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金女兒之死和俄烏戰爭的死局

原文於 2022-08-22發表於微信公眾號【 越向書】

亞歷山大·杜金的女兒遇襲身亡，杜金本人僅憑僥倖逃過一劫。

大約是因為我之前寫過【說杜金】系列，今天好幾位元朋友將這個消息發給我。我倒不會因此而為這個系列添加續篇，但確實想談談久未著筆的俄烏戰爭。

根據俄羅斯官方機構的調查，造成事故的炸彈安裝在靠駕駛員一側的底盤上，說明這是一次有預謀的恐怖襲擊。如果此調查結果屬實，無論兇手是誰，這樣的行為也是極其令人遺憾的。

因為這與狙殺俄軍將領或是殺死“通俄官員”的性質完全不同，即便俄羅斯與烏克蘭處於戰爭狀態，純粹針對平民的襲擊依然不值得任何烏克蘭的支持者為之歡欣鼓舞。

杜金不是伊藤博文，不是重光葵，更不是海因裡希（納粹管理捷克地區的党衛軍軍官，被英國政府協助的抵抗組織刺殺），他的瘋狂學說理應受到批評，但他本人——更不用說他那個與政治的關係更加淡薄的女兒——不應該成為刺殺的目標。

再說透一些，即便俄羅斯戰敗投降，要審判戰爭罪犯的話，杜金也排不上號。若要類比，他連北一輝都算不上，克里姆林宮對他的言論僅是偶爾借用而已。

與其盲猜是誰發動了這場襲擊，不如關注烏克蘭最近一系列“特種作戰”。本月，原先被俄羅斯視作安全後方的克裡米亞半島接連遭受襲擊，顯現出烏克蘭方面加強了敵後作戰的攻勢。

就在杜金之女遇襲身亡前3天，《紐約時報》剛剛刊出了一篇講烏克蘭遊擊隊的文章：《在敵佔區，烏克蘭人告訴俄國人：“你們永不安全”》（Behind Enemy Lines, Ukrainians Tell Russians ‘You Are Never Safe’）——這篇文章不僅刊出的時間點神奇，而且文中還提到：“在前線幾乎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後方滋擾活動在加劇，戰鬥人員在他們熟悉的地方展開秘密行動，手段包括汽車炸彈、詭雷以及用手槍射殺目標人物——事後迅速消失在當地人群之中。”甚至還有一段專門講解汽車炸彈的安裝：“將一枚用膠帶包裹、粘性面朝外的炸彈安放在輪倉空隙處。用魚線把引爆器綁在輪子內側，這樣，當輪子轉動時，炸彈就會爆炸。”（譯文來自紐時中文）

模糊軍事人員與平民區別的遊擊作戰從來就不乏爭議。但無論旁人如何議論，戰爭邏輯的不斷演進，已經使俄國入侵烏克蘭的後果由初期的“職業軍人之間的戰爭”轉變為一場你死我活的“民族之戰”。目前看來，烏克蘭仍是弱勢一方。弱勢一方採用非常規戰術，打寓兵於民的遊擊戰，是戰爭形勢本身的要求。

但烏克蘭軍民的抵抗意志十分旺盛，蓋因其雖在軍事實力上居於劣勢，其戰略態勢反而較俄羅斯為優：在北約國家紛紛向烏克蘭提供重武器的情況下，俄軍不敢攻擊其中的任何一個。北約國家實際上已經構成了烏克蘭人安全的軍火庫、休整地和情報員。

如此一來，烏克蘭戰爭已經轉化為冷戰時代戰爭的一種常見模式：戰爭中的一方看似擁有壓倒性的優勢，但卻不敢放手打擊對手位於交戰區域之外的“根據地”。

該模式有時候表現為有限戰爭，比如朝鮮戰爭中，美國始終不敢將戰爭擴展到朝鮮半島之外，徹底摧毀中方的軍工生產和後勤系統；又如越南戰爭中，美國甚至不敢將地面戰爭擴展到北緯17度線以北。

有時候，這種模式又不局限於有限戰爭的形式：比如蘇軍入侵阿富汗絕不是有限戰爭，但阿富汗的反蘇遊擊隊時常可以撤退到位於巴基斯坦北部的普什圖人聚居區，經過休整並接受西方國家的補給之後再越境回國戰鬥。而蘇聯卻下不了與美國庇護之下的巴基斯坦開戰的決心。

