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扬游—奋进之路漫漫

我们从中山陵的碑亭旁走过。绕过正在维修的碑亭后，面前是高高的石阶路，一直通向最高处的祭台。中山陵位于山坡地，石阶路一直向上。我查到的相关数据表明，从陵前的广场算起，到最高的祭堂，一共有392级石阶。石阶路分成十段，中间布置有平台作为缓冲，总共是十个平台。从广场到牌坊有24级台阶，然后经过20个台阶到陵门，再20级到第一层平台，随后登上29级石阶就是第二层平台。碑亭就位于这第二层平台上。到碑亭我们就已经登上93级石阶了。而从碑亭向上到祭台，还有八段共290级石阶。从祭台进入祭堂，还有最后的9级石阶。

据说，392级石阶这个数字，是对应着当时中国三亿九千两百万同胞。这种说法我很是怀疑。我们随便查一下中国人口的大概数据就知道，早在清道光年的1835年，中国就已经有四亿一千万人口，由于其间经历了惨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人口增长与杀戮几乎相抵消，1901年的人口是四亿二千六百万，1931年2月则是四亿七千四百多万。显然与石阶的数字不符。也有人说，3代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9代表的是国民党与其他8个政党一起建设中华民国，2则是表明第二次北伐才奠定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这种说法也是非常牵强的。说实话，如果要全面解说台阶的寓意，把所有分段的数字以及这些数字的各种组合都要附和上某个与孙中山或国民党有关的数字，可真要花不少时间，也没有意义。我所查过的所有描写中山陵的正规书籍中，对392这个数字并无任何解说，想来应该纯粹是建筑设计的结果。

当我们站在第三层平台时，望着前方层层叠叠的石阶，老妻就不想再前进了。她几十年前上去过，完全有资格赖在下面不走。我就不行，必须继续努力，正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的遗言总是对的。看这高高的台阶路，想那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他们那一代的许多人为中国前途而追求理想的道路，绝非如此宽阔整齐，而是一条非常曲折陡峭、遍布荆棘、充满血火硝烟的道路。

有时我会暗想，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路竟然如此曲折陡峭难行，极可能是走了许多的错路和弯路，人为地造成挫折和失败，使得我们民族如此庞大数量的民众也跟着一同遭受不必要的苦难。

广东的近代史研究者叶曙明在说到孙中山所选择的革命道路时就曾说过：革命是最漫长、最曲折、最艰苦的路程。他这里说的“革命”，显然是指武装暴力方式的政治变革。

封闭的中国社会，在几千年里一直延续着相对稳定的王朝循环周期，随着王朝的兴起、繁荣、没落、更替，人们过着或自给自足或勉强度日的生活，其中也夹杂着颠沛流离、刀光剑影，偶尔还因异族入侵而亡国。终于有一天，这个循环被打破了。

1840年与英国发生了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称为“通商战争”的战事，开启了我们民族的近代史。古老帝国虽然一时被打得找不着北，但很快又用极大的惰性想把打开的大门重新关上，只是被打破的门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关上了。随后，外来的宗教被洪秀全改头换面一番蛊惑，掀起一场太平天国运动，死了超过一亿人，给帝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紧接着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或被称为“亚罗号战争”，终于极大地触动了古老帝国，此后，洋务运动开始风起云涌。经过30多年的改良运动，虽然没能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但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也朝着世界先进文明的方向跨了一大步。就在此时，由于另一个东方帝国日本发展得更快，经过明治维新而迅速崛起，为了争夺藩属国朝鲜的控制权，与满清爆发了甲午战争。结果，大清惨败。

洋务运动虽然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像明治维新那么彻底，但如果能够持续进行下去，最终完全可能会在内外促进之下，由量变而质变，由实业而文化和制度的变革，进而逐步完成近代化。甲午战争战败，彻底改变了原本的近代化进程。也是这个时候，孙中山建立了他的第一个颠覆组织兴中会，要落井下石，只是那些小小的、失败的起义，完全无法撼动老大的帝国。

甲午战争后，大清帝国朝廷内外、举国上下政治氛围出现了重大转变，官员和文化人开始公开谈论国是，提出各种的变法维新主张。各种报刊杂志也如雨后春笋，一篇篇文章倡导维新，一个个专题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这是一场几乎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的思想启蒙运动。很可惜，名为“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因为过于急迫也因谋划的缺陷和其中某些偶然因素以及慈禧太后的权力欲望而失败，但维新的大方向在多数上层人士中依然有一定的共识。

