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8章第Ⅲ節： 末代沙皇
《沙皇日記》，1917年2月26日：
十點鐘，我去做彌撒。報告是準時的。早餐時有很多人，包括所有的外國人。寫信給阿列克謝，然後去鮑布裡斯基路邊的小教堂附近散步。天氣晴朗，有霜。喝完茶後，我閱讀並與參議員特雷古波夫聊天，直到晚餐。晚上玩多米諾骨牌。
當彼得格勒陷入混亂，君主制搖搖欲墜時，尼古拉繼續在最高統帥部過著悠哉悠哉的生活。在這裡，用他的一個隨從的話說，“一天又一天，像水滴一樣連綿不絕、涓涓流逝”。從他的信件來看，他更關心的是他的兩個女兒患上了麻疹，而不是最近關於首都騷亂的報導。的確，哈巴羅夫沒有告訴他事態的嚴重性。但是，結果會有什麼不同嗎？這值得懷疑。27日上午，國家杜馬主席發來電報，告知沙皇真實情況，懇請他“立即採取措施”，因為“明天就太晚了”。尼古拉瞥了一眼電報，然後轉向弗雷德里克伯爵，感歎道：“那個胖子羅江科又給我寫了一大堆廢話，我都懶得搭理。”
自從拉斯普京死後，尼古拉就逃離了首都，退回到最高統帥部寧靜的日常生活和他在皇村的家庭生活中。現在，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地生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裡，周圍全是宮廷的走狗，奉承著他對世襲權力的幻想。在他執政的最後幾周，許多顧問懇求他任命一個新的、對國家杜馬負責的信任政府。但是沒有人能夠穿透尼古拉在自己周圍豎起的那堵冷漠的無形之牆。然而，在這種從容淡定的外表下，他顯然正陷於一場深刻的內心危機當中。一年沒有見到沙皇的科科夫佐夫，在2月初發現他“面目全非”。他確信沙皇“快要精神崩潰了”。帕萊奧洛格也對沙皇“嚴肅、呆滯的表情和閃躲、遙遠的目光，他思想的不可捉摸性，以及他性格徹底變得模糊和神秘的特質”感到震驚。這證實了法國大使長期以來的看法，即“尼古拉二世感到手足無措，被事件所支配，他對自己的使命或工作完全失去了信心，可以說，他在內心上已經退位，現在只得無可奈何、聽天由命了”。他的精神危機似乎是意識到自己過去二十二年來所堅持的獨裁道路終於走到了盡頭，把他的王朝帶到了災難性邊緣，而現在每個人給他的忠告——通過把行政權交給杜馬來挽救他的王位——是他根本無法做到的。他一生都致力於維護專制統治，現在他意識到已經難以為繼，於是他完全放棄了生活。這就是籠罩他在退位前幾天陰魂不散的宿命論的根源所在。
27日傍晚，彼得格勒兵變的消息終於傳到沙皇耳中。他命令伊萬諾夫將軍（沙皇現在任命他取代哈巴羅夫擔任彼得格勒軍區司令員）帶領一支反擊部隊前往首都，在那裡建立獨裁政權。當晚，尼古拉本人無視阿列克謝耶夫的反對——即這只會阻礙鎮壓革命，並可能危及他的生命，乘火車前往皇村。看來，他唯一關心的是與妻子和孩子們團聚。由於伊萬諾夫的部隊也沿著這條線路前進，帝國列車沒有直接向北行駛，而是向東繞了一大圈，於3月1日淩晨抵達距離首都東南約125英里處的馬來亞維舍拉。在那裡，由於前方的鐵路線已被革命者佔領，火車無法繼續行進，所以它向西駛往普斯科夫，於3月1日下午7時抵達。由於安排倉促，沒有舉行正式儀式歡迎沙皇來到他註定要放棄王位的小鎮。北方戰線指揮官魯斯基將軍到車站接駕時遲到了，他腳上穿著一雙橡膠靴。
