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性与不干预主义：中国对朝政策的基调与根源

 11月21日《联合早报》刊登韩国外国语大学康埈荣先生《中国应该对朝鲜施加影响力》一文，表达了希望中国制止朝鲜援助俄罗斯、阻止朝俄结成军事同盟的愿望。康先生在文中也说，中国对朝鲜经济方面有绝对影响力，有足够力量影响朝鲜政策。这也不止是康先生的看法和愿望，也是许多韩国及其他关注朝鲜半岛局势国家观察者的观点。

   这样的愿景是美好的，对中国对朝鲜压倒性的国力对比分析也是正确的。但这不意味着试图依靠中国阻止朝鲜援俄的愿望能够实现。相反，不仅在朝鲜援俄问题上，对朝鲜大多数重要决策，中国方面都是缺乏干预的意愿的、有限劝告也难以阻止朝方的。

   对于熟悉朝鲜半岛历史及东北亚政治格局的人而言，都对于1950年中国出兵支援朝鲜、与美韩等方激烈对战、中朝缔结了长期的“血盟”亲密关系，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上对朝鲜压倒性优势及影响力，有着一定的了解。而很多人也就依此推断，中国对朝鲜的内政外交尤其重大事务有着决定性影响力（甚至还有人认为朝鲜即是中国的傀儡、朝鲜所作所为是中国指使），中国有能力和意愿阻止朝鲜（准确说是金家政权）做下有损中国利益、危害半岛和世界和平安定事情的能力。

   这样的看法，只是根据国际关系常理及一般规律的推断，而并不符合几十年来中朝关系的实情，以及中国对朝乃至整个中国外交的真正路线。

   无疑，中国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缔造及后续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在1940年代后期至1950年代中期的半岛分立和内战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朝鲜战后建设至今的许多年，也发挥重要作用。在多数时期，中国超越了苏联，是建立和巩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大外部力量。

   但同时，无论是毛泽东时期，还是邓小平及之后的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意愿积极干预朝鲜内政外交，哪怕是朝鲜执政者做出明显不利于中国方面的决策，中方往往也选择默认。

   最典型莫过于1956年朝鲜内部斗争高潮期的“八月宗派事件”，金日成清洗了朝鲜劳动党内出身于中共方面、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延安派”人士，将这些人处决或投入劳改营，排除了“延安派”在朝鲜党政军高层的存在。

   但对于此，中国方面并没有加以阻止，事前没有支持“延安派”试图推翻金日成的行动，后续也未惩罚金日成，而是默认了政治清洗的既成事实。再后来，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朝鲜对中国“文革”多有批评，但中方没有中断对朝援助，还援建了平壤地铁等重要项目。

   “改革开放”后，虽然中国方面一直希望朝鲜效仿中国，推行类似“改革开放”的政策，但面对金家三代对“改革开放”措施的抵触，中国方面并未强求。相反，中方一直迁就朝方，没有采取实质手段将朝鲜导向“改革开放”路径，哪怕中方有足够改变朝鲜政策的经济政治力量。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并不支持朝鲜拥核，且朝鲜拥核对中国弊大于利。但中国方面并没有采取较强硬和有力方式阻止朝鲜拥核，而采取虽不支持但也不积极阻止的消极立场。中国虽然在制裁朝鲜的联合国决议中投了赞同票，但执行协议并不积极。这和美国成功阻止台湾拥有核武、压制日韩自备核武，形成明显对比。

   2013年，金正恩将其姑父、朝鲜二号人物、被认为较为亲中和开明的张成泽处决。中国方面也未提前阻止和事后惩罚朝方。金正日长子金正男，被不少观察者认为是中国扶植、准备取代金正恩的人物。2017年金正男遇刺，中国方面同样没有回应性措施。

   不仅在内政方面如此，对朝鲜外交中国也并不积极干预。无论朝鲜对韩国、日本、美国采取激烈敌对路线，还是示好亲近的举动，对中国是利是弊，中国方面都没有明显的回应（包括公开和私下实质回应），也无实质的褒奖或惩罚措施，而任凭朝鲜所为。

  根据以上前例可以发现，几十年来中国对朝鲜确实采取了“不干预”的立场，即便朝方政策不利于己也是如此。

   那么中国方面为何如此立场呢？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简而言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执政者对于“不干预他国内政”的极度恪守及对这样传统的因循，以及对于其他国家尤其重要邻国/盟国政治稳定性的渴求。

   究其原因，可追溯到中国古代“天朝上国”观念的作祟，即对周围“番邦”一方面俯视之，另一方面不干预其内政、令其自行其是，显示“天朝”的宽宏大量（这与西方各帝国/列强对其殖民地及其他独立但弱小国家内政频繁干预颇为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时期，为争取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与苏联竞争社会主义领袖地位、显示作为大国对小国的平等对待和尊重，鼓吹各国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互不干涉内政”、“求同存异”等，自己带头实行，且逐渐将这些原则极端化。当时的中国对朝鲜、阿尔巴尼亚等盟国更是颇为放纵和恩宠，各种不惜血本的大手笔援助，更不愿意干预其内政惹其执政者不满。

