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62）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有些事实，就在眼前，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某些院领导却视而不见；有些道理，直白浅显，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某些院领导却不停争辩；许多既违背常识又不合逻辑的滥权，一旦注入头脑，就不愿放弃，不会质疑，更无从反思。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某些院领导自利、自保和不受限制、更无法自控必然造成权力通吃（滥权）。滥权只能靠谎言维持其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管制加高压，以及经济利诱可使大多数医务人员和患者相信谎言或者假装相信谎言，长此以往，必然毒化和败坏人们的心智与头脑，造成整个医院精神世界的荒芜，导致武汉市第四医院指鹿为马成为常态。

       从权力角度而言，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某些院领导滥权不受规则约束必然作恶，同时治理腐败的措施如财产申报制度、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医院预算透明制度等等都会被束之高阁。这样的权力还会惩罚善良，公平正义缺席。作恶不受惩罚，会有更多人作恶；为善遭受惩处，好人义人必然消失。人们遭遇困境或不公无从诉诸法规，只会乞求于权力，或找人或上访，或以暴易暴。简而言之，权力腐败必然导致社会溃败和道德沦丧。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各种短视短期行为、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对整个医院精神世界和价值体系的败坏，就是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某些院领导滥权逻辑在起作用。这一逻辑构成了成王败寇观念的文化基础，当滥权实践一次次演示这种权力逻辑时， 成王败寇就逐渐成为文化基因，深入到医院肌体之中，成为恶疾、顽症，致使医疗监管系统免疫功能丧失，造成内生性腐败，如同不可治理的癌症一样。普通医务人员、患者的坏和蠢只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某些院领导的坏和蠢，付出的代价是整个国家医疗改革的代价。绝对的权力导致权力者（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某些院领导）绝对的愚蠢，这种愚蠢会完全超过你的想象。它们的愚蠢不是来自自身的智商缺陷，而是来自权力和制度缺陷。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