然而，到了這個時候，發生了幾件事，挫敗了鎮壓革命的計畫。首先，首都最後一支忠於沙皇的部隊未能組織起抵抗。哈巴羅夫將軍顯然缺乏認真戰鬥的勇氣，幾乎什麼也沒做，儘管他本可以做更多事情。從他和他的隨從藏身的海軍部出發，有一條筆直的小路通往三個主要火車站（波羅的海、華沙和尼古拉耶夫斯基）：從前線調來的救援部隊本來可以成功地打出一條通路。但哈巴羅夫甚至沒有想到這一點。為了防止手抖，他喝了幾口白蘭地，只是寫了一份公告，在其中宣佈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城市處於被圍困的狀態。但是沒有人有勇氣，更不用說有筆刷和膠水，到街上張貼印刷品。相反，傳單被從海軍部的窗戶扔出來，大部分落在了下麵的花園裡。哈巴羅夫的手下在市中心的其他地方試圖與救援部隊取得聯繫，最終也以類似的鬧劇收場。一支分隊一路打到了冬宮——卻被冬宮指揮官命令折回，看到士兵們的髒靴子踩在新擦的地板上，他們非常憤怒。後來才知道，當時在宮中的米哈伊爾大公下令將士兵們拒之門外，因為擔心他們會損壞宮中的瓷器。為此，他失去了一個帝國！士氣低落，連續幾天都滴米未進，大多數士兵都跑到人民那邊去了，而不是返回海軍部。
3月1日，另一個事態發展挫敗了鎮壓革命的計畫。伊萬諾夫的部隊到達皇村後發現，嘩變甚至已經蔓延到駐紮在那裡的帝國衛隊。伊萬諾夫自己的一些軍隊已經開始流露出不滿的跡象，當皇后在一次檢閱中發表講話時，他們以一種“粗暴的方式”回應。與此同時，在彼得格勒，臨時委員會已經決定尼古拉必須退位。3月2日清晨，古契科夫和叔爾根啟程趕赴普斯科夫，奉命實施強制退位，並確保依《繼承法》阿列克謝為沙皇、米哈伊爾大公為攝政王。與此同時，仍然希望說服沙皇做出讓步的羅江科，卻因蘇維埃封鎖鐵路而無法前往。
但最重要的發展是，身為代理總司令的阿列克謝耶夫將軍下令暫停鎮壓革命的遠征。做出這一關鍵決定的原因之一，是羅江科在3月1日向阿列克謝耶夫保證，將由國家杜馬領導人——而非蘇維埃領導人——在彼得格勒組建新政府。阿列克謝耶夫本人早就參與了進步集團的宮廷政變陰謀。他本能地信任羅江科，而且似乎相信自由主義者可能仍然願意通過談判達成一個保留俄羅斯君主制基礎的政治解決方案。但是，阿列克謝耶夫改變主意還有另一個動機：他擔心，如果軍隊被用來攻擊革命的首都，它可能會捲入一場全面兵變，導致國家在戰爭中失敗。3月1日，幾個北方駐軍已經發生了嘩變，而且確實有可能很快蔓延到前線的部隊。他寧願把他的前線士兵與紅色彼得格勒隔離開來，也不願冒著讓他們受革命影響的風險把他們送去那裡。3月1日，阿列克謝耶夫命令伊萬諾夫將軍停止對彼得格勒的行動。然後他給沙皇發了一份電報，懇求他允許國家杜馬組建政府以恢復秩序。“一場席捲整個俄國的革命，”他預言性地警告說：“將意味著戰爭可恥的結束。我們不能在後方發生革命的時候叫部隊去打仗。”
軍隊在尼古拉心中一直佔有特殊的地位，現在正是他的軍事首領的建議說服了他退位。如果說3月1日上午，阿列克謝耶夫認為任命一個國家杜馬政府足以平息首都的動盪，那麼到了2日上午，他已經確信，除非沙皇退位，否則別無辦法。淩晨時分，當尼古拉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時，魯斯基將軍通過休斯電報機與彼得格勒的羅江科進行了交談，從後者那裡得知，首都正處於一種混亂的狀態，只有沙皇退位才能滿足群眾的要求。阿列克謝耶夫被自己讀到的談話記錄震驚了。上午9點，他給普斯科夫發電報，命令立即叫醒沙皇——“不顧一切禮節”——並將魯斯基和羅江科電報記錄的內容告訴他。此時此刻，阿列克謝耶夫和最高統帥部的其他將軍們清楚地知道，尼古拉別無選擇，只能聽從羅江科的建議。但他很瞭解沙皇，意識到除非他的主要將軍們敦促他退位，否則他不會同意的。他給各前線指揮官發了一份電報，簡要概述了情況，要求他們按照他的觀點給普斯科夫致電，即尼古拉應該退位，讓其兒子繼位，以挽救軍隊、戰爭、國家和王朝。
上午10時，魯斯基來到沙皇的火車車廂，把自己與羅江科的電報記錄交給他。尼古拉讀了一遍，站起身，向窗外望去。一片可怕的寂靜。最後，他回到辦公桌前，平靜地說出了自己的信念，“我生而不幸”。前一天晚上，當他躺在床上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現在讓步太晚了。“如果為了俄國的利益，我必須退位，那麼我已經準備好了。”他說，“但我擔心，人民是不會理解的。”幾分鐘後，阿列克謝耶夫的電報到了。魯斯基向沙皇大聲宣讀了這封電報，並建議推遲作任何決定，直到他看到其他指揮官的意見為止。尼古拉宣佈休會，準備吃午飯。他還能做什麼呢？他是一個恪守習慣的人。
