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愤青 | 从小粉红到战狼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原本只有立场上的差别，而不存在本质上的对错。但是，有一些人却将自己的思想狭隘化、极端化，并付诸于暴力行动。讽刺家给他们起了许多名字，比如五毛，比如小粉红，比如战狼——他们，就是愤青。

愤怒青年

清光绪十六年，距离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已经有30年了。由于《天津条约》的存在，传教士在这30年间自由地广建教堂、发展教民。与此同时，一个被称作义和团的组织也逐渐地发展壮大，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义和团宣称天灾人祸都是基督教造成的，而且洋人有品德上的缺陷，通奸、乱伦，非常邪恶。因此国人需要对外国人进行屠杀，对外国科技产品进行毁坏和抵制，这样才能保证“大清一统靖江山”。

在1890年的春天，成千上万练习义和拳的农民纵火烧毁教堂和房屋，奸淫修女，侮辱教士，最终用私刑处死了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和20000多名华人基督徒。直到《辛丑条约》被签订，义和团的大旗才算彻底倒下。

义和团不是这片土地上的第一个愤青团体，也不是最后一个。

愤青是“愤怒青年”的简称，通常是接触互联网居多的在校大学生。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他们，管日本人叫“小日本”，管韩国人叫“棒子”，管台湾人叫“台巴子”，甚至在911事件后赞扬本·拉登的“壮举”。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中，愤怒青年的言论通常缺乏理性且极具攻击性，“日本省”、“核平解放台湾”、“你买的每一个韩国商品都会变成将来射向你的子弹”常常挂在他们的嘴边。愤青通常少有考虑逻辑、道德和普世价值等因素，而是以意识形态为纲，本着国家至上的原则思考问题和做事。

中国人对愤青的看法是两级的。在一部分人心中，“愤青”是一个对极端爱国主义者的略带贬义的蔑称，他们被贴上不理性的标签，在特定时期对普通民众乃至政府都造成了相当大的不良影响；在另一部分人的心中，“愤青”则是主流价值观阵营中的一支特殊队伍，虽然稍显幼稚，但是可塑性强，政府应当积极地使用这股力量。

中国可以说不

《中国可以说不》的全国风行昭示了新中国的愤青时代的开始。但是，第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愤青事件要属“抵制家乐福事件”。

2008年3月，西藏地区发生了骚乱，不久法国总统萨科齐表示不排除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4月7日，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在法国巴黎站传递时，中国前残疾运动员金晶遭到暴力抢夺火炬的行为，火炬传递途中数次熄灭。巴黎火炬接力抗议事件使得许多中国民众感到愤慨，4月10日，有网民在猫扑上发表了名为《抵制法国货，从家乐福开始》的帖子，抵制家乐福事件就此开始不断升温，并在4月18日达到人员数量和行为程度的顶峰。

在家乐福大股东路易威登已经声明称其“从不支持任何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利益相违背的组织与行为”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学生和社会人士还是在全国各地的家乐福门口拉横幅、升国旗、唱国歌，更有甚者向无辜的店员和顾客投掷矿泉水瓶，并称他们为“汉奸”和“卖国贼”。

家乐福事件不久后就在政府的降温政策下逐渐结束了，但是它却成为了一个当代愤青行动的基本模版：外国政府“犯下错误”，中国网民组织行动，跨国企业承担后果，无辜民众受到伤害，官方机构采取措施。

U型锁

中国民众在千禧年后进行过三次大型的反日示威活动，其中2012年的最为特殊，在该活动中，部分城市的示威游行后来演变成针对日企、日货的暴力骚乱。这次暴乱中愤怒青年六亲不认，将自己的同胞视为敌人，在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度中行打砸抢之事。在深圳的大街上，大量日本车被推翻，其中包括一辆日产警车；在长沙，日资百货店平和堂的正门玻璃被示威者用铁棒打破，店内的招牌也被拆下并烧毁，高档手表和高档首饰柜台遭到洗劫；在青岛，丰田的代理店被纵火，损失过亿；在西安，一名日系车主被暴徒用U型锁袭击，最终头部颅骨被打穿，车主失去行走及语言能力。爱国主义，成了流氓最后的庇护所。

很显然，影响秩序、毁坏财物、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愤青们的暴力行动已经触及到了社会契约的底线——法律。我们不妨思考一下，难道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的暴徒们不清楚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没有逻辑和害人害己吗？他们难道不知道那些在日企、韩企工作的同胞是无辜的吗？他们难道不知道购买某种商品是消费者的自由吗？他们难道没有学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吗？那个U型锁的主人，难道不知道在让别人脑浆迸裂之后，自己会被判刑吗？

他们是知道的，但凡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人都该明白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但是在他们挥起拳头的那一刻，这些道理却又被他们抛在脑后，留下的只有情绪。

大众传媒的失灵

奥地利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提出，完整的人格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构成的。本我是指无意识形态下的思想，代表思绪的原始程序——人最为原始的欲望：本能，也就是说本我受性欲与暴力欲所驱使，只遵循快乐原则，是人最接近动物的一面；超我则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以道德心的形式运作，维持个体的道德感，代表着社会规范对本我进行修正；而自我是本我和超我协调后的结果，是人展现在现实世界中的样子。

