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与行动”的三则随笔

一则勉励

人类只要一天不清楚无机的自然何以诞生出理性、思维、自由意志此类超越了因果受动的东西，就一天不该轻视意识对人体机能的作用。有些人，仅仅把生命意志看成根本的东西，把理性当作好像只是人类得以从生物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致胜法宝，他们的态度便已指明他们唯一的出路，即在满足于堕入纯粹激情和冲动的生命感的过程中，陷入貌似无关紧要的受动。可一个被半推半就着过活的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呢？倘若不是我自己造成的或成或败，胜利便尚且不具成就感，失败则更是毁灭性的了。但是，只消保留一丝清醒，我就还意识到正从事着的总是出于自愿的；因此不该害怕把拙劣的结果归因于自己，就像悲剧里的主人公，他们随后被唤作英雄，因为到底还凭自己的意志在行动——暴怒的阿喀琉斯，如果你只寻着任意才行动、才被唤作英雄，为什么要让神一样的普里阿摩斯赎回他儿子的尸体呢——那他们又何必在乎自己是否活在注定的悲剧中呢？一个结局已定的选择，由于终归出自自愿的缘故，带来了只明见于善于自嘲的人的勇气；因为当意志脱离了欲求的单纯支配，它便是自由的、随时可能一团糟的，以至于那些准备好的人才勇于面对——这样的东西才该被称作“我的生活”，这样的人才受到幽默和审美的眷顾。

而失去这份勇气的可怜的人啊，你将终生寻找异在的意志以求被支配的生命体验——你难道在拥有你的生活吗——你将成为舆论的嘴，整天说别人的话，连分明感受到的流经身体的血都将引自他处了，便注定无法贯彻勇敢之人始终秉持的信念——行动！

关系的实在性

理性是一种自觉到“被赋予意义”的能力。我现在还不能说“被赋予意义”一定指“某物被赋予意义”的过程。“某物”已是一个被赋予了意义的东西因而不纯粹了。如果我思维“某物”这个概念时不同时认为它已意指了至少一个对象（最起码指它自己，因而可以说，一切有意义的东西必有所指），那就无需说“某物”。某物因此当然总已陷入了它被赋予的意义体系中，但在澄清作为某种行动的“被赋予意义”本身时，它的对象却绝不能毫无预兆地先行被给出。

赋予意义在于建立起一种关联性。对于关联性，并不是我们先指认出相互独立而区分的现成事物，再思考它们间的联系；而毋宁是我们在领会了看似空洞、且仅凭其本身似乎无所指的关联性的基础上，区分出一个个现成的事物。许多事例表明，无论在原始社会还是科学盛行的年代，一切现象都在关联性中被加以理解。这种关联性，无论在历史上有过什么样不同的名字（从原始社会的崇拜、宗教中的神迹，到哲学中的范畴和我们现代人口中的“力”），都实际上就是信仰本身，即它无法被任何方法证明，却又显得是最不需证明、最根本而无可动摇的实在。例如闪电，它在它的有所关联中被理解，于是它的原因近乎被生造着产生了出来——无论是掌管闪电的神还是能与力的作用——并且它们立马成了更先在的、更本质的实在，即从关系中诞生出实在，而不是从实在中诞生出关系。

逻辑上自相矛盾的关系范畴的实在性却无时无刻不被信仰着。关系作为力，于是在通常被理解为主观产物的语言中就体现为主词和宾词的次要地位，只有动词是主要的。一旦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主客体暂时弃置一旁，去考察现象学所说的“意向性”这一概念了。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理性能力的领会已说明：关系本身无需被动地等待看似作为支撑的实在，以成为某种固定的关系项的连结；关系本身就是能动且无限的能有所指——实在在信仰的基础上才得以被构建起来。

哑巴

我希望我是哑的。除非人类退回到一种只有思想而不具语言的状态，否则他的生活将是虚伪的。无论多独一无二、看似仅属于个人的思想、情感，竟都需凭语言这种东西才能表达与实现，而语言又总是公共的，它从诞生的那刻起便注定要使用它的人去迎合他人——也就是说，连孤独的孤独性都是在预设他人肯定的基础上才实现自身的——目的如此真实，手段却如此虚伪！我必将怀疑我的动机，我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彻彻底底的迎合，甚至以至于我一开口，便成了他人，我从不替自己说话——除非我是哑的。

人类，多么矛盾的动物，你们从成为他人中找到自己。可类似“成为自己”、“我”这样的词却实实在在诞生于你们学会思考自己之前。在语言出现以前，你们像所有自然的有机物一样，朦胧地感到处于川流不息的生命中，滚滚而来，滚滚而去。随着最初的语言把这个生机而浑然一体的东西描述清楚，原以为生命能更好地接受这种恢宏的奉献，然而你们却实际上成了一个个你，随后是一个个“我”。承认拥有自己生命的我是不愿轻易奉献的，他已把这种仪式视作牺牲而避之不及了。可那种对生命的拥有感从何而来——语言！多么矛盾，它既期待我的奉献，又希望我独善其身；既叫我思考自己，又叫我承认他人；既使我独立，又使我依赖。

我现在说我希望成为哑的——一种只有思想而没有语言的状态——这个愿望已不是过去的神话了，而恰恰是未来的。人并不要抛弃语言，而是超越之，以一种行动的方式。

当我写到“行动”时，我必将停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