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相对完整的八九六四学潮记载 上

为了便于不熟悉政治人物的阅读，把她的某些关键人物的暗号先整理一下。

板凳儿-邓小平，帮君-胡耀邦，阳君-赵紫阳，云/念长老-陈云/李先念（保守派老大，参考中共八老维基百科），（李）大鸟-李鹏。耳东帮主-陈希同（京派实权），水工帮主或沪帮帮主-江泽民。举手党党魁-全国人大委员长（当时为万里，赵紫阳派系人物）。学运领袖不重要，名字没异化处理。贡生-大学生，丘八-军人。

第一章

矮凳儿彻底掌权以后，在85年开始推行自己的新政，扩大企业自主权，引入市场经济概念，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原有的计划经济受到冲击，国内的思想产生多元化。

上个世纪80年代，全球正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共产国际各国的领导人都谋求变革。85年，苏共巴乔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所谓新思维运动，就是巴乔夫鼓吹“国际政治新思维”，宣扬“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的高于一切”，说苏美两国“除了领悟共同生存这一伟大真谛以外，别无其他选择”，根本抹煞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依然存在严峻斗争的铁的事实，自己解除思想。西方敌对势力从戈尔巴乔夫的言论中感到了有利时机，对苏联全面展开“和平演变攻势”。这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影响被CCP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西方民主思潮的泛滥，因而进行严防死守，但此时的社会已经差生了很大的波动情绪。

当时大明的头是帮君，矮凳儿所以把帮君推上台，是因为矮凳儿看好帮君的开明思想。他要让帮君为他开创一个良好的改革开放的环境，好使得他一心搞改革开放。当帮君上台以后，长着矮凳儿的支持，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先是把太祖的“阶级敌人”都放出来，而后做了一番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大力推行反腐败，这些改革都是矮凳儿乐意看见的。但是帮君认为这些还不够，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引进西方的民主，允许新闻自由、言论zi由、宗教自由。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写进宪法。但这在矮凳儿看来就过火了。

当时大明实际上是三大派，第一是保守派，就要红色社会主义，还要实行过去的老一套，维护他们的专制权益，反对任何改革。第二是矮凳儿一派，他要的是在保住红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大明渡过危机，保守派那一套就是找死，因为社会上的民众已经不听从高压管理了。而帮君是第三派，因为帮君和矮凳儿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矮凳儿才把他弄上台，让他成为自己于保守派斗争的代理人。可是帮君的政治改革却冲击了矮凳儿的底线，矮凳儿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会使得大明的红色社会主义变色，这是他万万不能容许的。这一对师徒之间的矛盾由此而产生。

为了实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帮君只好调动民间力量为知己助威呐喊。于是86年12月中旬，已经搬迁到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的贡生发动了大规模的散步行为，他们主要是要求反贪腐和民主选举，反贪腐会得到相应，民主选举是帮君所需要的。后来，这次贡生散步一直扩大到京畿、沪上等一些太学府。这次贡生行走，不仅激起了保守派的强烈反抗，也使得矮凳儿如坐针毡。矮凳儿当时想要的就是社会稳定，一心发展经济，可是帮君这样做，不仅耽误了发展经济，而且很有可能使得大明江山变色。所以，当保守派询问矮凳儿，帮君这样搞你什么意见的时候，矮凳儿选择了沉默。

这一沉默就等于默许保守派对帮君的反击，以前保守派就把帮君视为眼中钉，只不过摄于矮凳儿的实力，这一会便有恃无恐了。于是不久大明朝廷便严厉指责帮君操控贡生散步，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企图否定社会主义，这次散步就是动乱。三少他爹一看风向有所转变，于是第一个跳出来，对帮君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要求他马上辞职。可笑的是，帮君上台第一个从太祖监狱里捞出来的就是他，而如今却成了第一个逼帮君下台的人。就这样，87年一月帮君下台，同时大明把一些主张民主的学者励志、若望、彦斌等开除党籍。矮凳儿随即把自己的二徒弟阳君拉上CCP总书记的位置，这引起了当时保守派的强烈不满。以邓力群为代言人的保守派，向矮凳儿发起了挑战，他们认为阳君和帮君一路货色，甚至比帮君更甚，这样乱子会更大。但矮凳儿是不会让大权落入保守派手中的，于是在讨价还价之后，代表保守势力的李大鸟被拉上了丞相宝座。这时的大明的领导看似阳君和李大鸟，实际上这两个人不过是矮凳儿的发展派和保守派的代言人而已。

