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69）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某些院领导通过贬抑某些人员地位，令致其无法参与制订他们管理自己的方式，也不承认他们作为政治上的主体，并且不断尝试去把他们的反抗行动去政治化和问题化。在这种情况下，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某些院领导羞辱和施加暴力渐渐成为日常方式。并且，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某些院领导的作恶不仅是一种折磨身体的行为，更是一种试图灭声的行为，要把人们整套历史记忆、行事习惯、信念和存在的方式降伏或者抹煞，用另一种意义结构去取代。这些被边缘化的医务人员或患者成为失去权利保障的「裸命」，完全丧失了自己主宰自己生命及自决自己生活方式的能力。但视死如归的政治自我牺牲行为，却是一种重夺行动力的举动，把「裸命」变成可视的对象，让受苦的身体向广大的受众们传递信息，控诉一个被屈从人员所经历的不公不义。而更重要的是，政治自我牺牲不用说话，但反抗专制和滥权，在适合的条件下，也许能够让一个受到伤害的共同体（医务人员和患者）重建尊严，修复其作为政治主体的权利。

        政治自我牺牲从来都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是有公共和集体的意义。手掌特权的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不断去贬低这些被压迫群体，视他们是破坏秩序和法纪的；但作政治自我牺牲者却以其大勇和无畏，以他们受到损毁的身体和精神，控诉和揭露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的无耻、嗜血和荒诞。只有当人们从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的滥权和腐败中脱离出来，才能够成为不被过去特权（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所指定的角色，不再习惯于被压迫和被奴役。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医务人员和患者的死亡，隐喻着共同体所受的屈辱或毁坏。在目睹个别身体受苦的过程中，人们也唤起更广泛的回忆，将过去的义人义事联系到当下发生的义举。通过激烈的情绪流动，受众冲破了时间的分隔，对过往和当今自我牺牲的事迹产生强烈的共鸣以至认同，进而抛弃恐惧，转化自身，甚至产生仿效的心志，参与到行动中去，或者作出不同程度的支持。

        在中国医疗改革中的逆权运动，既是因为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等滥权所致利益分配不均，也是因为滥权导致阶层流动机会匮乏，更是因为政治自我牺牲的抗争动力学在发挥作用。所以，一些医务人员或患者很早就自觉地集体分担着政治自我牺牲所带来的痛苦，在力量极为悬殊之下，持续以薄弱的肉身直面不同形式的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的滥权而不退缩。被摧残凌辱的肉身已经唤来整个医疗共同体意识的飞跃，撼动了原本在退缩或沉睡中的医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