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研時，我有一個寫作計劃

從新生報到日算起，我在復旦大學的研究生生涯已經開始了兩周。第一周是「新生入學教育」，第二周起開始試聽課程來排課表，隨後體檢、買書、找導師、加入社團……闊別四年後，我又重回了校園生活。

重回的，其實不僅僅是校園。在新生報到的前幾日，我被加入了我們學院所有新晉研究生的班級微信群，我意識到自己重新屬於了一個「班級」，就像曾經的中學時代那樣。

9年前的那個盛夏，剛剛高中畢業的我從江南負笈嶺南，那裡夏天更悶熱、冬天更陰冷、蟑螂也更大只。「紅的」（香港的紅色「的士」）載著我和兩大箱行李，順著香港中文大學的盤山路蜿蜒而上，車窗外陽光耀眼樹影婆娑，這一幕畫面切開了我至今短暫的人生——成年前的18年，和成年後的9年。

前18年裡，讀小學、初中、高中的我都有自己的班級，以及朝夕相處的同班同學，這基本上和全世界任何一個有書念的幸運兒都一樣。成年、離家、念大學，三件事同步發生後，我突然就不再屬於任何一個「班級」了，所謂「同班同學」，也被壓縮進了1學期的1門課裡。

或許，這是我踏上獨立旅途的關鍵時刻。9年一晃而過，我重新回到出生地、回到校園、回到班級。新班級裡的同學多是本科畢業直接讀研的。比起他們，我長了五歲也因此多了些許工作經驗和社會閱歷[1]，同時卻少了許多學術生活的連貫性、淡了校園生活的氣息——況且現在我也不再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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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過一個概念叫「逆向文化衝擊」（reverse culture shock），形容離鄉者在歸家後遇到的文化衝擊。據說這是現象學社會學的大佬舒茨（Alfred Schuetz），在關於歸國老兵的研究中首次關注的[2][3]。他說：

“To a certain extent, each homecomer has tasted the magic fruit of strangeness, be it sweet or bitter.” [4]

因為，出走的人和留守的人停止了共用時空，對方之于自己不再鮮活具體，而是成為了定格的回憶；分離的彼此，都在各自獨立的時空中野蠻生長，久別重逢，又如何能說面前人就是遙遠記憶中的故人呢？

不過，舒茨當年作出判斷所處的時代背景已經不再，資訊和交通高度發達的今天，離家再久再遠，都可以時時刻刻與故鄉的親人聯絡、同步瞭解家鄉的變化，或者隔三差五地回家看看。至少，當我16年中搬回上海時，絲毫不覺得線下支付、共用單車是多麼神奇的事，網紅店一如所料地又換了一輪，新開的商場還帶著淡淡的甲醛味道。

但是，未被編入任何班級的這9年裡，在數不清的搬家和身份轉換後（尤其在兩岸四地錯綜複雜的歷史敘事與身份政治背景下），我已不再是過去的自己。9年前我參加上海的高考留學香港，9年後我參加港澳臺試「留學」上海。在我由香港出發前往臺灣交換時，同學問我，你是香港人嗎？——umm，不是；那你是陸生嗎？——umm，好像我也不是。

這不是忒修斯之船的隱喻，我並沒有將自己的器官都換成人造的並投身攻殼機動隊，或是用一些新的、不同的乃至對立的價值觀置換了舊的、原生的認同。我所經歷的，更像是把各種我過往未察覺到的「僭建」拆除拋棄，將一層層身份與認同的束縛卸下[5]，輕裝上陣。

所以，時過境遷，同樣是被分入班級之中，作為歸家者的我，卻生出了全然不同的心境。

身份伴著時光流轉，雖然說得清，但卻不那麼容易道得明。

2

加入班級微信群後的某天，身為輔導員的群主在群裡@了所有人說：「請各位同學發一張自己的生活照到郵箱xxxx……再寫一段寄語」。隨後，幾十人的群裡湧出了整整齊齊的一排「收到」。

輔導員是誰？他為何要我做事？生活照做什麼用？郵箱是誰的？寄語是給誰？

在這個指令背後藏著一連串的問題。我絲毫不覺得我的新同學們一致回復「收到」是服從的體現，我感覺到的是他們共用著某些不言而喻的默契和知識。對這些默契，我似乎若即若離地共用著，隱約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且我也確實照做了，但這些疑問，就是會冒出來，無法不去想它們。