矮凳儿的发展经济并不顺利，大明死气沉沉了三十年，这一改革势必会出现问题。首先是通胀，而后是连年的粮食减产，因而引发工人的骚动不安，人口的高速增长，失控的流动人口，再加上严重的贪腐问题。这些问题在88年总爆发了，这一年大明通胀26%，粮食减产之后价格并没有提高，而且最重要的是朝廷没钱，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大部分都是打白条，这又引起了农民的骚动。而改革之初关闭了许多不盈利的工厂，导致几百万工人失业，这些人又没有安置好。而没有失业的工人压力也非常大，工资很低。所以，这一年除了爆发严重的抢购风之外，再就是爆发了工人不干活散步的运动，尤其以浙江最甚。而当时CCP的腐败更是达到了极点，那一年处理了15万CCP成员。

在这样一种乱局中，保守派认为一切都是改革惹的祸，是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果。而自由派则认为这样的乱局必须通过自由、人权、平等和民主来解决，自由派的代表大都是精英学者，而他们背后则拥有大量的贡生做后盾。这一年，CCAV播出了电视片《河殇》，公开呼唤西方的蓝色文明，这在整个大明引起了极大地轰动，这也是大风波的导火索。实际上《河殇》的播出是阳君积极争取积极斗争的结果，也是他依仗着自己总书记的地位，直接干预新闻播出的结果。接着，自由派们一看CCAV的态度，认为大明朝廷的最高统帅阳君是给他们开路，于是励志、北岛等人直接上书大明朝廷，要求把握契机，给政治松绑。而在阳君的一手策划下，大明的人大也提出了经济改革要融合政治改革、社会与文化的改革，而且最重要的要有民主化。实际上这个提案就是阳君和矮凳儿摊牌，我带领全社会的自由派支持你的经济改革，但你要支持我的政治改革，这样才能真的打击腐败。矮凳儿哪能受得了这个，没想到还真叫保守派说对了，阳君比帮君还甚。

89年，注定是动荡不安的一年，这一年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还是大明建国四十周年。这一年全球社会主义国家频繁出现政治动荡，显示波兰推翻了社会注意制度，两年后苏联解体。而这一年的大明从新年伊始就笼罩着不安的气氛。4月15日，73岁的帮君去世。消息传到矮凳儿处，矮凳儿知道要出大事了。当时他二话没说，先是叫自己的妻子卓琳去安慰帮君的夫人李昭，随后要求大明模特队高规格安排帮君的丧事，而后亲自写了一句话评价帮君，那就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接触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CCP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各位应该了解，每个大明领导的去世，这些称呼是不一样的，都是要求认真研究的，它分为五个级别，以后有时间我会把这个发出来。帮君这个称呼是对他的极高评价，超出了他的身份。矮凳儿所以这么做，就是要安抚自由派，不让他们找到借口，在这方面闹事。可是事情远远没有矮凳儿想的难么简单。

帮君的去世，阳君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他要通过这个机会，利用贡生对帮君思想的怀念，动员他们站出来对保守派以及矮凳儿施压，从而达到自己政治改革的目的。于是帮君去世后，他透过日本媒体，做了引导性的播报。比如4月16日，日本的《东京新闻》发布了一篇题为《帮君的追悼会是注意的焦点》的文章，文章说追到帮君的活动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CCP草率行事，很可能激怒民众。这篇文章一方面是对国内自由派的暗示，另一方面是对保守势力和矮凳儿的施压。

这这种暗示下，北大清华等太学府纷纷写满大字报和挽联，吊念帮君。很多太学府还成立了帮君治丧委员会，在校内设置灵堂。所有这些都超出了贡生的身份。与此同时，给各地太学府纷纷举行追悼会，首先是上海复旦，在追悼会上，有学生发言“民主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争取”“民主科学法制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等。由此可见，帮君的追悼会不过是被人利用而已，真正的目的是政治改革。由此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风波运动。

大风波第一天 4月17日

4月17日下午2点半，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500多名学生，在其教授李连源、副教授王开英等谋划下，聚集在大明大会堂东门，举行吊念帮君活动。当局当时马上派出两个中队捕快维持治安，直到下午五点，捕快没接到任何通知，故而他们和贡生之间相安无事，贡生们也没有任何非法口号。5点，捕快接到京畿提督府的通知，要求驱散贡生，但由于捕快人数太少，未果，6时许不准和学生有冲突的命令来自大明朝廷，这是阳君亲自批示的，捕快们便停止行动。当时的驱逐只是以劝说为主，没有任何的武力行为，也没有大的肢体冲突。可是冲突毕竟是发生了，这个消息传回各个太学府，到晚上7点，广场已经聚集1500多人。