兩點半的時候，指揮官們的電報來了，魯斯基被召回皇帝的車上。尼古拉一邊讀電報，一邊不停地抽煙。所有人都同意阿列克謝耶夫的觀點，認為他有必要退位。布魯西洛夫早就確信沙皇對軍隊造成的損害，他直言不諱地宣佈，現在這是恢復後方秩序和繼續戰爭的唯一途徑。尼古拉大公懇求他的侄子“跪下”放棄王位。讀完電報後，尼古拉向三位在帝國列車上的隨行將軍徵求意見。回答是一致的。沉默片刻，尼古拉才開口。“我已經下定決心。我決定讓位給我的兒子阿列克謝。”他在胸前劃了個十字，將軍們也做了十字架的手勢，然後他就返回自己的車廂。
許多共同乘坐帝國列車的人，都被沙皇在這次嚴酷的考驗中奇怪的冷漠感到震驚。直至最後一刻，他仍然保持著他那僵硬的愛德華時代的風度和無可挑剔的禮儀。在做出退位的重大決定後，他下午出去散步，並像往常一樣坐在餐車裡喝晚茶。對當天的事隻字未提。他的侍臣們繼續就天氣問題進行正常的寒暄，而穿著制服的僕人們則圍著桌子倒茶，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沙皇平靜而安詳地坐在那裡，”他的一位副官回憶道。“他一直在交談，只有他那雙憂鬱的、沉思的眼睛偶爾凝視遠方，以及他抽煙時緊張的動作，才透露出他內心的不安。”
事實上，他的退位可能是一種解脫。那天晚上，尼古拉睡得比以前都要好。作為一個年輕人，他從未真正想過要當沙皇。一個年輕的近衛軍軍官的快樂生活，再加上一個地主鄉紳舒適的家庭生活，更符合他的心意。但是，當不幸把他推上王位時，他發誓要維護並將他從他敬愛的、令人恐懼的父親那裡繼承的獨裁權力傳給他的兒子。他以一種頑固的狹隘心態遵守這一加冕誓言，仿佛他很害怕如果他不能像伊凡雷帝那樣統治，上帝（或他的妻子）會懲罰他。只要他還是沙皇，就沒有什麼能使他偏離這條道路。22年來，他無視歷史的教訓，也無視無數顧問的懇求，他們都指出，拯救他的王位的唯一途徑是建立一個對人民負責的政府。他的動機始終如一：他的“良心”不允許他這樣做。甚至到了1917年1月，當帕維爾大公為了避免災難，最後一次不顧一切地敦促他承認國家杜馬的存在時，尼古拉回答說：“我在加冕那天宣誓維護專制制度，我必須把這個誓言完整地交給我的兒子。”在某種程度上，他可能覺得退位比把自己變成一個立憲國王要容易得多。這就是尼古拉的悲劇。
在整個事件中，尼古拉最關心的是如何與家人團聚。“在我心中，我一直與你在一起。”2月28日，他在給亞歷山卓的信中寫道。正是這一點導致了他退位故事中最後一個奇怪的插曲。3月2日晚，在等待古契科夫和叔爾根從首都趕來時，尼古拉召見了他的宮廷醫生費多羅夫教授，詢問他兒子康復的前景如何。他告訴後者拉斯普京的預言，即阿列克謝將在13歲時痊癒，這是命運一次諷刺性的捉弄，他應該在1917年活到這個年齡。費多羅夫打消了這種希望：血友病在醫學上是無法治癒的，阿列克謝活不了多久。他還表示懷疑，一旦沙皇放棄王位，是否會允許他和兒子繼續生活在一起，因為他肯定會被流亡。聽了這番話，尼古拉決心不僅為自己，而且為兒子放棄王位，讓位給他的弟弟米哈伊爾大公。“我不能和他分開，”當古契科夫和叔爾根到達時，他告訴他們。“我希望你們能理解一個父親的感受。”
從法律上講，這完全是無效的。《繼承法》明確規定，俄羅斯王位“不是皇帝的私有財產，也不是他的遺產，不能按照他的意願處置"，而是自動傳給他的長子。更糟糕的是，米哈伊爾與一個已經離異的平民女子結婚，從法律上剝奪了自己繼承王位的資格。但古契科夫和叔爾根現在更關心的是沙皇退位的事實，而不是其嚴格的合法性；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準備對沙皇的世襲意願做出最後的讓步。當天晚上，尼古拉在他的私人車廂裡撰寫的《退位宣言》，從技術上講是非法的。後來有人稱，這可能成為他復辟的一個藉口。但在當時，這似乎不過是對他作為父親的自然權利的一點小小的補償。