一旦形成這種局面，對貌似強大的一方非常不利。就仿佛本來是一場無規則的決鬥，結果變成了一場受到場地和規則限制的“比拳”。

現代戰爭對軍工和後勤的依賴是全方位的，擁有空中優勢的一方如果能利用戰略轟炸徹底削弱對手的戰爭機器，則如釜底抽薪。反之，如無法利用自己的優勢去攻擊對手的弱點，那些所謂的優勢就打了折扣。假如對手的作戰意志堅強，其背後的援助方慷慨，那就很有可能會打成一場無休無止的消耗戰。兵敗自不待言（參考“奠邊府戰役”的後果），縱然戰場獲勝也難“斬草除根”、速戰速決。

從上述例子中也可以看出，凡是把仗打成這樣的強國，沒有一個能體面收場。

所以，從長期看，烏克蘭獲勝的概率並不小。

關鍵是如何撐下去。

部分國土淪亡的一方最怕什麼？“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

俄方必求穩。俄軍在開局不利後調整了戰略部署，改已失敗的“機降斬首+大規模穿插作戰”為後勤壓力相對較小的烏東陣地戰，此後逐步取得了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二州的控制權。戰局會如何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俄羅斯能否真正“消化”烏東二州，使得這種佔領長期化、正常化，利用其自然和人力資源“以戰養戰”，並攜此“戰功”穩定國內政局。

烏方必求亂，最好是能在“戰略內線中實施戰役的外線作戰”，同時還要放手發動遊擊戰和特種作戰。

不過，遊擊戰雖是以亂破穩的利器，但它從來都是一把雙刃劍。它固然可以造成佔領軍的精力耗散，可是佔領軍也不會被動挨打，他們會放大戰地法庭的懲戒範圍，甚至在報復心理的推動下實行“無證據定罪”（美國影片《現代啟示錄》中有反映）甚至“有罪推定”。目前人們看到的是遊擊隊在俄軍佔領區造成的戰果，而當地居民為此付出的代價暫時還在黑幕之中。

你想“如魚得水”，對手肯定會“掏水捉魚”。稍微“文明”一點的，如美軍在越南戰爭中實施的“戰略村”計畫，野蠻地遷徙、合併自然村，結果造成了平民的深重苦難。更為殘酷的佔領者則追求自身的絕對安全，如納粹德國“東方總計畫”（內容是如何在征服蘇聯之後清空烏拉爾山以西的異族人口），或是日軍在侵華戰爭對中國老百姓實施的“三光政策”。

在俄烏戰爭中，新科技所催生的新的戰爭形式也令平民與士兵之間的區別變得模糊。比如，在戰爭初期俄軍多路縱隊長途奔襲時，有一些烏克蘭民眾在俄軍車隊經過身邊時隨手拍照，然後上傳到“中台”（互聯網術語，其作用是完成資訊資源整合後發送到行動端），經“中台”結合北約的情報進行判斷後再發指令給前端的烏軍作戰小組們，各小組根據自身情況“接單”，最後尋機打擊俄軍行進車隊的薄弱環節。

這種模式被旁觀者戲稱為“滴滴打仗”。但誰能不為那些“隨手拍”的民眾捏一把汗呢？他們似乎並未直接與烏克蘭軍方聯絡或介入軍事行動，但如果拋開法律條文而審其實質，他們可以被嚴苛的佔領軍視為軍事間諜並射殺之。其間灰色地帶的大小，完全在佔領軍一念之間。

如今戰爭打到這個份上，是否會出現更多針對烏克蘭平民的暴力事件，其實不問可知。

而從發動遊擊戰一方的利益看，敵人的殘酷報復也是遊擊隊“發動群眾”的助推器。不管這聽上去多麼無情，這就是戰爭的邏輯，“軍事勝為右！”（打仗就要是贏啊）

無論多麼同情戰爭中的平民，作為旁觀者，其實也無可奈何。

“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俄羅斯的戰爭目標超出了自身實力的限度，烏克蘭政府的作戰目標（收復包括克裡米亞在內的全部國土）在短期內也難以達成。從某種意義上說，雙方都在“苦撐待變”。

如果雙方不能降低自己的預期（唉，局外人說這話總是輕鬆），那麼戰爭的邏輯會繼續演進，如同絞肉機一般吞噬無數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