大风波第二天 4月18日

这个消息传到北大，他们立即连夜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借着这个由头上街散步。当时群情激奋，很多人按耐不住。最后决定马上出发，时间是4月18日凌晨3点。这里插一段，这些贡生能够被组织起来主要来自他们的老师，他们的老师的行动来自于当时的大明知识精英，而这些知识精英从后来解密的资料看，很多都和阳君有直接联系。当时很多太学府的老师公开教育他们的学生，你们要做第二个54的先驱，要让大明从你们开始改变，你们是历史的缔造者等等，就这样，年轻的贡生们大都心潮澎湃，往西书本上轰轰烈烈的54贡生运动就要在自己身上上演，怎么能不激动？

就这样，北大贡生3点出发，大约组织了3000多人，在途中又有1000多清华贡生加入，于是他们浩浩荡荡的向广场开进。清晨7点，广场上的贡生已经有5000余人，他们都在大明大会堂前静作。而后北大贡生头头郭海风代表贡生要求大明人大常委出来相见，接受贡生们的请愿奏折。这封请愿奏折的大概内容有7点：

一、重新评价帮君的是非功过，肯定他民主、自由、和谐、宽松的政治理念。

二、彻底否定清楚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予以前那些被处理的学者平反待遇。

三、反对贪污腐败，所有大明的高级领导及其家属的财产以及收入形式要向全民公开。

四、解除报禁，允许民间办报，彻底实行言论ZI由。

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六、取消京畿提督府制定的关于“散步”的10条规定。

七、要求大明朝廷就工作失误向全国黔首检讨，并且通过民主形式对部分领导实行民主改选。

这七条在我看来，前四条就是要大力实行帮君的政治改革，第五条是为自己谋福利，第六条是要让以后这样的散步合理合法，第七条所谓的部分领导则是针对矮凳儿和所有保守派，试想一下，一旦真的民主选举，阳君当真正掌握大明。这些条款有公有私，但不管怎么说，这就等于把矮凳儿和保守派踩在脚下，试想怎么可能？

上午8时许，大明内阁拍出来一位书记处书记，接见了贡生代表郭海风和王蛋。这位书记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说朝廷会另有安排，而后拿走了去请愿奏折。这个时候，广场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各个太学府的人马纷纷杀到。到晚上10点，广场已经聚集2万多名贡生。而在全国其他地方，沪上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千人在市政府门前散步，南京有1万学生在钟鼓楼悼念帮君。但这些活动很快的都和平结束，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当天的外报，也同时发出了京畿贡生散步的消息，这些消息无一例外的都指出事态可能扩大的猜测，而且大都是一副幸灾乐祸的口吻。

第二章

风波第三天 4月19日

4月19日凌晨1点，大明办公厅会议还在继续，主要是审议各省送上来的报告。从4月18日起，朝廷要求各省每天一份简报上报，不是和以往编在《参考清样》中上报，而是单独做一份报告。这些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当地贡生的动向，以及黔首的普遍意见。418各省简报大致报告了没有什么大事发生，表面看上去都很平静。但是各主要省市都提醒朝廷，民间准备将54运动70周年与纪念帮君的事情一起搞，这就很有目的性，而且目前可能都在积极准备。

与此同时，京畿高校纷纷成立各种组织，这叫朝廷很担心。特别是“北高联”的成立。“北高联”全称“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北高联”是贡生们的自称，而朝廷把这一组织叫做“高自联”。这个组织的主要发起人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凯西，其他的发起人有王丹、郭海风、柴玲、冯从德、刘刚、王有才等。他自认“北高联”主席，后交由柴玲领导。这个组织下设很多分支机构，计有宣传部、工农部、纠察部、联络部、广场临时指挥部、秘书处、后勤部等。这个组织的成员以北师大和北大学生为主，旨在废除原来高校中听命于北京政府的学生会。

4月19日下午，聚集在广场的贡生得到了“高自联”第一任秘书长冯从德传达来的“北高联”指示，除了一部分贡生留守外，一部分约有3000人从广场转移到新华门，目的就是要求把上百对花圈和请愿奏折送进大明朝廷的中枢地中NAN海。平时守卫中南海的丘八大约有一个中队，418以后又派了两个中队。这边贡生将一行动，那边便马上调集了大约上千人的捕快，严阵以待。当时李大鸟命令，直接上刺刀，无需盾牌，如有胆敢冲击中NAN海者，就地抓捕。捕快们于是都是刺刀对准贡生，贡生们无法前行半步。就这样，双方从下午一直对峙晚上7点。晚七点大批京畿捕快赶到，大约2000余人。他们开始实行隔离成块、各个击破的方法。先是把贡生和民众隔开，形成一道人墙。而后又把贡生隔离很多块，一小块、一小块的往外挤。大部分花圈都被装在车上拉走。到20日凌晨两点，只剩下300余贡生在中NAN海门口。这中间没有发生任何大的冲突，双方仅仅是隔离的时候肢体冲突，贡生也没有激烈的行为。