之後的班會上，我們要選出班委，雖然競選依循了民主程序，輔導員的巧妙設定還實現了中共至今未兌現的「黨政分離」[6]。不過大家心照不宣，新上任的班委在職能上更多是校方的延伸。在班外，班委似乎是全班同學的代表，在同學面前，又似乎是校方的代表。可能只有在學生與學校的利益出現衝突與對立時，才會知道班委真正代表的是誰[7]。

回想起自己剛到臺灣開始交換生活時，曾無意參與了一場辯論，試著向接待學校的同學們解釋香港的「學生自治」。不同于香港，臺灣的新生如會被分入行政班級，學生會也更靠近校方。而香港的高校學生會，是在警局備案成立的社會組織，與學校擁有同等的法理地位。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的梁文道，曾回憶他的老校長高錕[8]，說學生報在高錕卸任時評論其「任內一事無成」，又說高錕對新生發表歡迎演講時，有同學「沖上去圍住他，塞給了他一根套上了避孕套的麥克風」，理由是反對迎新營，認為這是「洗腦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輸以母校為榮的自豪感」[9]。

走過瞭解嚴、民主化和政黨輪替的臺灣，言論自由和公民社會業已獲得共識，作為行政管治延伸的學生會並不受待見——至少不受部分學生的待見。所以從南到北的院校都有「異議性社團」，常常批判校內外事務，並採取抗議行動。而在香港，各高校學生會本身，以及這些學生會共同組成的「學聯」，是社會運動的中流砥柱。若說得組織社會學一點，或許正是基於這些組織，太陽花運動、雨傘運動和各式同志平權運動才得以發生、壯大，絲毫不令人驚訝。

3

不過，班級、班委對我而言都並不陌生。小學到高中的12年，一樣為了班級榮譽與別班幹架，一樣競選班幹部成為老師的左膀右臂，一樣在以學生會的名義協助老師為學校組織學生活動。所以，回歸內地的校園生態，我並不是一個stranger，而是homecomer：

“His new perspective of his home society, persons in it, and his own past may not be fully realized until rendered immediate by returning home.” [10]

正如前面提到共用的「默契和知識」，我似乎知道答案也會照辦，但也確確實實感受到那些曾經對我不言而喻的默契和知識，鬆動了。它們可能是約定俗稱，但絕非理所當然，它們的存在有一整套權力結構和話語體系為其背書，他們的生長絕非隨機偶然而是依附於更大的一套社會結構。

「歸家」這件事本身，是我反思它的契機。有很多天資聰穎的人，就好像我現在的同學和老師們，能直接意識到這些隱藏的結構。我不夠聰慧敏銳，但感謝于我的人生經歷，能夠遇見文化形式的千姿百態，得以意識到這些社會基建。

因此我萌生了這個寫作計畫：未來的三年學生生涯（或者更久），我要記錄自己的這些reverse culture shock，記錄我見到的，更要捕捉我的情緒。可以的話，我想要分析這些現象背後的發生機制，也要梳理自己情緒的來龍去脈。

寫些什麼好呢？班級、班委、學生會，還有呢？

對於學生，輔導員又是做什麼的呢？思想政治課教些什麼？留學生必修的「中國概況」如何描述中國？最近新設立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專項資金」又是做什麼工作的呢？

對於校園內的言論，學校有些什麼規則？校園媒體是如何運作的？宿舍內不可「張貼違禁宣傳品」包括哪些？《陰道獨白》會不會繼續公演？

對於行政，官僚風格背後是什麼組織邏輯？港澳臺的身份地位如何從外籍化慢慢變為國民化？為什麼外教（外國教師）在辦公室門牌和選課系統中，顯示的是「外教」二字而不是其名字？校園內懸掛著推廣普通話的橫幅，會否像在香港、臺灣一樣遇到反對和抵抗？

當8年前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為了把民主女神像從維多利亞公園迎入校門而與校方持久拉鋸、臺灣學生不斷嘗試把蔣介石塑像趕出校園的時候，我現在的同學們，怎麼看學校正門那身姿巨大的毛澤東像，目送著一屆又一屆的畢業生在自己跟前拍畢業照？

互聯網生活大行其道，不論班級、課程、小組討論還是社團活動，第一件事都是建一個微信群。曾經用電腦在課上記筆記被視為不尊重不專注，而現在人人如此做。總在課堂上會聽到一陣突然密集的敲擊聲，就知道老師又講了一個同學們都認為無比重要的關鍵點——那麼大家普遍會認為什麼樣的知識才重要呢？

