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秒必争” ——20年前同性婚姻在世界上的诞生

1995年的一封来信

鹿特丹，1995年9月3日星期天

尊敬的 Dittrich 先生，

我在1995 年8月31日的 《大众日报》(Algemeen Dagblad）读到D66 （民主66党）关于开放同性婚姻的决议，我完全赞成。您也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过，国务秘书 Schimitz 关于同性注册伴侣关系的提案过于浅尝即止。我们一会再细说这个话题。

说真的，我对您的政党不是很认同。我感觉你们政客的言论总是很微妙，左或右的面貌不清，谨言慎行。同性婚姻的提议既有水平又饱含勇气。目前就等其他大党表态了，希望能把 PvdA（劳工党）和 VVD（自民党）说服！

25年前，我遇见了我的男友 Joop。不久后，我们就同居了。60 年代可以说是个镀金的年代，凡事似乎唾手可得。如今，世界并不像大多数人眼中的那样自由，或者说同居的自由还只属于某一群人，而我和 Joop 不在其中。我们在鹿特丹的一间大银行工作。与旧秩序的抗争、流行歌曲的影响、权利归花儿运动将我们甩在了后面。我们工作勤恳。社会氛围对 gay 来说还不那么友好，那时，我们都还没出柜——彼时尚早。我们以朋友、室友的身份出现，但从没以恋人身份示人。在工作场所，我们尽量避免对方。午饭期间，拿 gay 做文章的笑话层出不穷。几乎没有哪位荷兰人身为 gay 还能抬头做人的。我们常在电视猜谜节目“Wie van de drie”上看到演员 Albert Mol，他可以说是极少的出柜人士之一，但说真话，我们不能跟他比。

多年后，我和 Joop 下决心”坦白“。Joop 去探望了他的父母，只可惜结果惨烈。他与原生家庭的关系紧张，这件事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根稻草。他被拒之门外，“垃圾”是他从父母口中听到的最后一词。他让家族蒙羞，只有他的妹妹还和他有来往，一年能见上两次面。不幸的是，她在几年前死于车祸。他的父母故意瞒着他，Joop 差点连下葬都没去成。我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但是让我先说说正事。

三年前，Joop 开始病得一次比一次重。起初，我们以为他得了疟疾，因为我们曾到肯尼亚度假。但厄运到来，Joop 染上了艾滋。这个蚕食生命的病击垮了他。Joop 几乎不再出门，有时会一整天待着床上。他在肺炎、腹泻和真菌感染的交替攻击下喘息。那些几乎每小时都要服用的药物给他带来了可怕的副作用, 最糟糕的是伴随的恶心感。我作为他的伴侣，却对这一切无能为力。但这不是我这封信的重点。

给 Joop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连医生都说不准他到底还能活多久。我感觉一年是我们的极限。他目前用的新药是否起作用也很关键。我必须对这点揪住不放：请您务必让国会尽快通过同性婚姻的合法化！Joop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离世前和我登记结婚。对我们来说，法律的认可是对我们伴侣关系最好的佐证，比我们携手走过的那美好的二十五年更有深意。

总之，我请求您在国会动员紫色政党 【注：议会中除了基督教政党以外的执政党的统称 】尽快通过新法案。不要再纠结于哪种形式——同性婚姻还是同性注册伴侣关系更理想。大家已经对斯堪的纳维亚通过的同性注册伴侣关系有所了解，应该是更容易效仿才对。我们可以先推动法案的通过，再去研究同性婚姻的细节。反正不要再将同性注册伴侣关系束之高阁了。不然下一个十年，我们还将在等待中度过。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个 CDA（基民盟）不在执政的机会，失不再来。

对 Joop 来说，法案通过的可能性给他以希望，给他活下去的力量。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祝好，

Erwin van Lierop

当我的性取向被迫面对公众

早在我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之前，我的家人和朋友就了解了我的性取向。当一开始的震惊消退，我的生活并没受到太大影响。在我竞选国会议员的过程中，我对自己公开的同性恋身份如此习以为常，完全没考虑过把这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在市政竞选中，性向一般被忽略。

但在1994年5月的二院 【注：Tweede Kamer, 即下议院】竞选期间，不止一个人向我发问，“作为政治家，你支持同性恋吗？” 似乎这是一个会因个人身份或政治家身份而改变的话题。此中曲折是——这会消耗你的选票。一位来自南阿姆斯特丹的地方议员同事曾语重心长地说道，“你很有天赋，但你的性向会成为你政治生涯的阻碍。荷兰选民只关心住”小房、小树和小动物。”【注：”小房，小树和小动物”是荷兰俗语。意为普通人的生活。】