这时候，京畿政府秘书长奉命赶到，好言相劝这群贡生离开，说了冲击朝廷重地的严重性，而后数十辆大巴一字排开，送贡生回校。这时候贡生们也接到了“北高联”要求撤退的通知。于是剩下的贡生纷纷上车回校，不愿上车的则被捕快强拉上车。在强拉上车的过程中，两名学生受伤，一名头破流血，被送往医院，京畿政府派送少量捕快看护，包扎后送回学校。当时九门提督耳东指示，不能让任何一个贡生有意外，否则说不清楚。而在上车途中和大巴行进中，不少贡生纷纷喊出“打到CCP”的口号，这是这些日子所没有的行为。而捕快没有接到指示，没有任何干预，只是原话回去复命。

大风波第四天 4月20日

贡生们回校以后，北大立刻举行大型的民主沙龙，邀请了很多学者参加（实际上那时候这些学者很多时候都在高校，他们有的出主意、有的传递消息、有的帮着运作钱），主要是总结历次贡生运动的失败，最后他们归结会没有统一的组织。所以这次沙龙主要确定了“北高联”为统一指挥部，是贡生的最高权力机构，并且在场人士，举手选出了各部部长以及常委委员。最重要的是，这次沙龙还临时成立了“修宪委员会”，着手起草“新宪法”。这次参加会议的有个很有名的人物叫戴晴（后文有注解），她提出的一些见解被贡生采纳。诸如“非暴力，不抵抗”，一门心思BA课等等，并把BA课时间定于即日起至五月四日，就是要在五四纪念日上把行走行为推向高潮。

京畿捕快把贡生送回去之后，马上报告耳东帮主。耳东帮主觉得事态严重，自己不好处置，于是就在早晨6点打通了矮凳儿电话，寻求指点。据说（以下是据说，没有证据）矮凳儿听后先是大骂了一句阳君，而后良久沉默，再后来要耳东写个报告呈送大明内阁。矮凳儿此时还是想看看阳君会做何行动。也就是这一通话，让耳东敏锐的感觉到矮凳儿的意思，使得他在以后的动作中牢牢的把住了大方向。耳东实际上和阳君是交好的，而且也乐得看见阳君对付李大鸟，并且多次暗中执行阳君的命令，保护贡生，严令京畿捕快不准动手。在调动捕快方面，耳东对李大鸟的指示阳奉阴违、拖拖拉拉，也就是这个意思。耳东所以选择阳君，因为他知道阳君是矮凳儿的钦点的接班人，但现在矮凳儿对阳君很不满意，这便提醒了耳东。

中午，耳东帮主向朝廷书面报告了整个冲击中NAN海的经过，而且还把贡生的“北高联”组织情况以及他们要采取的行动都写得很清楚（可以肯定贡生中也有耳东的耳目），特别提出“北高联”成立的工农部的主要任务就是走进厂矿、商店、机关、农村，动员广大黔首参加到大风波当中，而理由就是要站出来一起反腐败。而且还呈上了北大有“火烧中NAN海”字样的大字报照片。这份报告虽然没有下结论（这是耳东的聪明之处），但是所列种种贡生行为，均摆明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

下午2点，大明朝廷就这份报告马上开会，先是传阅报告。而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是大胡子旅长，声色俱厉的指责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旨在推翻CCP的阴谋活动，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李大鸟随声附和，这一提议得到了保守派的纷纷赞同。此后当时身为举手党党魁、阳君的铁杆支持者万千里站出来发言，他积极肯定贡生的爱国热情，并且大力表扬贡生的积极行为，并把他们这次行为看作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而后李大鸟站出来，二人针锋相对，争吵的不亦乐乎。会议开了两个小时，最后自始至终没怎么说话的阳君发言，首先是肯定了学生的积极的爱国行为，而后做出严厉指示，要捕快卸下刺刀，不准与贡生有肢体冲突，这一条做为总书记令严格照办。最后集体决定，4月22日上午十时举行帮君追悼大会，阳君致悼词。（以上内容有详细的《会议纪要》，《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81——2000》有片段讲诉。后在89年5月19日的《内参清样》中有大部分披露）。