教授如何授課？有些研究興趣更為流行？哪些研究無法觸碰？哪些思潮更受歡迎？

4

想到上面的每個問題，我腦海裡都會閃現香港、臺灣的文化實踐，閃現自己曾經的親身經歷。它們都為我打開了一個反思的缺口，從那兒我可以嘗試窺見現象的背後。

最喜歡高行健《靈山》的第五十二章[11]，他寫：「

你知道我不過在自言自語，以緩解我的寂寞。你知道我這種寂寞無可救藥，沒有人能把我拯救，我只能訴諸自己作為談話的對手。

這漫長的獨白中，你是我講述的物件，一個傾聽我的我自己，你不過是我的影子。

當我傾聽我自己你的時候，我讓你造出個她，因為你同我一樣，也忍受不了寂寞，也要找尋個談話的對手。

你於是訴諸她，恰如我之訴諸你。

她派生於你，又反過來確認我自己。」

如同自己與自己對話，我想在未來書寫的這一系列字、詞、句、段，無外乎是一些碎碎念。出於新聞與學術的經歷與對它們的肯認，我想明確界定我的寫作計畫不是報導或者論文。怠惰求證的責任，放下客觀的大旗，在這些文章裡，我想主觀而自在地平鋪直敘[7]。

知識可以指向外部，經過科學精神和實證主義的淬煉，探求真理。知識也可以自我指認，每一次探尋都是向內的反思與破壞。

看山可以還是山，看水也還會是水，雖然我們無法第二次地踏入同一條河流。

後記：在這篇文章我只確認了自己的寫作計畫，也想透過公開它來獲得一種認真對待這個計畫的約束和鞭策。可能不只寫校園裡的事，也可能不只寫三年（當然首先我不能只寫3篇），可能沒啥反思只有一些體悟。計畫也沒有命名，但之後或許有，畢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注釋：

[1] 大五那年，我選擇了延畢並到臺灣的國立清華大學交換一整年，在人文社會科學院裡不分科系地四處旁聽。畢業後，我先後在《明報》、《端傳媒》打了4年工。

[2] Gaw, K.F. (2000). Reverse culture shock in students returning from overse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4, 83-104.

[3] 不完全地搜了些文獻，包括2篇發表的論文：<國外有關歸國人員文化再適應研究綜述>（2005）以及<論鄉村新手教師逆向文化衝擊和適應>（2014）；以及3篇碩士畢業論文（兩篇來自上外、一篇來自復旦），都見到以下類似的表述：逆向文化衝擊最早是Scheuts（原文如此）在1944年提出的。雖然舒茨（Schuetz）確實寫過老兵歸國，這篇叫做The Homecomer 的文章於1945年發表在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但他並未提出reverse culture shock的概念。

中文文獻中的錯誤可以溯源到那篇05年的<綜述>，而該文援引的是2000年發表的一篇英文文獻”Reverse culture shock in students returning from overseas”，這篇英文文獻的參考文獻中錯誤地將舒茨文章發表的年份寫成了1944年（但他並未宣稱舒茨提出了逆向文化衝擊概念）。有意思的是，從英文到中文、從發表的學術論文到碩士畢業論文，這個小錯不斷傳遞甚至擴大，說明大家都沒有試過直接搜尋舒茨的原文來求證。

另外，百度百科詞條「逆向文化衝擊」中寫到：「逆向文化衝擊最早由學者Scheuts（斯格茲）於1944年提出」，當中的人名拼寫、中譯以及發表年份的錯誤，延續著這一系列錯誤。

[4] Schuetz, A. (1945). The homecom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0(5), 369-376

[5] 共同體是一種建構，身份是一種負累，比搬家時明知之後用不上但捨不得扔的物事更是負累。至少，我是這麼認為。小組、地域、專業、國家、民族、性別……在不止息的流動面前，在更純粹的自我面前，顯得笨重，還有那麼一點虛幻。

[6] 我們選舉班委時，黨委和班委一起選，也就是說，參選的人要麼選擇班委職務要麼選擇黨委職務而不能兼任

[7] 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工會、居委會。工會是資方（私企）、政府（國企）的維穩機器還是工人維權的後盾？居委會是國家機器面對個人的具象延伸，還是社區社群的自治載體？在中國，答案都是前者，關於工會，最近的佳士和早前的富士康都是很好的明證。

[8] 梁文道. (2009). <我的老校長高錕>. 南方週末. 來源網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5900

[9] 如果灌輸「愛國」估計會惹起更大反彈。不過，在近年要是灌輸「愛港」，可能會吊詭地很受吹捧。

[10] Meintel, D.A. (1973). Strangers, homecomers and ordinary men.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46(1), 47-58.

[11] 高行健. (1990). 《靈山》. 臺灣：聯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