我的立场自始至终是公开的。我不想因为留有秘密而被抓住把柄。何必以另一个身份示人？我们作为人民的代表，不能面对自己，又如何去为TA人谋福利？我决定在大选前接受《同性恋报》（Gaykrant）的采访。选民在了解到我的背景之后，就能做出自己的判断。在采访期间，我并没有对自己的性向做过多的解释，它虽然对个人身份认同至关重要，但与二院的政治议题并不那么相关。

随后，Elsevier 报纸当时的记者Jaap Jansen 打电话找我，商量为 D66（民主66）候选人准备个人介绍图册的事情。他正准备写一篇关于有地方参政经验的 D66（民主66）国会候选人的文章。除了我之外，他也联系了 Hubert Fermina，Nicky van Riet 和 Pex Langenbert。我便约了 Jansen 在我家见面。

 “您对离开法院感到遗憾吗？对于国会的职务，您有何期待？ 您作为地方议会的党派主席（类似美国党鞭），有没有一个可靠的接班人？” Jansen 似乎对政党活动了如指掌。在文章里，他摆出了D66（民主66）亟待解决的难题，紧接着是市议会和1994年的国会竞选议题。根据党派的规定，候选人可以同时竞争两个职位，但不能同时担任两个职务。我们只能做出二选一的抉择。如果你选择了市议会的职务，那就不能进入国会。在党派鼎盛时期，很多竞选人做有两手准备。大家都认为党派的这种禁令过于严苛了。

去法庭的路上，我买了一份1993年9月18日的报纸。版面上标着标题 “D66的进退两难” 。这便是我以国会候选人身份参加的第一个采访的内容。里面写了些什么呢？不知道其他竞选人会作何评价？当我坐上了从 Sloterdijk火车站开往 Akkmaar 方向的火车后，我打开了这份报纸。文章占了两页的篇幅。右侧的版面上印有三张竞选人的黑白照片，我的位于中间。下面标着：“ Boris Dittrich，来自Alkmaar 的法官，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直言不讳。” 什么？！是不是我看花眼了？我把这几个粗体字整整读了五遍。我还扫了一眼文本。这篇文章压根没有提及我对地方议会、法院和司法议题的看法。在文章的结尾，我的名字又出现了：“D66 第一次出现公开性取向的同性恋者——这在国家政治圈层中还是及其罕见的。[…] 在D66为此表态之前[…] Alkmaarse 的法官、 南阿姆斯特丹地方党派主席 Boris Dittrich 认为，他的政治职务与此互不干扰。”

当天晚上，我给母亲通了电话。她听上去很焦虑。

“那，你已经读了 Elsevier 上的文章吗？” 我轻快地问道。空气凝滞了几秒。我感觉得到她在电话另一端的迟疑。

“你的父亲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公开谈论你的性取向。没有这个必要，是吧？”

我跟她讲了那次采访的过程。

“孩子，多个心眼儿。你还有很多和记者打交道的机会。Ta们不会为你着想，只会利用你。”

第二天，我给 Jaap Jansen 打了个电话。

“你都干了些什么？在采访的时候，我们完全就没有提到我的私生活。你为什么写了我的同性恋身份？你怎么就没写我作为法官和地方议员的工作情况呢？” 我的声音里透着愤怒。

“我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你不是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吗？那别人怎么就不能写出来呢？”

“因为你没有来征得我的许可。即便你知道我是同性恋，你也没有权利把它公之于众。是否跟公众表明自己的性取向本来由我自己决定，但你夺走了我的机会。”

Jansen 陷入了沉默。“抱歉。我没有想到这一层。我觉得你毫无保留的做法没错。这篇文章介绍了一些 D66（民主66）党派的新面孔，尤其是那些积极的政治活动家，那些需要在地方议会和国会之间做出选择的人。我确信很多选民会很敬重你的坦诚。这是它积极的一面。”

“但这不是重点。我的私生活只能由我自己来评论。出柜的时机只能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在你的整篇文章里，没有一点我们在那近一小时的采访里谈论的内容。我唯一读到的就是，我是个同性恋。整件事的处理让人很反感。我真没想到 Elsevier 是这么个水平。我觉得被利用了。”

Jansen 再次向我道了歉。我们又交换了好几次看法后，终于达成了一致。“过两周，我会写一篇关于几个大党的国会新候选人的文章，谈谈Ta们的工作，以及Ta们如何处理社会关系。我本来计划采访 D66（民主66）的另一位候选人，但改成采访你作为补偿。这样行吗？”

我同意了。既然我被迫公开出柜，接受他采访的新邀约似乎是个不错的补偿。谁知道这个新的宣传会不会让我在 D66（民主66）的竞选人名单上有更多优势呢。这个想法似乎成了我的安慰剂。渐渐地，我的怒气消散了，我开始有了些积极的想法。