大风波第五天 4月21日

李大鸟在会议上没弄过阳君，于是开始想办法。当晚亲自找到王忍之（时任大明宣传部长），面授机宜。于是第二天，大明的人民日报便发表了《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的社论。这篇社论指责贡生冲击中NAN海，制造事端，对贡生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个社论一出，引起了贡生的强烈不满。“北高联”在紧急磋商后，分别采取了以下行动，第一从即日起开始BA课，不但北师大和北大两所学校全部，而且“北高联”下属“工农部”马上走进京畿各大高校，不让其他贡生上课，发表演讲，动员贡生参加“行走”。第二立即要联络部联络全国各大太学府，在全国各地举行“行走”，以此声援京畿。第三，“北高联”马上组织贡生立刻上街。

“北高联”的措施十分有效，就在“工农部”进驻各个太学府两小时后，京畿19所太学府的贡生纷纷响应，而且各太学府纷纷成立临时贡生会，同意接受“北高联”的统一领导，并且在当日就有清华、北京科技大、北京航空、北京农大、北京理工、北交大、中央民族、北邮等太学府的贡生参加。而联络部在全国范围内的联络效果也非常好。首先是南京大学的贡生3000余人上街行走，高喊“打倒官僚”“打倒贪官”“还我民主，自YOU万岁”的口号聚集在鼓楼广场。他们打出了“流血不要紧，自YOU最可贵”“用战斗迎接五四”“北京冲击中NAN海，我们怎么办？”等极具挑衅性的标语。当地衙门出动大批捕快严阵以待，所幸南京没有发生冲突，这得益于当时的江苏省长顾秀莲女士的严肃指示，不准捕快有任何行动，而且言语中支持贡生。这一行为马上遭到清洗，4月末，顾秀莲女士因为此事卸任江苏省长，调到化学工业部当部长，而后一直是闲职。直至03年古月上台，才被选为举手党副党魁。

与此同时，西安的贡生也上街行走，但人数不多只有几百人。可是西安当地的黔首却很热衷于此事，到下午一点，西安新城广场已经聚集上万民众。而且一齐涌向省政府，很多贡生热血上涌，纷纷翻过省政府办公大楼门前的铁栅栏，打开大门，所有黔首聚集在省政府的停车场。贡生们在前面，后面是黑压压的黔首，而府衙内门口则是一排排捕快。双方对峙不久，贡生们就意图冲进楼内，而早已接到就在楼上的时任陕西省省长的侯宗斌命令的捕快马上把冲在前面的6个人就地摁倒带走。侯宗斌随后在西安采取了很严厉的措施，调动了大批捕快，对贡生很不客气。此后又因为积极表态支持朝廷对贡生的行动，转年被水工看好，马上提到河南省委书记的位置，后进入朝廷。

除了南京与西安以外，还有很多地区比如沪上、成都、长沙、沈阳等地，但都规模比较小，而且没发生什么大事，在此暂且不表。而京畿的“北高联”在准备妥当之后，从中午开始，就从各校出发，行进速度很慢，他们是在等各路人马的汇合。行进途中，京畿黔首很感兴趣，有很多人想要加入，但“北高联”有令，不得让任何黔首加入，此令来自最高层，因为有黔首加入则意味着暴乱，能给人借口，而单纯的贡生行走则属于XUE潮。于是贡生们在行进途中纷纷5、7人等排成一排，手挽手严谨别人插队。而更多的黔首则是给贡生派开水，估计那时候也没啥水果之类的。这一场面好似当年志愿军出国参战。

贡生们一路走、一路喊，口号都是提前统一的，基本都是“打到官倒”“打到贪官污吏”“新闻zi由、民主万岁”“反对独CAI”“爱国无罪”等口号轮番喊。截止晚上7点，广场已经聚集了20万左右的贡生。当天下午由北岛等154名学者签字的请愿奏折试图送交大明人大，但无人接收，这更激发了贡生们的愤慨。于是当晚在广场又成立了“广场临时行动委员会”，选出了组成人员，委员会第一个动作就是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帮君的灵柩要绕广场一周，第二要李大鸟直接与贡生代表对话，第三贡生的追悼活动，官方媒体要率先翔实的报道，并把这三条加到以前的7点请愿奏折中，形成新的请愿奏折。于是行走活动就在这一天升级。也正是在这一天，全国一些城市的贡生谋求进京，直接声援，这使得局势进一步升级。

预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后注：

1、戴晴：原名傅小庆，1941年生于重庆。其父傅大庆，是革命先烈，早年是中共驻马来西亚书记。后来在北平搞地下情报活动，是不倒英的老部下。44年被日本宪兵杀害，时年三岁的独生女傅小庆被不到应夫妇收养。60年傅小庆高中毕业，被不倒英直接弄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上学，而毕业后则任解放军总参一局的参谋。后弃武从文，参加中国作协，在作协外联部工作。