翌日，沙皇退位的消息傳到了皇村。由於皇后的隨行人員中沒有人有勇氣，所以只能由帕維爾大公來通知皇后。他發現她和孩子們在一起，穿著護士服。當他告訴她這個消息時，“皇后顫抖著彎下了腰，仿佛在做祈禱”。她用平靜的聲音向他解釋道，她的丈夫顯然“寧願放棄王位，也不願違背他在加冕典禮上立下的誓言”。說完，她淚如泉湧。
塔夫利宮外的民眾聽到尼古拉將讓位給米哈伊爾大公的消息後，一時間群情激昂。凱薩琳大廳回蕩著街上的呐喊聲：“共和國萬歲！”、“打倒獨裁！”古契科夫從普斯科夫回來後，得意洋洋地參加了鐵路工人的一次會議，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他高喊“米哈伊爾皇帝萬歲！”的口號，結束演講，立刻被工人們逮捕並威脅要處死他。在整個首都，群眾襲擊了沙皇政權的支持者和象徵物。大批士兵示威遊行到塔夫利宮，要求推翻王朝。在政治上，君主制似乎註定要滅亡。然而，在皇宮裡，米留科夫繼續用法律術語為其存在辯護。這位教授認為，保留作為國家象徵的君主制至關重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為權力的轉移提供合法性和歷史延續性。這是希望對現實的勝利。群眾的情緒顯然使得君主制無法繼續存在下去。群眾不會容忍一個新的沙皇，如果強加一個，將會出現進一步的混亂，甚至可能導致內戰。以克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為首的共和派部長們最終得逞。臨時政府決定說服大公拒絕接受王位，從而結束王朝。
這並不需要太費口舌。米哈伊爾是一個靦腆且謙遜之人，對政治不感興趣，甚至比他的哥哥還要笨。換另一種情況，他可能會成為一個不錯的君主立憲制國王，即使是相當不起眼的，就像他的英國表哥喬治五世一樣。但是，親眼目睹了首都的騷亂並沒有給他帶來多少君主的權力欲。他一點也不急於把自己的腦袋放在街上——無論是比喻還是字面意思——當他的兄弟在沒有徵求他意見的前提下，出乎意料地決定把王位交給他時，他感到既驚訝又惱火，這是可以理解的。
3月3日，大公在離冬宮不遠的普蒂亞蒂娜公主的官邸會見了臨時政府的領導人，他一直在這裡躲避革命。李沃夫和克倫斯基提出了政府中的主流觀點，即如果米哈伊爾接受王位，就會發生暴亂，導致內戰。米留科夫不同意這種觀點，聲稱只有君主制才被人民視為權威的象徵，現在需要它來拯救國家於混亂之中。“沒有君主的臨時政府就像一艘紙糊的輪船，”他認為，“很容易在民眾不安的汪洋大海中沉沒。”這一切讓大公左右為難。他要求與羅江科私下交談一個小時。據羅江科說，大公最關心的是，如果他成為沙皇，國家杜馬是否能保證他的人身安全。當羅江科說不能時，他終於下定決心，回到會場，宣佈他決定拒絕接受王位。他眼中噙著一滴淚。克倫斯基是個情緒大過理智的人，他沖到大公面前，握住他的手，說了幾句冠冕堂皇的漂亮話以示慶賀：“殿下，您的行為高尚，像個愛國者。從現在開始，我將承擔起讓大家知道這一點並為你辯護的義務。”
後來，兩位法學家納博科夫和諾爾德被召集到普蒂亞蒂納官邸，起草退位宣言。這份結束了羅曼諾夫300年統治的歷史性檔是由他們在普蒂亞蒂娜女兒的書房裡的課桌上寫出來的，然後抄寫在她的一個學校筆記本上。下午6點，檔準備就緒。米哈伊爾在部長們和羅江科面前簽署了檔。然後他轉身擁抱李沃夫親王，祝福他作為新俄羅斯的總理好運。
整個俄羅斯帝國都陶醉在君主制結束的喜悅中。興高采烈的群眾聚集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街道上。幾乎每座建築物的屋頂和窗戶上都懸掛著紅旗。在赫爾辛基、基輔、第比利斯和其他非俄羅斯的首都，沙皇的覆滅與民族解放聯繫在一起，國旗往往與紅旗並列展示。幾乎所有城鎮，無論大小，都用盛大的遊行、愛國的演講和唱《馬賽曲》來慶祝革命。康斯坦丁·帕烏斯托夫斯基回憶起他所在的小城——圖拉省的葉夫列莫夫——第一次聽說革命的那個晚上：
