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思琪與絕歌
房思琪與絕歌
2018.01（修改2020.03.20）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是林奕含融入生命經驗創作的，少女被愛及文學為名擺弄與哄騙的控訴。《絕歌》 則是少年A——行為被詮釋為有性虐待意義的連續殺童少年犯——的自傳告白。
一樣都是話題之作，現實上兩位作者成書前後的際遇也出現在世人的目光裡，有著帶動大眾尋覓傷害與被傷害因果的感染力，也連帶顯露出尋覓本身的窺淫特質——但既然對於罪惡，無法憑藉一本書找出可以簡單解決的因果，而人，作為那一切的謎題，在瞭解愈多後也愈難解，那讀者，究竟在做什麼，究竟能夠做什麼？
這些書打開真實／虛構的空隙，教人窺看之虞，的確能引起對預防傷害的關心，並回溯過去的罪惡，檢視可能的罪惡。而有所共鳴的讀者也可能深陷於這類自苦，大塊大把地投身，正向地或負面地移情加害者（之於《絕歌》）或受害者（之於《房》）。
相較之下，我卻發覺《絕歌》更令我同理。《絕歌》讓我深陷的，是少年A筆下，在他終於習得自己仍有著宛如恐怖暗夜後的溫柔微光，才感到「罪與罰」的重量，並嘗試戴上痛悔行者的面孔，但即便有這份覺悟，卻依舊無法直面光明之錐的時刻⋯⋯那些是難以想像、卻在預料之中的記述：「難以體會他人痛苦」之痛苦。而理所當然、卻無從閃躲的現實也在那裏：他字句間歇洩漏自己仍持續的無來由暴行，出書的源源版稅獲利，再度被眾聲撻伐後隱遁而去之後之後的路⋯⋯讓人在以為可以理解他的那瞬間，又發覺「應該」、「必須」不能理解。即便我讀之全程淚流滿面。
文筆好這件事，是附麗於少年A的罪行嗎？一種惡之花。但又其實，「文筆好」本身，在這個我們看過多少人以紀實之名、誠懇真摯娓娓道來卻綿裡藏針的自媒體時代，就是原罪。文學是卑鄙的花粉，傳播著欺騙的意象，只要不知道那是欺騙——忽略旁邊的植被、忽略更大的生態——花朵可以始終很真誠。少年A另一樁「罪行」即「文學可以是巧言令色」，不正回應了《房》的作者林逸含，身為受害者對於她熱愛的文學痛心的提問？
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呢？它推開我的其中一個原因或許是：幾乎所有的角色都是她自己（連「惡角」李國華亦然）。那種迂麗——什麼都是自己也什麼都不是自己的——而精緻的苦痛、愈描摹愈疏遠的成長，像是利用眾多自己「們」作為回馬槍、借力使力地支撐起、才完整了自己。這些打算完成輪廓的尖銳和準確的每一筆，卻都像深探喉嚨的自嘔——傷痕成了它的鄉愁，忘了原本是喉嚨。
它推開我的原因，卻也是《絕歌》吸引我的原因——《絕歌》證明了這一點，但《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拿著自身作賭，卻難以遂願否證。林奕含問出「會不會藝術從來就是巧言令色」，卻用強烈、無所不在、近乎淫虐的形容譬喻，畫上他人臉譜勾勒自己的偶戲，鍛造出《房》這叩問之槌。文學的善女信女控訴了文學神棍，卻也沾染了一身沉香屑，這真的算是奪回了文學和言語嗎？
進一步追問，當滿心敬獻的文學信者創作者，對上滿口文學恃「美」行兇的「生活家」，在「文學之神」面前，前者就可以肅清後者嗎？
有神的樂園就有誰該在樂園誰原本不、誰曾在樂園又誰被逐出的純潔神話。有性與性別的神話，也有文學的神話。為什麼信仰純潔？為什麼拿文學作正義的賭？這些嚴厲也嚴厲不過，最後真的拿自己的生命對賭。
我所說的，不代表否認林奕含筆生奇花異朵的才華，不代表否認她對性別、家庭、學校、權力關係的控訴。只恨神話難以褪色，又恨文學的狡詐，這樣聰明的女孩，拿一整套瑰麗的文字機關、每個嘗試游離抽身的步伐去與一套套的神話論辯，卻勾勒出愈反抗愈深信的圖樣。
總希望不要有傷害；不幸有的話，希望性的傷害如同其他傷害，在傷口恢復、功能如常之後，不要隱性地繼續懲罰受害者。希望不要有神輕易去罰。希望不要再有《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而文學之於讀者算什麼？尤其這種虛構與真實難分的文學，帶給我們已經參與或該要參與的錯覺。或許應該最退守地提醒自己：我們只是讀，待在自己這裡，不多做了什麼；只是站在旁觀自我及他人頃刻，不要拿文學為自己尋求作為與不作為的過大託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