戴晴在外联部工作期间，深受西方的蓝色文明的影响，有极强烈的民主意识。在不倒英被矮凳儿利用战争多了兵权之后，戴晴对以矮凳儿为权力代表的中共很是仇视。特别是矮凳儿对付不倒英的“损招”更是令戴晴极为鄙视。不倒英好色在中共很有名，有“花帅”之称，后来80多岁的不倒英在国外出访期间还整出了一些花花事情，这些照片被传回国内，矮凳儿为了打击不倒英，夺取兵权，特地弄了一个辟谣处，表面上是给不倒英辟谣，实际上是在传播这些花花事，试想一下，男女这种花边新闻哪能辟谣，越辟越谣，最后弄得不倒英名声扫地。这件事情一直让戴晴耿耿于怀，而大风波伊始，戴晴就积极加入贡生之中。虽说不倒英此时已不再，但戴晴还是得到不倒英一些丘八部下的支持，乃至于对“北高联”出主意、凑钱。

2、关于“北高联”的联络部：这个部门名义上是由贡生组成，但贡生哪有那个能力联系全国太学府。实际上的联络工作都是由地下学者完成的，这些学者或多或少都有些政治背景，他们大都分散在各个太学府，把持着太学府的大权。他们是由阳君的一个秘密小分队把手的，贡生不过是他们利用的工具而已，所以才给大家一种感觉“集体自发响应”，实际上都是这些学者有组织的。

第三章

大风波第六天 4月22日

早在前一天下午四点，内阁便以李大鸟的名义命令京畿政府耳东帮主，在第二天帮君追悼大会期间要戒严广场。可是耳东帮主正在骑墙，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于是消极怠工，直至凌晨3点才出动京畿捕快，可是到广场一看，贡生们早在0点的时候就陆续进场，人数太多，根本无法戒严。耳东帮主随即上报朝廷，在阳君的干预下，戒严不了了之。

清晨，贡生们整整坐了一夜，神情疲惫，但秩序良好。他们为了维持秩序，专门组织了纠察线，不准外人进入。纠察线圈外，周围站了很多黔首，安静地观望着。贡生们已经聚集了十多万人，还有陆陆续续的人马进入。他们举着“青年斗士，民ZHU领袖”、“浴血民ZHU”等横幅，此起彼伏的唱着歌，犹如沉闷的雷声交错从阴沉的天空滚过。

帮君的追悼会开始在矮凳儿的指示下、阳君的策划下，开始设想的规模比较大。预定21日首都各界代表10万人瞻仰遗体，帮君的老家湖南可派人来京；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开追悼大会，4000人参加，杨六郎主持，阳君致悼词，矮凳儿出席，中央关于丧事活动安排的通知中提出追悼大会由“大明三台”（大明电台、国际电台、CCAV）转播实况。最后灵车由大明领导人乔老爷、启立胡、宋老头、宝哥护送经长安街到八宝山，沿途可以报道。这个规模超过不倒英追悼会的规模。

上午十点十分，追悼会如期举行。阳君致悼词，悼词中高度赞扬帮君。整个追悼大会通过广场的高音喇叭对广场实行实况转播。在阳君致悼词的时候，广场相对比较安静。可是等到悼词结束，进行告别仪式的时候，广场却如同炸了锅。贡生们高喊要帮君死亡真相，公开呼喊帮君是被朝廷迫害致死。而且紧紧堵住大会堂东门，要求灵柩绕广场一周，而后要求李大鸟出来解释帮君死亡真相。贡生的这一发难，显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从他们的演讲已经诗抄来看，显然都是早有准备。

这时候，在大会堂里面，一辆小型吊车，把沉重的玻璃棺罩吊起，帮君遗体被抬出来了。帮君夫人李昭扑过去，哭喊一声：“邦君我随你去呀”，这凄惨的声音真是令人撕肝裂肺，周围嚎啕哭声也更是达到顶点。这些声音传到广场，广场更是一片沸腾。眼看事情越闹越大，朝廷临时决定，广场以外的对全国广播的电台，宣布追悼会结束，而灵车则悄悄的改变原计划，从大会堂西南门出去，直奔西长安街。而追悼会结束的消息，则不马上对广场宣布，在贡生们以为里面还在向遗体告别的时候，灵车已经奔向八宝山。这一做法就是要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等到灵车早已走远，广场的贡生才知道真相，他们的愤怒一发不可收拾。所有人全都站起来，高喊口号，激烈而冲动，“打倒CCP”“李大鸟出来”的口号不绝于耳。喊够了，贡生们决定，坚决要求李大鸟出来对话，不出来就堵住门口。于是12:45分，三名贡生代表周永军、郭海风、张志勇开始跪在大会堂门口，中间的郭海风高举奏折。这一举动是临时策划的，其目的就是做给黔首看的。果然，三贡生下跪良久，大会堂里一直无人理会。这时候，黔首开始炸锅，纷纷出面谴责，高声叫骂。