  改革开放后，不仅这些理念得到因循，“不干预”还有了更多动机。改开后尤其1990年代及之后，中国体制和执政者对于“生乱”和“折腾”，有着格外的反感和忧虑。这不仅体现在内政上注重政权稳定和政治保守化，也外延到外交领域。表现就是对他国内政争议（尤其人权问题）的刻意回避、对他国外交的尊其自主。

   中国对待各国内部不同力量纷争时，也都基本选择支持执政者、不理会反对派，倾向于维持该国现状而不求改变之。如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风起云涌、执政的巴列维政权摇摇欲坠之时，连其坚定盟友美国都抛弃了巴列维。中国却仍然支持巴列维政权（哪怕巴列维政权对中国并不重要），后来上台的霍梅尼政权自然因此对中国厌恶，这让之后数十年中伊关系都很冷淡。而东南亚的尼泊尔毛派组织在2000年代中期占据全国多数地区时，中国仍然支持尼国王贾南德拉。

    虽然对美欧加澳等西方国家，中国出于各种原因确有一些对其政策及内部竞争的干预，尤其在涉及台湾问题上，中方往往不惜代价促成对方利于自己的立场。但中国对友好关系国家、中立国家、不干涉中国内政及人权的国家，很是恪守不干预的方针。当然，这也是为换取对方国家对中国内政及部分外交的“不干预”，保障自身政权的稳定性。

   对愿意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要求/原则”的外国，中国当然愿意投桃报李。相对于各国内政外交对中国的具体利弊，中国执政者和外交决策者更重视”不干涉”的红线，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的根本政治原则。在具体外交活动中，也表现为对各国内政外交行为的消极化态度（承认既成事实、不参与其中，更不加有力改变或制止）。

   在中国这样的外交理念、路径、前例下，康埈荣先生及许多人士试图让中国制止朝鲜援助俄罗斯、阻止朝俄军事结盟互助的期望，恐怕是会落空。

   康先生引用的习近平声称“不允许朝鲜半岛生乱”，虽确有对朝鲜一些激进外交政策反感的意味，也隐隐有对朝俄高调结盟的不满，但更多还是在追求稳定、警告美韩日，归根结底又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立场。而如果中国阻止朝鲜援俄，可能冲击中朝友好关系。在中国执政者眼里，这比朝鲜援俄本身更不利于中朝关系和东北亚稳定。

   中国之所以长期姑息纵容朝鲜，也是因为朝鲜和中国有着特殊的“血盟”关系，及共同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对战。朝鲜战争也是中共自诩捍卫国家在国际上的合法性、对外“树立国威”的“立国之战”。中朝两国官方都有强烈的反美立场，朝鲜作为世界少数极端反美的国家，是中国对抗美国及西方世界的某种“天然盟友”。基于此，中国对朝鲜诸多行为（尤其与反美相关的行为）都非常纵容，不加干预。

   而且具体到中朝关系及朝鲜问题，不仅中方对朝鲜施加影响缺乏意愿，朝方也确实较强调自主，排斥外国干预。无论上金家政权出于自身利益（而非朝鲜国家利益），还是基于“自立自主”和反对“事大主义”的外交价值观，都让朝鲜极厌恶和排斥他国“指手画脚”，哪怕是对最友好和高度依赖的中国也是如此。除非中国下大力气和代价强迫朝鲜改变，一般的施压对朝鲜确实不起作用，甚至引发朝鲜逆反。

   具体到朝俄结盟和朝鲜出兵乌克兰，朝鲜方面恐怕更难放弃。近两年，朝鲜饥荒和水旱灾害加剧，外交上面对美日韩日益强化的同盟，急需外援。中国的帮助似有不足，且中国不愿违背制裁决议在军事上援助朝方。朝鲜与同样被国际孤立和制裁的俄罗斯一拍即合。俄罗斯可以提供朝鲜急需的食品，也可在未来朝鲜内部动荡时参与某种形式的“平叛”，避免金家政权的覆灭。朝鲜金家政权当然不会与这样一个极为重要又“同病相怜”的盟友停止合作。

   所以，无论朝方的固执还是中方的消极，以及朝俄结盟的必然性，都让各方对中国施压朝鲜、阻止朝俄结盟侵略的期望，变得不切实际。

  但这也不意味着各方不应该对中国加以要求和施加适当压力。虽然让中国阻止朝俄结盟破坏和平难以实现，但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也确有道义责任坚持国际正义、维护世界和平。无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还是朝鲜开发与实验核武，以及两国互相助推相关行为，都有害于国际和平安定、违背国际法和损害国际正义。

   中国作为自诩负责任的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远东和东北亚国家之一，自然有道义和国际法上的责任，阻止朝鲜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帮助、俄罗斯对朝鲜核开发的帮助，并尊重和回应韩国及其他各国合理的关切。各国也都有理据要求中国对朝鲜半岛、乌克兰、远东和国际局势，负起更大责任。

   而中国过于注重稳定性、过度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外交”的外交原则，也需要做出必要转变。不仅在对朝问题上，中国方面对其他各国事务都不应简单以是否为其“内政”，作为是否干预的核心标准，而更应该考虑事情本身是非曲直、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利弊、对该国人权的益害、对国际正义与和平的影响。中国外交也不能拘泥于过时的陈规教条，而应更加灵活、适应变化多端的现代国际关系。

（本文已发表于《议报》，图源香港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