當時是深夜一點鐘，葉夫列莫夫人照例已經入睡。突然，在這個奇怪的時刻，大教堂的鐘發出了一個短促而洪亮的響聲。然後是第二聲，第三聲。鐘聲越來越大，喧鬧聲傳遍了整個小鎮，很快，就連最偏遠教堂的鐘也開始敲響。
所有屋子裡都亮起燈。街道上擠滿了人。許多房子的門敞開著。陌生人嚎啕哭泣，彼此擁抱。從車站的方向可以聽到火車頭莊嚴而洪亮的汽笛聲。在一條街上的某個地方，有人開始唱起《馬賽曲》，先是悄悄地，然後聲音越來越大——
發抖吧，暴君，賣國奸人，
無恥的狗黨狐群！
在一支銅管樂隊的伴奏下，大家齊聲高唱。
塹壕裡的士兵們同樣也欣喜若狂，儘管最初由於軍官們努力隱瞞首都的消息而引發一陣騷亂。戰場上升起了紅旗，軍車、大炮和馬匹上都系著紅絲帶。軍營舉行遊行慶祝革命，軍樂隊演奏《馬賽曲》，士兵們瘋狂地將帽子拋向空中。在海軍艦艇上也迸發了類似的激情。戰艦上升起了紅旗，用赫爾辛福斯水手的話說，“紅旗象徵著我們的自由與團結”。
在農村，遜位元元的消息傳播得比較慢。一些極為偏遠的村莊直到3月底才知道首都發生的事，而在一些沙皇勢力仍然占主導地位的地方，如喀山和莫吉廖夫省，要到4月份才知道。許多農民起初對沙皇的垮臺感到困惑。“教堂裡擠滿了哭泣的農民。”一位目擊者回憶說，“‘我們會變成什麼樣？’他們不斷地重複著——‘他們把沙皇從我們身邊奪走了？’”尤其是一些年長的農民，他們把沙皇奉為人間的神，把他的離去視為對宗教的攻擊——許多神甫在反革命鼓動中利用了這一事實。即使在那些比較貧困的農民工中，推翻沙皇有時也被認為是一種罪惡。美國人弗蘭克·戈爾德在3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
與海軍檔案館的一位工作人員（一名老農夫）交談。他說，推翻皇帝是一種罪過，因為是上帝讓他掌權的。也許新政權會在這個世界上幫助人們，但他們肯定會在來世為此付出代價。
在村莊裡，人們起初交頭接耳談論首都的“大事件”。直到3月和4月期間，地方行政長官和員警被逐步撤職之前，農民無法保證如果他們說出心中的想法會不會被逮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自信心不斷增強，開始表達對沙皇的反對。國家杜馬根據其省級代理人在革命頭三個月的調查所做的報告，總結了這一進程：
俄國農民對沙皇忠心耿耿，沒有沙皇他就“活不下去”，這種流行神話已經被大數農民發現實際上沒有沙皇，他們也能活得很好時的喜悅和欣慰所摧毀……現在農民們說：“沙皇把自己搞砸了，也把我們拖垮了。”
一旦消除了最初的恐懼，農民們就開始擁抱革命。來自首都的消息在田間地頭受到熱烈歡迎。“我們的村子，”一位農民回憶道，“在慶祝中煥發勃勃生機。每個人都感到如釋重負，就像一塊沉重的大石頭突然從我們的肩膀被卸下。”另一位農民回憶起他的村子在得知沙皇退位那天的慶祝活動：“人們高興地互相親吻，說從現在起生活會更美好。每個人都穿上了自己最好的服裝，就像他們在一個大型節日裡一樣。慶祝活動持續了3天。”許多村莊舉行宗教遊行，感謝上帝賜予他們新生的自由，並為新政府祈禱。對於許多農民來說，革命似乎是一件神聖的事情，而那些為人民自由獻出生命的人則被農民視為現代的聖人。因此，彼得格勒省提克芬斯克區玻爾西-德沃爾斯卡婭村的農民舉行“感恩儀式，感謝人民勝利這一神聖的禮物，並永遠緬懷那些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犧牲的聖人”。特維爾省奧斯維希村的教友們也獻上“虔誠地祈禱，感謝上帝賜予人民勝利的神聖禮物……因為這一偉大的勝利是用犧牲換來的，我們要為所有死難的兄弟舉行安魂儀式”。許多村莊為了回報這種犧牲而向彼得格勒當局捐款，數額通常達幾百盧布，以幫助那些在二月革命中蒙受損失的人們。
