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故乡的人，要创造自己的故乡
香港人可以说出自己是香港人，他们说港式粤语，混杂港式英文，有自己人才懂的gag；台湾人可以说出自己是台湾人，他们有自己的腔调，一开口就泄露身份；我却很难说出我是哪里人，因为我同时来自好几个地方，但这些地方对我来说都是同样的陌生。如同许许多多伴随父母漂泊四海的“流动儿童”，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家乡的人。
我爸妈是五华人，所以我们讲的是五华客家话。但是，爸妈是不同村子的，他们的讲法也有细微不同，但我和妈妈比较亲，所以有时候我会听不懂爸爸讲话。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妈妈不在家，轮到爸爸照顾我，他叫我去睡觉，我居然听不懂他说“睡觉”两个字，解释了一通才明白。可见不同村落的方言也不尽相同，也可见我和爸爸的确极少交流。
但我有记忆后第一次回到五华，已经是初中，但我更像是一个游客。妈妈带我拜访叔伯的屋子，从他们家出来之后，妈妈指着旁边一座破烂的茅草屋——它孤零零地立在田野和山岭之间，像是废弃的猪圈或鸡笼——开玩笑似地对我说：“这间屋是留给我们家的，你读书读不识（读书读不好），就要回来住这里哦。”
原来当年兄弟分屋，留了这样一间小草屋给爸爸，留在家乡发展的其他弟兄都已经把小草屋砌成了水泥平房，我们的小草屋在华美的大房子旁边，像是一个待处理的草堆。有人问爸妈要不要卖掉这块地，爸妈最后不忍心卖掉，是为自己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混不下去了，或是子女不孝，至少有一个地方养老。
那时我还不懂，现在想起，这句话玩笑话充满了苦涩。爸妈背井离乡，四海为家，是因为真的没有路可回头了。
多年后我读到李宗盛的一句话（还是一句诗？），他从繁华的大都市重返故乡，倍感亲切，写道：在这里，我是小镇的孩子，而不是一个陌生人。
我很羡慕，因为我总是反过来的：在那里，我不是小镇的孩子，只是一个陌生人。
我是在湖北出生，因为文革外公被关在湖北，出狱后外公外婆已经年迈，妈妈为了不让老人免于路途的奔波，便在湖北安家。
在湖北的那段岁月，母亲常常与我提起，我猜那就是她的青春。在我出生之前，父母只有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大姐。她大我12岁，也就是说，在我之前，爸爸妈妈和姐姐一家三口，在湖北无忧无虑地至少生活了十二年。
妈妈常常跟我提起她在湖北，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很快乐。湖北似乎盛产西瓜，夏天单位分配的西瓜，别说冰箱了，床底都塞不下，姐姐每天抱着一个西瓜，也没人跟她抢，剖开两半拿小勺子挖着吃；还有饭堂的鸡脚，那时不流行吃鸡脚，大家都倒去扔掉，只有妈妈和姐姐爱吃，妈妈把鸡脚卤了，每天当零食吃。那时大家对钱也看得很开，每个月只有几十块工资，却依然舍得花九块钱给姐姐买一顶红头花。人和人之间没有那么多的心眼，妈妈这辈子最好的朋友都是湖北人。
我出生之后，爸妈就移居广东，外公外婆还在世的时候，爸妈带着我去过几次湖北，我对湖北印象最深的就是“馍馍”。外公在湖北的家很偏僻，隐约记得回家的路上有拖拉机，到处都是尘土，那时我还是个臭美的小女孩，每次去集市都担心自己的裙子会弄脏。湖北人爱吃馒头，把馒头叫做“馍馍”。这几天湖北的亲戚来我们家住，因为疫情一时回不去，便在附近找了房子住下。我们家每日都是广东菜：鸡、鸭、鱼、汤，少不了一碗白米饭，面食吃得少；湖北亲戚自己住之后，终于可以蒸馒头吃，特别开心。
广东人把外省人叫做“嫐仔、嫐妹”，有一点歧视的味道。从湖北来到广东，我妈也很有自知之明，别人还没开始这样叫她，她自己就经常这样自嘲。比如我特别能吃辣，作为一个广东人是不常见的，于是每次我吃麻辣的时候，我妈就会笑我：我女儿是个“嫐妹”。
在广东的小城里长大，十几二十年来，我却依然没能把这里当作我的故乡，我只能说，这个小城是我的遮蔽。
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的人都说“本地话”，广东人应该知道，本地话和广东白话又是千差万别，从这个镇到另一个镇只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语言却是两个世界。但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们讲普通话；下课了，本地的同学就聚在一起讲本地话，或者交流他们不同村镇的“本地话”之间的差异。我从小耳濡目染，其实会听也会说广东话，但是我却不敢用这门语言。因为即使从小在这里出生、长大，我也不能认同自己为”本地人“。本地人如果发错音或者用错词，大家会一起笑；但如果一个外地人讲错，会觉得很窘迫。就算已经练得很流利，都始终无法像”本地人“一样挥洒自如，就像在别人家做客，待得再久，你也不是一家人。
潜移默化之中，语言给我带来的隔阂感也影响了我，让我在外语方面表现出过人的好奇心。我喜欢学习英文，上了大学更是主修法文专业，其实并非为了演讲、比赛、出国等目的，更是因为我享受这样的时候：我懂得一门别人不懂的语言。有时候，我会创造自己的英语单词，写下只有我才能看得懂的句子，以此来逃避我无法满足的渴望——在那里，我和所有人有着同样的乡音，亲切地交谈......
真的出国之后，我发现那里也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异乡，大巴车理所当然地播放披头士的《黄色潜水艇》，同学们语速飞快地谈论不同的话题。我所学的语言也只不过一门谋生的工具，我只能潜入文字中，构建另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大学的时候，一位法国作家来给我们开讲座，他从巴别塔的诅咒开始讲起。当时我还很年轻，不明白语言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阻力。
开始创业之后，我才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一套语言。看起来我们都在讲同一种话，但是言语却是“被诅咒的”，我们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让自己“被了解”，或者才能了解一个人，而这些代价往往要超出言语之外的，所以才需要创造那么多的艺术来抛向虚空——用音乐、用戏剧、用舞蹈......
到今天，我依然无法说明我是谁，我是哪里人。哪里都跟我沾点关系，也跟我都没什么关系。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但这些留在记忆深处的乡音，构成了我的童年。或许是为了重复童年建构自我世界的快乐，我选择做艺术，不断打破自己的旧世界，又不断重构自己的新世界。可能，我们这些没有故乡的人，注定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