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客圈，正在被收编

5月22日，“浦江往事：百年上海红色印记”登上播客App“小宇宙”的首页。

该节目由小宇宙App与著名播客制作公司Justpod联合推出，并由“上海市杨浦区宣传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提供指导，且是2021年上海市“中国好网民礼赞建党百年”系列活动项目之一。

Justpod，是简体中文播客圈无人不知的头部创作者，旗下的忽左忽右、去现场等节目不仅内容上乘、质量过硬，而且敢录敢播，深受广大听友的喜爱，也因此成为了“海派播客”的翘楚。

即便如此，这家公司也未能逃过参加党建活动的命运。

中文播客的听众对这些Justpod的节目一定不陌生。

更为遗憾的是，Justpod的这档节目只不过“播客收编运动”的冰山一角：早在3月31日，新华社客户端就推出《周科：我是怎么拍到“春运母亲”的？》，标志着“新知播客”的诞生。

根据简介，“新知播客”是“新华社客户端新知平台重点打造的创新型音频产品”，而Justpod的这档节目也挂靠在“新知平台”之下。

为了商业化必须做大，为了做大必须向主旋律靠拢，这是一切互联网产品情理之中的结局。不过，当播客也走进这条老路时，我们却不得不以是为恨。

毕竟，播客及其前身——海盗电台和微型电台，都与“自由”脱不开干系。

海盗电台

无线电被发明后，各国政府都对其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在国家领土内建设基站也因此成为了违法行为。于是，为了避开法律限制，一些民众选择在公海的船只上发射信号、播放节目，通过这种方式架设的电台被称为“海盗电台”。

1958年12月14日，丹麦小伙Nils-Eric Svensson将船开到祖国和瑞典之间的公海上，通过发射短波使得自己的节目覆盖丹麦大部分地区。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海盗电台Skånes Radio。

Skånes Radio的成功引来了众人的效仿。1960年，荷兰的Radio Veronica开始在海岸线附近的灯塔船上广播，并一举成为荷兰最受欢迎的电台。

Work from boat毕竟还是太过漂泊，建个人工岛岂不是一劳永逸？1963年，Noordzee广播电视公司成立，并于次年在爱尔兰的科克港建设了一个名为REM的人工岛，在岛上发射1400 kHz的广播。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这种位于公海、不受监管、内容以流行音乐和广告为主的“海盗电台”多达11个。

起初，由于缺乏法律依据，监管部门对其无可奈何。后来，各国政府通过立法，对“海盗电台”进行了一系列的管控，压缩了它们的生活空间。

比如，在1964年，荷兰政府通过宣称REM人工岛的领土主权，占领了Noordzee广播电视公司，并结束了其运营；

1967年，英国颁布了《海军陆战队（广播）（犯罪）法》，宣布无牌海上广播电台播放节目为非法，其他欧洲国家也相继推动了类似的立法，杜绝了领海内“海盗广播的产生”；

198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中规定“所有国家应进行合作，以制止从公海从事未经许可的广播，对于从事未经许可的广播的任何人或船舶，收到这种广播或无线电通信受到干扰的任何国家等，均可对其进行逮捕和扣押，并可在法院起诉。”

于是，“海盗电台”在利维坦的围攻下逐渐销声匿迹。

微型电台

海战遭遇滑铁卢，主播们只能打游击——即微型电台。

微型电台始于欧美，兴于日本。在日本的无线电法律体系下，国民可以不经许可地架设“弱广播电台”，即“与无线设备的距离三米内时，电场强度小于每米500微伏”的电台。

1979年2月，八王子市的两名大学生制造了输出功率为20W的大功率发射器，创建了“FM西东京”和“JONT-FM”，主要放送流行歌曲。然而，由于功率过高等原因，电台被警方关停，两名大学生也被逮捕。

同年7月25日，杂志POPEYE发表题为《轻松架构100m广播电台》的文章；

次年，大阪艺术大学的学生以“微型电台放送圈（ミニコミFM放送サークル）”的名义开始活动；

在1982年到1984年间，评论家粉川哲夫开始倡导“自由广播运动”，并出版《全国微型电台地图（ミニFM全国マップ）》一书，记录了128个微型电台。

不过，微型电台传播范围过小，加之其生活在法律的夹缝之中，稍有不慎就会自身难保。

因此，不少微型电台都选择转为互联网广播，也就是播客。

播客

贝尔托·布莱希特等人曾将实现“真正代表民主的媒体”这一梦想寄托于广播技术上，然而，作为强大的声音媒介，广播的控制权一直被各国政府牢牢把握在手中，而这种被控制的广播技术是不可能改变社会现有体制的。

因此，布莱希特提出，民主社会需要有超越普通民众水平、进行“地下游击战”式报道的媒体——“自由广播(Free Radio)”。

“海盗电台”无疑是“自由广播”的最好诠释，微型电台接过了“海盗电台”的棒，播客继承了微型电台的衣钵……可是在简体中文互联网上，广播还在，自由却难以寻觅。

一开始也是有的。中国第一个播客是2004年的糖蒜广播，紧接着是2005年的反波。后者关注普通人生活，以新闻浓缩为素材，常常针砭时弊，还荣获“德国之声全球最佳播客”金奖。

可惜的是，反波这种“刺耳”的播客越来越少了，“浦江往事：百年上海红色印记”这种播客却出现了。这背后到底有怎样的原因呢？

首先是监管问题。国外的独立播客之所以独立，正是因为它们托管在自设的服务器上，因此不需接受内容监管和审查。

在国内，中文播客一般选择托管在喜马拉雅、荔枝、蜻蜓FM等平台上，这些平台的审核标准飘忽不定，稍有言论不慎，节目就会被全数下架。

即便是托管在自设服务器上的“独立播客”也必须戴着镣铐跳舞：不管怎么说，你人还在国内呢。

其次还有商业化的问题。如果你的播客立场与主流相悖，哪有广告商胆敢冒着被抵制的风险与你合作？没有广告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新节目。

最后是大环境的问题。如今的播客用户——乃至绝大多数网民，或许根本不希望听到“刺耳”的声音。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批判的话语不可能有市场，“自由广播”不可能自由，“播客收编运动”也必定如火如荼地开展下去。

这些问题都难以得到解决。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一档由上帝之鹰和地瓜熊老六主持的播客出现，乌合麒麟和吐槽鬼是嘉宾，主题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想想就令人感到窒息，是不是？但我们却对此无能为力。毕竟在这片土地上，所有形式的媒体都经历过这一切。

参考资料：

《传媒学》桥元良明

《这就是“自由广播”》粉川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