不一会儿，大会堂里面有工作人员出面，开始扶贡生起来，贡生坚决不起来。一些知识精英这时候马上从黔首的队伍中挤进来，也跪在地上，抱着下跪的贡生痛苦不已。其中就有《新观察》的主编戈杨老太太。老太太这一哭泣，黔首们更坐不住了，他们配合贡生高声叫骂，整个广场一片混乱。就在这时，大批捕快奉命到位，人数呼啦啦增加到5000余人，但是他们只在大会堂四周警戒，防止贡生冲进大会堂。

就这样，耗了半小时。大会堂里面商议出了结果，同意三位贡生，进大会堂献花圈、送上奏折。可是他们并没有见到李大鸟，只是内阁工作人员接过奏折，答应递上去，双方在没有任何话语。从半夜0点一直闹腾到傍晚的贡生又累又饿，虽然很满意阳君极大赞美帮君的悼词，但是他们想要的结果根本没有达到。这时候，广场贡生临时指挥部决定，暂时撤出广场，而后通电全国，进行“无限期BA课”。

而与此同时，就在这天傍晚，西安长沙相继出现严重SAO乱。晚上5点，西安有人开始上街焚SHAO汽车与房屋，西华门、钟楼附近很多商店被抢劫与打砸。西安的捕快马上出动，当即抓了270人，其中大中小学生有72人，其余为黔首。捕快接到指示，连夜突审，在第二天凌晨放了106人，剩下的在省长侯宗斌的指示下，关押不放，追究刑事责任。而在长沙38家商店被打劫，衙门出动捕快一口气抓了96人，其中有3名贡生。武汉大学的贡生两千余人则试图冲击省政府，与捕快发生激烈冲突，十多个贡生受伤。这是大风波开始首次的打砸抢事件，朝廷称作是“4ER2事件”。

大风波第七天 4月23日

当日早晨，十几万贡生依然聚集广场，还是高喊“李大鸟出来”。而这一天，是朝廷原计划由阳君访问朝鲜的日子。当时朝廷方面阳君的人马如田云会计、万千里等纷纷劝阻阳君不要出访，要留在家里控制局势，因为只有阳君能让贡生们平息。可是这时候的阳君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他看来，他已经成功的煽动贡生把矛头对准保守派。此时他一走，就等于把这个烂摊子扔给了李大鸟，无论李大鸟怎么处理，最终都不会有好结果，而他这时候出走也不担当什么责任，出了纰漏都是李大鸟的失误。等贡生们彻底击溃李大鸟等保守派，他再回来登高一呼，完成自己的想法。可是万千里们则认为，贡生们不一定会那么听话，他们不一定会搞出什么举动，一旦搞大了、搞过了，作为总书记的阳君也不好收场。可是阳君根本没理会。

于是阳君临时召开朝廷会议，作了三点指示，第一帮君追悼会已经结束，应马上劝止贡生行走，第二应该严惩打砸抢者，第三要同贡生展开多层次对话。这三点要求实际上都是需要李大鸟来做的，一个是要李大鸟出面挨骂，再另一个让李大鸟惩治打砸抢者，担当罪名。不能不说阳君的打算是好的，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这一天，“北高联”向全国太学府发出“无限期BA课”的倡议，而且重申大风波的焦点已经由“追悼帮君”变成“争取ZI由民主”，可见这才是贡生们的底牌，追悼帮君不过是借口而已。与此同时，“北高联”派出若干联络小组，深入到各个企业厂矿，进行演讲，号召黔首参入大风波当中，这些行为得到了黔首们的响应，同时也让朝廷更加担心，因为一旦黔首加入，问题的性质就变了，后果就不堪设想。

这一天，京畿媒体的大风波报道被朝廷严禁，任何报纸不得播发贡生继续行走的消息。但是《科技日报》还是不听朝廷摆布，主编等一些知识精英突破封锁，还是在头版头条发布了贡生继续行走的消息。日本的《产经新闻》更是火上浇油，他们说如果黔首加入大风波，则有可能动摇CCP的领导地位，届时CCP可能要出动丘八镇压。当时的阳君一般的消息都是先透过日本媒体报道，所以那个阶段日本媒体一般被视为“先知先觉者”。日本媒体当天的这一报道，更加激起了贡生闷得反抗情绪，因而到第二天广场人数激增。

大风波第八天 4月24日

这一天和前一天一样，只是广场人数增多。李大鸟知道阳君的计策，于是采取不理不睬的措施，这时候李大鸟们也不怕事情闹大了，因为事情闹大责任在你阳君，矮凳儿会着急的。就这样贡生们被晾在广场两天。他们依旧是演讲、喊口号、唱歌、朗读诗抄。而全国各地也相对平静，虽有零星贡生上街，但没有发生更大的冲突。

