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ucault：反抗如何可能？

对Foucault来说，反抗如何可能？

一方面，反抗先于权力。权力关系意味着指引/改变个体行为场域的可能条件。 权力的施行，总是预先为反抗的出现做好了准备。

但在另一方面，在本体论的和语义的角度上，反抗之所以成为反抗，在于它对一定权力关系的反对/适应性的回应，即使这种回应只是对权力的默认。因为权力，这种反抗于是变得战略性（strategic）并拥有了与早先不同的意义。

当代权力的科技，特别是规训模式，可以被看作更加偏向于权力胜于反抗的方向：1）科技复杂度的增加使我们可以创造出有着各种可知指标的个体；2）解释工具，如心理学，在预测人们的行动上变得更加精确。

在宏观层面上，权力总会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稳定自身：将可能的反抗因素1）纳入自身当中，2）完全排除在外，也即将其中不可兼容的元素完全摧毁/忽视/隔离，包括地理上的隔离，如监视居住/港岛区隔/防火。

反抗的困难之处在于，1）当特定的反抗变得有规可循/可以预测，如上街/朋克/犯罪，它总是能被纳入（incorporate）到更普遍的权力网络中，只有极其的混乱才能逃脱。2）而无法被纳入权力之中的反抗总是会被摧毁，这时候的反抗是无效的。3）微观-反抗并不必然组成宏观-反抗。与权力关系不同的是，反抗团体并不自动地与其他反抗团体形成共同体。

所以，被纳入权力网络之中，并不意味着被收编（co-option）。反抗的有效程度，恰恰在于它能带来权力关系的重组。如果我们认为斗争的形式是“矛盾”，那么一切局限化/缩减这个“矛盾”的事物都将被视为障碍——一切事物不是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批判，不在于对权力关系基于规则的评判，不在于分析权力的好与坏，而在于分析/阐释/使可见化/增强围绕权力展开的抗争/权力关系内部敌对势力的战略/使用的策略手法/反抗的基点。批判，不在于成为一个推论的前提——“这才是应该做的，”而在于成为那些战斗/反抗/拒绝现状的人的工具——话语中产生真相的模式，权力关系的科技/策略/手法，组成主体性的实践。也许有一千件事情需要去做/发明/制造——新的知识模式，新的欢愉模式——但这取决于那些通过这些工具，认识到他们被包裹在权力关系中并决定反抗的人。政治上的计划不仅对反抗不利，它反而会帮助形成新的权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