二月革命在本質上是一場反對君主制的革命。它所孕育的新興民主制度通過否定一切沙皇的事物來定義自己。在其領導人的言辭中，沙皇等同于舊俄國的黑暗壓迫，而其被廢黜則與啟蒙和進步聯繫在一起。革命的象徵和標誌——印在報刊和小冊子上——是一條斷裂的鎖鏈、從雲層後面升起的燦爛嬌陽、以及一個傾覆的王座和皇冠的圖像。
革命伴隨著全國範圍內對皇權所有標誌和象徵的破壞。在“二月革命”期間，彼得格勒的群眾搗毀了許多建築物上懸掛的帝國雙頭鷹（有時甚至用炸藥將其炸飛）；【1】拆除了店面和街道上的帝國標誌；砸碎了沙皇的雕像；從政府建築上取下沙皇的畫像（列賓著名的尼古拉二世肖像被從塔夫利宮的講壇上撕下來），扔進街道上的篝火焚燒。冬宮周圍鐵柵欄上的帝國紋章被用紅色顏料塗鴉——所有太大的、無法摧毀的雕像也被遮擋起來。在3月和4月間，許多城鎮舉辦了象徵性的“二月革命”重演活動，通常被稱為“自由節”，在這些活動中，沙皇的標誌和徽章——有時是專門為慶祝活動而重新安裝的——再次被拆除。在莫斯科，一隊工人用繩索和炸藥拆除了巨大的亞歷山大三世雕像。在省城，沙皇的雕像也遭到破壞，儘管有時會爆發衝突，因為這裡的雕像是由公民集資建造的，代表著某種公民的自豪感。例如，在弗拉基米爾，社會主義者和商人之間就該鎮的亞歷山大二世雕像發生了爭執。“經過一系列漫長的街頭辯論後，”一位當地居民回憶道，“大家決定達成妥協：雕像不會被摧毀，但為了不冒犯人民的革命道德，沙皇像將被用一個棕色的大麻袋包裹起來。”這種毀壞雕像的行為大多是狂歡式的。例如，在“二月革命”期間，一群人舉著一個穿著員警制服的尼古拉二世的稻草人像在彼得格勒的街道上遊行，然後他們在一個滑稽的儀式上將其焚燒了這個稻草。但是，這種破壞很容易演變成暴力。一個太監被同一群人私刑處死，僅僅是因為此類娘娘腔被認為是宮廷的走狗。
這種象徵性的革命也發生在個人層面上。人們有意識地努力與舊政權劃清界線，向新的民主制度靠攏。士兵們宣佈放棄他們得之不易的沙皇勳章，並經常把它們寄給彼得格勒蘇維埃，熔化後將銀子用於人民事業。數百名姓羅曼諾夫、涅梅茨（德語）或拉斯普京等姓氏的人向總理府提出上訴，要求獲得改變這些姓氏的權利。其中一位羅曼諾夫，即奔薩省科爾托夫斯基村的農民費多爾·安德列耶維奇，聲稱自己的姓氏已經成為“恥辱之源”，希望改成總理李沃夫的姓氏。
由於舊的審查制度被廢除，革命伴隨著反沙皇的宣傳冊、明信片、戲劇和電影的蓬勃發展。尤其是宣傳冊，大受歡迎，其中一些銷量高達數百萬。它們通通利用戰爭年代的謠言：皇后為德國人工作；她是拉斯普京的情人；沙皇把自己的王位讓給了“聖魔”，諸如此類。這些作品的標題大多帶有強烈的性暗示——《羅曼諾夫家族秘辛》、《拉斯普京的消魂時光》、《拉斯普京的夜狂歡》——他們大部分的對話亦是如此。例如，在《夜狂歡》中，普羅托波波夫問維魯波娃夫人，拉斯普京是否真的“天賦異秉”。“哦，我知道，”她回答，“一個巨大的、巨大的天賦。”許多小冊子是半色情的，並配有王室成員與拉斯普京在床上翻雲覆雨的漫畫。通過明確將宮廷的性腐敗與俄羅斯的沉屙痼疾聯繫起來，這種宣傳在揭穿沙皇作為神聖國王的神話和神秘感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仍有待歷史學家研究）。在1917年期間，它塑造了君主製作為黑暗而腐敗的外來勢力的公眾形象，進一步掃除了復辟的可能性，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重創了未來幾年的反革命勢力。