“ 但这次我要赶在文章发表之前仔细读一读，” 我这样想。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从今往后，我都会要求重要的访谈给我修改草稿的权利。

1993年11月， Elsevier 精心策划的文章亮相。在这篇名为 《Weg met de grijze muizen! Generatie 1994: een nieuw soort kamerleden dient zich aan》(远离老面孔！1994 的一代：新的国会议员崭露头角）的文章里，我与 Agnes van Ardenne - van der Hoeven (CDA，基民盟) 、Oussama Cherribi (VVD，自民党) 和 Jan Willem Duyvendak (GroenLinks，绿党) 一起出现在彩色头像照里。这一次的采访清晰地将我作为法官的工作做了介绍，以我对国会议员职务的展望为核心，通篇的叙述都令人鼓舞。

同样在做竞选宣传的其他国会候选人看了文章后说， “你的宣传可真够多的，你是怎么让 Elsevier 接连两次采访你的？”

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说，“这种事儿就顺其自然。”

我在D66当司法事务发言人

旧党派的12位领导人经过年复一年地努力才将大多重要的政治议题纳入讨论。现在终于迎来了相对 “豪华” 的阵容。从1994年5月的竞选开始，两倍的人手将去分担同样多的任务。职务分配面临大调整，一时间人心浮动。没有哪位新人愿意因被卷入无意义的议题而沦为终身后座议员。两位经验丰富的议员 Jacob Kohnstamm 和 Aad Nuis 着手为大家列一个设想清单。这次用的是海牙政治界惯用的 “实话实说” 的方式——每一位议员代表都会被邀请参加单独面试的环节。在这个私下的对谈中，发言人有机会提出各种可能的设想 ，而对话的内容自然是不可外传。最终，Kohnstamm 和 Nuis 拟定的名单大概率会保留下来，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外不会改动。他们会因为某个请求而取消某发言人的政治责区，而这位发言人只能去谋得其他人的责区吗？这样的话，纸牌屋眨眼间倒塌，议会内的我党成员每个人都沾了一身腥。

这种私底下的“实话实说” 没奏效多久，跟职务如何分配相关的谣言很快就满天飞了。最有市场的便是那些最狂野的设想——某人好处拿到手软，而其他人一无所有。我们在热切的谈话、摔响的大门、费力的调和中度过了好几天时间。新人 Marijn de Koning 向报社讲述了她在光秃秃的国会走廊上痛哭的场景，她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更不清楚自己的政治前途在哪儿。

最终的名单终于以信件的形式寄到了我家庭住址。我成了 D66（民主66党）的司法事务发言人。我的责任范围到底是什么，在之后的一年多里一直是我跟Thom de Graaf的谈资。他是新任的警察事务发言人。如此一来，我们之间就有了对IRT事件【注：IRT 是 Interregionaal Recherche Team 的缩写。1993年底南荷兰/乌特勒支调查组因调查方式不规范而被解散】的讨论。谁该负责针对该事件的发言？是司法事务还是警察事务发言人？我们做出了合理的安排。De Graaf 将在 Maarten van Traa 领导的国会调查委员会担任副主席， 并进一步审查警察局和司法部采用的调查方式。作为我党代表，我与Van Traa 和内阁针对委员会的报告进行了辩论。

在这封信中，紧跟我姓名标出的职务“司法部门”之下，还罗列了子选项——“婚姻家庭法/同性恋政策”。

一位同僚问道， “你觉得提出同性恋政策合适吗？你就不怕被贴上国会同性恋的标签？”

我摇了摇头，“我还是在司法部门，光这个职务就够我忙了。所以不代表我马上就投身同性恋政策。”

“没准大家觉得你是在为自己谋福利呢，”

我表示不同意。“ 我们这儿的 Pieter ter Veer 是个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难道他就不能对农业和环境的关系做出合理的评估了吗？”

这个答案似乎奏效了，没有人再嘀咕些什么。但是在翻看了我在那段时间里写下的日记之后，我必须承认那时的自己并没有足够的自信。我当时应该默默接受分配给我的职务吗？Louise Groenman，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还会像在上届国会任期间做的那样，以其权威的身份推动对同性恋友好的宣传吗？心中的不安让我在最初的小组讨论中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犹豫不决。我的同性恋身份成了自己的绊脚石。

党内开启对同性婚姻议题的讨论

1994年之秋到来，我们都认为荷兰会迅速变“紫” 【注：由紫色党派执政,没有基督教党派参与 】。CDA（基民盟）终于不再是执政党。常年停滞不前的典型的 D66（民主66党）议题，像安乐死、公立教育职位改善、民选市长与公投都快速推进。1994年10月，我借着向国务秘书 Elisabeth Schmitz （PvdA，劳工党）询问司法预算的茬儿，满怀期待地问她是否能准备一份备忘录，列出接下来国家在家庭法上可能的变动。新的联合政府会怎么看待其他形式的家庭关系呢？