此时，却有另外一股逆流，将北方大地搅和成一团浆糊。义和拳运动风起云涌，“扶清灭洋”的口号和“刀枪不入”的把戏让慈禧太后一时迷失了方向，最后竟盲目地向全世界宣战。八国联军的枪炮却迫使大清不得不又重新回到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尤其是日俄战争，让大清看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巨大作用，为了救亡图存，在一番酝酿之后，清廷终于开启了在“地方自治”基础上的“立宪运动”，朝廷中的满汉高官与地方大员、士绅以及各界有识之士，都在为把国家建设成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而奋斗了。与此同时，孙中山等人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与朝廷势不两立。显然，立宪运动与暴力革命正在竞跑，就看哪一方能先到终点。

为了使中国二千年的封建与专制向宪制“和平过渡”，晚清政府也确实在一步步实行改革，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堂，禁止鸦片，兴修铁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励实业等等。以司法制度为例，当年西方列强之所以提出领事裁判权，正是借口中国司法野蛮、罔顾人权。1902年清廷命各个出使大臣查各国的律例，以便参考修订。中美、中日也均已商定，一旦中国整顿好律例，就可将领事裁判权取消。1905年朝廷宣布，删除凌迟、枭首、戮尸，死刑至斩决止，禁止刑讯拖累，变通笞杖办法，清查监狱、羁所等。新式审判厅将于1907年初设于东三省，并先于直隶、江苏、湖北试行，司法与行政逐步分离。显然，清廷已明白世界潮流的不可阻挡，为了政权的延续正努力进行变革，期望能将帝国改造成与英吉利和日本相似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保留皇室的荣誉地位。

可惜，改革的步伐过于缓慢，终于还是暴力的革命走在了前面。1911年10月10日，由革命党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的武昌新军兵变于仓促间爆发了，起义军人威逼协统黎元洪出面成立湖北军政府。虽然武昌起义的队伍后来被打败，但已经在全国产生了连锁反应，在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四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

当时国内的形势是，清廷仍在进行君主立宪进程，慈禧原本设定为13年的过渡期。由于中国落后已久，几乎所有的人对变革都是急不可待，立宪派对君主立宪的进程也催促甚急。1908年8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在立宪派的逼迫下，又将预备立宪期由9年缩短为5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1911年先成立内阁。1911年5月在仓促之间成立了内阁，但13名内阁成员中，汉族官僚仅占4名，引起立宪派的极大不满。立宪派敦促朝廷尽快组织汉人内阁完成真正的立宪。此时正是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的关键时刻。随着革命声势越来越大，共和的呼声也越来越响亮了。正是此时，突然爆发了辛亥革命，各省纷纷响应。形势突变，大多数立宪派也都顺应时势，加入到了共和的行列中。

如今回头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那时的君主立宪运动，可说是我们国家能够用最小的代价平稳地从专制过渡到宪政民主国家的好机会，可惜被革命断送掉了，也就永远失去了用平稳渐进的方式融入现代文明的机会。

当革命党控制了南方各省时，北方仍在袁世凯的北洋军控制下，双方一时僵持，等待破局。武昌起义本身与孙中山和同盟会并无关系，但随之而来的各省独立运动，同盟会大多参与其中，并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在等到消息基本确实之后才匆忙从美国赶回来。流亡海外17年因一直鼓吹排满革命而名声极盛的孙中山，这才第一次真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露了一下脸，被南方各省代表推举为临时国民政府的临时大总统。

革命党在海外鼓吹革命多年，在国内并无深厚的根基，完全是依靠立宪党的支持才得以建立临时政府。原本按照宋教仁的设想是建立内阁制的政府，孙中山也认为内阁制对总统的权利有制衡最为恰当。但当孙中山得知大家推选他本人为临时大总统时，便改变了初衷，坚决要求采用总统制。可知“权力”两字的作用有多大。

孙中山虽然曾为争取去掉他头衔上的“临时”二字与各列强做过联络，因得不到支持只好作罢。由于临时政府的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立宪派的手上，孙中山也就不得不暂时认命做一个短命的过渡人物。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后，迅即致电袁世凯，表示只要袁世凯劝退清帝，他就立即辞职下野，并遵守承诺推举袁世凯继任大总统。

南方的临时政府一成立，清廷在袁世凯的威逼下也终于明白大势已去。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奉隆裕皇太后懿旨，下诏辞位，将国家权力和平让渡给了袁世凯，并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清帝的退位诏书写得非常感人，难得有一个政权在统治一个古老国家二百多年之后，以这样优雅的姿态从容谢幕，并给继任的政权和人民美好的祝福。退位诏书文本如下：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於前，北方诸将亦主张於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作为大清皇族赞成共和国体的交换条件，临时政府南北议和代表也给予大清皇族许多相应的优待。由于权力是和平转让，大清版图，包括满蒙地区，都自动成为了中华民国的版图，比孙中山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排满主张更加完美。

