程中被扼杀。

1906年改革终结之后，中国曾经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国家实力、民族命运、个人权利都没有出现真正意义的改变。人们选择了闪电和惊雷而不是阳光，因此必然在黑暗中徘徊。

附：1906年立宪进程

6月，出洋考察大臣回国每位成员都推荐立宪政体。

7月，慈禧召开一系列御前会议，讨论立宪。

8月25日，戴鸿慈，端方奏请改定官制，并提出八项具体改革意见：仿行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中央行政统一；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地方重要衙署皆设辅佐官（次官），中央各部主任官（长官）事权应当统一；调整中央机构；变通地方行政制度；裁判，税收官员独立；取消吏胥，代以书记；重新制定任用、升转、惩戒、俸给、恩赏诸法及官吏体制同日，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奕劻、瞿鸿玑、荣庆、鹿传霖、铁良、徐世昌、政务处大臣张百熙、大学士孙家鼎、王文韶、世续、那桐和参预政务大臣袁世凯阅看考察大臣条陈的折件。 8月27日，慈禧召见袁世凯，袁面奏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戴鸿慈，端方奏请设立编制局，制定官制。

8月28日，受命阅看考察政治大臣折件的诸大臣讨论是否实行立宪。袁世凯坚决主张立宪，甚至表示“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相争”。辩论结果多数同意改为立宪政体，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 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的上谕，诏示天下，表明对宪政的态度。

9月2日，宣布改革官制，派载泽等14人编纂改革方案，由奕匡、瞿鸿玑、孙家鼐总司核定。

11月2日，将核定的方案呈进慈禧。慈禧看过条陈，害怕责任内阁成立君权潜移，不同意成立。

11月6日，发布厘定官制上谕，正式改革官制。内阁，军机处照旧，在公布的13名内阁成员中，满人占7人、蒙古人1人、汉人5人，比原先规定的满汉对等原则下的官制倒退了一点。

11月25日，慈禧寿诞，北京各学堂万余人齐集京师大学堂，举行了庆贺典礼。另外，在天津、江苏、南京、无锡、常州、杨州、镇江、松江等地都举行了立宪庆贺会。

12月，张骞、郑孝胥等联合各界人士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