可以說，在政治上，君主制已經死亡。它所有的主要支柱——官僚機構、員警、軍隊和教會——幾乎在一夜之間分崩離析。這一跡象表明，在1917年之前的幾年裡，它們被削弱到什麼程度，以及它們與沙皇疏遠到什麼程度。沙皇是君主制的關鍵所在——他同時也是一名軍官、一名牧師、一名地方行政長官和一名員警——一旦他被免職，整個系統就會崩潰。軍隊指揮官們很快就宣佈效忠臨時政府。他們中的許多人通過戰爭中的反對運動與臨時政府的領導人建立了聯繫；而那些反對革命的人知道，抵抗革命會使軍隊崩潰。教會因其自身的內部革命而受到損害。在農村，出現了一場強烈的反教權運動：村民們奪走教堂的土地，驅逐教區的牧師，並拒絕支付宗教服務的費用。許多當地的神甫通過投身革命，設法逃脫了這一命運。但是，教會的其他階層則陷入被動。肅清了拉斯普京派的神聖宗教會議呼籲神甫們支持新政府。引入宗教自由。教會學校被移交給國家控制。政教分離的準備工作也做好了。大多數地方的省級機構像紙牌屋一樣倒塌，只有極少數情況下才需要動用武力來清除它。人民只是走上街頭；由於沒有任何軍事手段止暴制亂，省長們被迫辭職；而公民特別委員會則宣佈自己掌權。在莫斯科，僅僅兩天的街頭示威就使政權垮臺。“街上沒有槍聲，也沒有街壘，”一位商人得意洋洋地回憶道。“莫斯科的舊政權是自己倒下的，沒有人捍衛它，甚至沒有人願意捍衛它。”員警體系也同樣瓦解了——員警幾乎在一夜之間被公民的民兵所取代。甚至連秘密員警也被解散了，儘管後來有傳言說它的許多特工在新政府中找到了工作。
沒有人真正想恢復君主制。例如，在內戰中，儘管有許多君主主義者做出不懈努力，但沒有一個白軍領導人膽敢亮出擁護君主制的旗幟，這就足以說明問題。白軍領袖們都意識到，這樣做在政治上無異於自殺。因為正如托洛茨基一貫直言不諱指出的那樣，“國家已經從根本上吐出了君主制，它再也無法爬進人民的喉嚨裡。”儘管後蘇聯時期對沙皇時代懷有浪漫的情懷，但他的預言可能仍然正確。【2】
但是，儘管君主制在政治上已經死亡，那麼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它仍然存在。廣大農民還在用君主制的觀念思考政治。他們認為國家體現在君主身上，並把他們的革命理想投射到一個“農民國王”或其他一些獨裁的解放者身上，以實現他們珍愛的土地和自由。這是克倫斯基、科爾尼洛夫和列寧崇拜的根源，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填補沙皇被廢黜後的空缺，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為了填補沙皇救世主神話留下的真空。英國大使喬治·布坎南在革命最初幾天就注意到了這種君主制心態，當時一名士兵對他說：“是的，我們需要一個共和國，但在它的上頭應該有一個好沙皇。”弗蘭克·戈爾德在3月7日的日記中也同樣注意到了這種誤解：有士兵說他們希望建立一個像英國一樣的共和國，或者一個有沙皇的共和國。一個士兵說他想選舉一位總統，當被問及“你會選誰？”時，他回答道：“沙皇。”士兵們的信件也表達了同樣的困惑。“我們想要一個民主共和國和一個為期三年的沙皇父親”；“如果我們有一個共和國，有一個明智的沙皇，那就好了。”看來，農民們發現很難區分君主和抽象的國家機構。他們對民主制度的概念也用同樣個性化的方式來表達。3月的某個時候，莫斯科蘇維埃的一位孟什維克代表在弗拉基米爾附近參加了一個團的會議。他談到和平的必要性，談到必須把所有土地分給農民，談到了共和制比君主制更有優勢。士兵們熱烈鼓掌表示同意，其中一個人喊道：“我們要選你當沙皇”，其他士兵隨即爆發出熱烈的掌聲。“我拒絕了羅曼諾夫的王冠”，這位孟什維克回憶道，“帶著一種沉重的感覺離開了，因為任何野心家或煽動者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成為這些天真單純的人民的主人。”