大风波第九天 4月25日

这一天，清华大学的贡生组织“和平请YUAN组织委员会”成立，他们拟定要派出15名学生代表与朝廷会谈。会谈对象是朝廷内阁副秘书长刘忠德和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家缪。这里要说一下清华和北大的区别，大风波自始至终，清华都是不积极者，按理说清华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这样的事情应该带头才对。但是清华大学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保守派的子女基本都在清华，他们秉承上辈的说教，对大风波并不支持，而且这些二代们掌握了清华的贡生会。而这一天临时成立的组织，就是在保守派前一天的密谋下成立的，目的是要他们出面合成符达成和解，把事情解决，抛开“北高联”。可是这一行动马上被“北高联”知晓，他们马上组织大批贡生围住清华代表，告诉他们根本代表不了贡生，这样的会谈不能由清华一家出面。吵完之后，这次会谈就不了了之。

这一天，李大鸟主持会议，有鉴于全国20多个城市的贡生参与BA课，所以李大鸟极力认为这是有极少数人操纵的动乱行为。李大鸟如此定性就是想要把事情闹大，最后让阳君难堪，李大鸟这一招釜底抽薪实在是厉害。就这样，李大鸟不过阳君人马的反对，当场定了调子，而后抄送云长老、念长老、彭真人、邓小超、三少他爹、胡子旅长，得到他们的支持之后。决定由时任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副社长的曾建辉起草《必须QIZHI鲜明的反对DONG乱》的社论，经李大鸟和启立胡审阅，把大风波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GEMING动LUAN”。这一社论当晚就在CCAV和电台播出，第二天在《日人民报》头版头条发表。

这一天，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水工抄没《世界经济导报》的事情，详见《水工本纪》。

插一嘴，说说当时的饿矮凳儿。实际上矮凳儿一直在坐山观虎斗，他希望阳君带领贡生冲垮保守派的阻力，好让自己的先发展计划实现。但他们想到事情会越闹越大，所以这个时候他根本不表态。

大风波第十天 4月26日

这个社论一发表，立刻引起贡生闷得强烈反响。这时候贡生内部马上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这个社论是给镇压造舆论，先把他们定性为“反CCP集团”，而后再名正言顺的出兵镇压。于是他们觉得事情闹大了，都很害怕，主张就此偃旗息鼓。而另一派则是主张不怕流血牺牲，坚决战斗到底。他们指控政府歪曲事实，表示最少要战斗到54青年节。

听到大风波被定性为DONG乱之后，北京贡生们的家长纷纷看到孩子所在学校打听情况，很多家长劝孩子不要出头。而一些贡生则据理力争。争持不下之际，知识精英们便粉墨登场了，他们暗示带着阳君的旨意，发表了要斗争到底的声音。于此同时，通电全国，声援北京。

就在当天，吉林大学3000多师生冲进省政府大院，要求领导出来对话，言语激烈，所幸没有发生大的冲突。而上海、天津、杭州、长沙、成都、西安、合肥则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贡生上街行走事件。这些行为给了北京贡生们极大地鼓舞，这天晚上，“北高联”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措词激烈的反驳朝廷的定论，并且一直要求李大鸟出来对话，而且还要求锦衣卫、新华社出面道歉，收回社论。同时，决定如果今晚不给答复，那么明天也就是4月27将举行盛大的行走活动。在在中外记者喀喀喀的照相声中，很多贡生心潮澎湃，当场写下遗书，场面相当的火爆。“北高联”连夜安排了行走的细节。这一消息马上被好事的记者瞬间炒得纷纷扬扬，李大鸟也觉得事态严重，于是当晚下令，广场增调8000捕快，锦衣卫全体投入行动，监视全国范围内的一举一动。大明自开国以来，锦衣卫全体行动针对一件事情还尚属首列。

就在当天，大明的封疆大吏们则态度不一，首先是京畿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大会，由市委书记李锡铭主持，耳东帮主没有参加。李锡铭在李大鸟的指使下公开批评贡生是搞文革，要求基层党员不得参与大风波，坚决站在组织一边。而沪上则在水工的安排下，也召开了同样规模的大会，水工号召与会人员，认真学习社论，坚决制止DONG乱。陕西的书记和省长意见不统一，则没举行什么活动。其他的省市出了一小部分支持贡生行走之外，绝大部分选择了骑墙，对李大鸟发布的指示进行消极抵抗，没有召开什么大会。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这样，一场超大规模的行走即将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