清帝逊位诏书颁发之后，第二天，孙中山遵守承诺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职，并荐袁世凯以代。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解任。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依约让渡了权利，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全部政务活动，前后存续不足一百天，完美地完成了过渡使命。虽然在让渡权力之前，孙中山费尽心力巧妙设计了《临时约法》，大大限制了大总统的权力，袁世凯也没有吭一声，全盘接受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开国过程非常顺利，古老的皇权专制国家，没有经过太多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就突然一步跨入了宪政民主国家的行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随后的日子里，各方积极努力地向全中国4086万合法选民争取选票，以便在仿效美国制度的参众两院中夺得席位。宋教仁成功地将几个帮会式的政党合并组织成国民党，再一举成为在议会中占据最多席位的党派。同样从海外流亡归来的立宪派领袖人物梁启超，也积极活动合并政党，组建了民主党，后来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唯一能与国民党相抗衡的大党。宋教仁和梁启超两人一同携手走上了“议会政治”“两党政治”的宪政道路，前途似乎一片光明。此时，孙中山不理政治专心考虑实现他心目中的民生主义，要用10年为中华民国修建20万里铁路，空想着能有60亿的巨额资金来完成这个宏伟计划。

就在这个时候，宋教仁在上海遇刺，两天后不治身亡。很快，凶手被捕，有关部门正循着司法途径查清幕后黑手。但此案扑朔迷离，究竟谁是策划暗杀的元凶？即使是今天，我们也仍然不能确知，只知道无论国民党还是袁世凯都有可能，尤其是国民党，才从一个会党帮派转型而来，暗杀本是他们惯用的手段，而且确有刺杀本党精英的前科。但就在司法尚有足够运作空间的时候，孙中山却突然迫不及待地要用暴力革命来解决问题了。他不顾党内众多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发动“二次革命”，仅仅两个月便遭惨败，重新流亡海外。从此，中国政治走上了一条用暴力解决争端的不归路，成为整个民族悲剧的新的开端。

袁世凯在国民党发动暴力讨伐之后，隐忍到不可再忍时发起反击，并因议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不断有意搅局而下令解散国民党。之后，袁世凯大总统也因权力不受制约而逐渐膨胀，最终误认为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而走上逆历史潮流的道路。当他撤销帝制的时候虽然深深后悔却已铸成大错。但袁氏最终能反省自身，也算是有史以来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最难能可贵的了。

而孙中山再次流亡之后，建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对他无限效忠。再后来，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当列宁的十月政变成功之后，孙中山开始学习俄共经验，联俄容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正式开启了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模式，其影响甚至延及百年后的今天。

在广州期间，孙中山明确的政治主张是“中央集权”，采用暴力武装“北伐”的方式来颠覆北洋政府统一中国，成立领袖权力为核心的大一统中央政府。而广东省主席陈炯明则主张“联省自治”，先在各省搞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其相仿的联邦政制，以“南北妥协”的和平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双方不同的政治理念导致许多冲突，例如，国民党中孙中山派系刺杀陈炯明的参谋长、孙中山以陈不愿北伐为由撤他的职等事件，最后引致兵变，炮轰总督府，炮轰广州城，双方彻底决裂。

孙中山一意孤行北伐，而且在与北方政府关于双方下野的承诺上毫无信用，因而无论有多少和平统一中国的机会，也只会是统统失去。

显然，这些都是孙中山一贯的作风，面对对手，既坚忍不拔、决不妥协，又有足够的政治家特色。诚如孟子所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此外，对暴力的崇尚，让和平妥协毫无地位。有个成语：毕其功于一役，正是出自孙中山之口。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炒股，一次操作就想赚够一生所用，宁愿倾家荡产，绝不会接受小富即安。当然，历史证明孙先生和他的门徒还是得到上天眷顾，最终没有亏本而是大赚，只是大家跟着受折腾而已。

喘着粗气，我终于登上了最高层的平台。回转身望去，位居高处视野开阔，只见远山朦胧，除了走上来的宽阔石阶路以外，四周绿树如毯，景色极为优美壮观，令人心情随之轻松愉快。

石阶路上游人络绎不绝，陆续拾级而上。在缓慢移动的人群中，我见到有几个小人影在跃动。原来，是几个几岁大的儿童，手里拿着小幅的五星红旗，在向上快跑。他们是在比赛谁能更快地登上顶端。

晚清时的中国人都感受到了自己国家的落后，因此而被洋人列强欺负，要富强就必须变革。当时世界上只有一种富强的模式，就是西方的民主模式。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中国人看到了另外一种模式，一种孙中山认为更加合自己胃口的模式，即苏联的暴力革命和以党治国模式。从此，我们便走上了这条有更多的刀光剑影和战火硝烟的革命路上，而将和平谈判、改良主义等等都斥责为不彻底甚至是反动。由此自然而然地又有人引进了比温和的土地赎买政策更进一步、更加革命、更加暴力血腥的“杀土豪分田地”，中华大地因而沦入腥风血雨之中。今天回头看时，我们或许可以问一句，难道富强之路只有这一条？难道中国人真是命该如此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