“一個奇跡已經發生了，”3月23日，布洛克寫信給母親說，“我們有理由期待更多的奇跡。”在革命最初幾天，人們都沉浸在一種瘋狂的興奮和歡樂當中。部分是因為感到絕對自由——“一種非凡的感覺”，正如布洛克在他的信中所言，“沒有什麼是被禁止的”，“幾乎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還有一個原因是，一切都發生得如此迅速：一個有著三百年歷史的強大王朝，在幾天之內就轟然崩潰了。“最令人震撼的是，”布洛克在5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它完全出乎意料，就像夜晚火車相撞，就像橋樑在你腳下坍塌，就像房子倒塌。有一種奇怪的不真實感。”人們把整個經歷比作“生活在夢境或童話中”。事情發生得太快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人們難以接受這一切。“真正奇怪的是，”藝術家尤利婭·奧博倫斯卡婭寫信給朋友道，“在革命的第一天，你收到一個裝有乾果和咖啡的包裹，而外面的街道陷入狂喜，擎著紅旗的炮車滾滾而來……外面刮起了颶風……然後突然間，變成了一個戒指和一個裝有黑醋栗的包裹！”
這是革命的“蜜月期”。人們愛上了“二月革命”。幾乎在一瞬間，革命的歷史被重新改寫，以適應這些民主的理想和神話般的期望。眾所周知，“光輝的二月革命”，據說是一場不流血的事件。“想像一下，”一位同時代的人寫道，“在俄國發生了一場偉大的革命，竟然沒有流一滴血。”據說，這也是唯一一次沒有反對派的全國行動。“我們的革命，”一位國家杜馬宣傳家告訴赫爾辛福斯的水兵們，“是世界歷史上唯一一個表達全體人民意志的革命。”革命被描繪成一種精神上的復興，人民道德上的重生。梅列日科夫斯基稱之為“也許是世界歷史上最基督徒的行為”。革命本身也變成了一種崇拜。大量人群聚集在街頭，舉行祈禱和儀式，慶祝光輝的二月。在新社會第二個星期日（3月12日）舉行的埋葬革命殉難者的葬禮，儘管並非宗教儀式，但同樣具有宗教彌撒的特徵。許多人把革命比作復活節。街上的人們會用復活節的祝福互相道賀：“基督復活了！”（有時這句話被改成“俄羅斯崛起！”）。據說沙皇政權代表著邪惡和罪惡（一位牧師甚至稱其為“魔鬼的機構”）；它將人民分成富人和窮人；但隨著它的倒臺，社會將在更多基督教價值觀的基礎上進行重建。一些理想主義者甚至認為，撒謊、偷竊、賭博和粗口會立即消失。“俄羅斯的酗酒現象”，托木斯克省的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宣稱，“在舊政權下是國家恥辱的根源。但現在，在自由民主的俄羅斯，再也不會容許酗酒這樣的行為。”因此，大會認為，所有酒類生產都是對革命的背叛，是對俄羅斯民主共和國的背叛。”一位婦女甚至寫信給蘇維埃，稱俄國革命的“基督教使命”應該是廢除全國所有的監獄，因為沒有不能改造的罪犯。現在，有許多知識份子聲稱，俄羅斯人民將學會在一個全新的精神共同體——一個超越階級或黨派差異的普遍精神社區——中共同生活。用塔季揚娜·吉皮烏斯的話說：“社會空氣得到淨化……感謝上帝，精神共同體戰勝了黨同伐異。”
正是在這種基督教-民粹主義的意義上，這場革命也被描繪成一個民族和愛國主義再次覺醒的過程。人們贊同赫爾岑的觀點，即沙皇政權對普通人來說是“泊來品”。它屬於“哥托普-荷爾斯泰因王朝”。德國人在宮廷中占主導地位。皇后（“德國女人”）背叛了俄羅斯。但人民已經站起來了，從這場真正的民族革命中，俄羅斯得到了一個真正的國家政府，它可以把所有人團結起來打敗外部敵人。這將是一場“愛國革命”。或者，正如有人說的：“現在我們已經在這裡打敗了德國人，我們也將在戰場上打敗他們。”
李沃夫親王在第一次接受自由媒體採訪時表達了許多這樣的理想。“我相信，”他說，“我們偉大人民的創造力和智慧，這在推翻舊政權的全國起義中得到了發揚。它表現在廣大民眾為建立自由和捍衛自由以對抗內部和外部敵人所付出的努力。我相信俄羅斯人民偉大的心靈，他們充滿了仁慈的愛，我相信這是我們爭取自由、正義和真理的基礎。”如此高的期望很快就破滅了。
【1】有幾隻美國老鷹也被誤殺了。
【2】根據1995年的一項民意調查，只有7%的俄羅斯人贊成恢復君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