愤青们在砸车救国的时候，便是他们的本我占上了风，或者说他们的超我改变了，变成了一个不以社会规范为标准、而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管制者。一般来讲，以上现象已经是精神病的病症了，但是一个人是不可能突然患上精神疾病的，况且在种种事件结束后，施暴者无不显示出悔恨与自责，这表示他们只是短暂性的失常。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段内成为了受情绪支配的野兽呢？

让我们就2012年的反日示威活动为例进行探究，在这次事件中，民众行动的原始驱动力是他们的反日情绪。而中国民众的这份反日情绪，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历史的、传承的、潜在主流的。钓鱼岛事件不过是一个导火索，从甲午战争到南京大屠杀，从昭和天皇到安倍晋三，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日本的反感、厌恶和仇恨在暗地里不断积攒，并通过小到家庭、大到国家的媒介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终于，当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花了20亿日元实施了“尖阁诸岛国有化”之后，他们心中承载着怒意的火药被点燃了。

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失灵了。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大众传媒的三个功能，即环境监控、社会协调和文化传承。互联网时代来临后，由于信息的流通更为便利，网络民族主义兴起，反日网站出现，以电子邮箱、QQ等电子传播手段收到倡导反日的信息屡见不鲜，更别提三次反日示威活动本身都是在互联网上被组织的。在这段酝酿期中，如果媒体能够发挥环境监控功能，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预见到仇恨思想带来的不良后果，并对民众进行引导，便能够将社会中狂热的民族情绪化解于未发之时，从而避免一次群体性事件的产生。

然而，我们的媒体非但没有遏制住这个没有制导的导弹，反而给煽风点火，让它全力加速。在有关日本的报道中，他们不仅利用反日情绪将日本的负面新闻作为爆点来发布，还常常无意或有意地对日本的政客、政府、企业和人民的观点加以混淆，导致越来越多的民众固化了对“日本鬼子”的刻板印象。2004年BBC世界服务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90%的中国人抱有强烈的反日情绪。巨大的反日人口基数导致了针对日本的愤青行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乌合之众

如果只有一个人上街反日，那么他会被当作一个行为艺术家，登上第二天的晨报；如果有十个人上街反日，那么他们可能会被抓起来，罪名大概是“寻衅滋事”；但是如果有一百个人、一千个人甚至一万个人组织了一场游行，这个队伍就会不断地壮大，这个队伍做的事也会越来越出格，甚至在不经意间突破法律的边界。2012的反日游行，参加者有七万余人。

1920年，帕克在《科学社会学导论》一书中提出“Collectivemind”（集体心理）的概念，意思是说在人群情境中，当每个人的注意力同时被某一件事吸引时，这些人就形成了一种心理群众，而产生一种集体心理，能做出与其个人完全不同的行为。后续的研究表明，这种集体心理导致的集体行为有自发性和无结构性；由于集体行为的匿名性和模仿性，个体会被“去个性化”；根据“信息流”原理，非理性的信息传播贯穿整个集体行为的始末。

毋庸置疑，包括2012年的反日游行在内的多起愤青事件都与集体心理相关。民众原本都有自己的生活，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工人，有的是无业游民，但是当他们在媒体的诱导下对日本产生不可控的恶意后，他们形成了一个名为“愤青”的心理群众团体。这种心理群众团体的产生并非源于简单的人数累加，而是意识的融合。在这种团体中，民众会陷入一种“群体无意识”的状态，丧失理性和分析判断能力；再加上当时的传播环境信源模糊、噪声大、传播过程扭曲，他们难以接收到正确的信息；最终，他们只能对其他同样处于匿名状态的民众进行模仿。

然而，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少数派，他们将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与多数人一致，他们会勇敢的说出来；媒体则通常会关注多数派的观点，轻视少数派的观点；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在愤青事件中，媒体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没有对多数派偏激、狭隘的观点加以正确的引导，从而导致民众中愤青的比例越来越大，理智者的比例越来越小。民众的人的本质被异化甚至泯灭，只留下对团体的绝对服从，他们成为了一个个单纯为反日服务的工具。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愤青也在不断变得成熟。在周子瑜事件中，他们选择了虽然仍是无理但是相对理性的“D吧出征”方式，用表情包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前一阵子瑞典旅社事件发生后，虽然瑞典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的评论区已经是一片狼藉，但是宜家商场并没有被洗劫一空。

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愤怒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是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治标不治本，只会引来更大的愤怒。而且愤青们的愤怒就像一把没有准星的霰弹枪，打不到遥远的境外势力，却常常伤害到身边的同胞。就如鲁迅先生所说：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抽刃向更弱者。

参考文献：

《群体无意识：政治传播网络化——以“砸日系车事件”和“乐天事件为例”》

《涉日游行集合行为中大众传媒的传播作为研究》

《沉默的螺旋：一种大众观点理论》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