国务秘书为了准备周全派出了最得力的职员 Sylvia Wortmann（之后成为家庭法教授） 作为紫色党派发言人的特派员。

“我会在各部门走一圈，搞清备忘录中涉及的议题。”

众所周知，Wortmann 曾是基民盟党员，在家庭法话题上有很大的党内影响力。我同她一起在莱顿大学学习的法律。

“ 我会很乐意看到同性婚姻合法化。” 我回答说。

Wortmann 为难地望着我，解释道这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行的。

“但这正是我党想要实现的议题。”我虚张声势地说。“只认可异性婚姻形式的法律必须做出些改变，让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的婚姻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立法者又何必介意结婚者的性别呢？其实立法者对此无权干预。婚姻只不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纸合同。同性恋不应被排除在外。”

Wortmann摇了摇头。她认为同性婚姻 ”不可行“。如果两个女性结婚的话，她们又怎么能有自己的孩子？孩子会有两位母亲？婚姻与子女的权益紧密相关。给与同性恋另一种形式的法律认可，比如同性注册伴侣关系，不是更好吗。这样一来，同性恋就有了适合自己的法律条文，而绕过了所有的司法难题。这位政府职员试图干涉内阁备忘录的做法激怒了我。

“是否可行，将由（民选的）政客而不是政府的职员决定。” 我说道。

1995年的家庭关系备忘录（ Leefvormen）出台之后，政府似乎决定推出一份注册伴侣关系的法律草案。部长们认为开放同性恋民事婚姻的选择过于大胆。在经过了与 Wortmann 的讨论之后，这个结果并不出乎我的意料。在子女问题上，内阁倾向于荷兰不做这方面的领头羊。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允许同性结婚，荷兰为什么就要在国际法律圈子里特立独行呢？

作为律师，我能很好地诠释政府的顾虑。如果把同性纳入婚姻的做法在国际上不被认可，那荷兰这么做的意义何在？这只会陷入奇怪的司法困境。比如两个男人在荷兰结婚了，并搬去法国居住，而法国是一个不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如果其中的一个男人决定再婚，并且是和一位女性，那么他在法国不会受到任何阻碍。因为在法国，同性恋婚姻是不被认可的，而在荷兰，这位男士就犯下了重婚罪。这样的困境会让律师们抓狂。

为了回应内阁的立场，我代表我党写了一份罗列了同性婚姻优势和劣势的备忘录。最好提出更多的疑问，而不是立马全盘接受得到的最终结果。因此我在党内建议对内阁提出开放同性婚姻的必要性，注册伴侣关系只能说是权宜之计。

即便如此，我还是两手准备。我其实在党内已经表示了接受注册伴侣的选项。毕竟这可以同斯堪的纳维亚的政策顺利对接，同时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而这两个选项之间的差别在于关系的终止。经过婚姻认证的两人必须到法院解除婚姻关系。而注册伴侣关系只需到市政登记处办理，因而更迅速。

我把整理的备忘录在周末寄给了每位党内成员，准备在周二的党内会议上对此讨论一番。然而，对同性婚姻的支持让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陷入了无休止的对利弊的思考中。我现在是该支持呢，还是该反对呢？司法对同性婚姻的异议确实像 Wortmann 的预见和内阁在家庭关系备忘录（Leefvormen）中总结的那样强烈吗？到底有多少男同和女同婚后会继续在荷兰居住，丝毫不受国外异议的影响呢？我们是否应该为了一小部分可能在国外遭遇困难的同志而舍弃更大的一群人？又或者，即使没有同性婚姻的问题，同性之间的结合一样会在国外碰壁？

我一直犹豫不决。星期六，我在 Albert Heijn 超市收银台前的队伍中思索道，婚姻应该是仅限于男女之间的事务。但不一会儿，拖着购物袋的我忽然想通了为什么男同和女同也应享有结婚的权利。我为什么心存疑虑？我在担心如果努力付诸东流后，会受到反对派异性恋同事的排挤吗？我在担心在余下的内阁任期中大家不能再无所顾忌地共事了吗？或者，我只是在试图避免一场国会的唇枪舌战，因为在 PvdA (劳工党)和 VVD（自民党）似乎没有开放同性婚姻的任何迹象？

D66终于对开放同性婚姻表态

星期一的早晨，即使并没有任何的会议安排，我还是决定到二院走一趟。说不定会撞见哪个我党的党员，为周二会议上的情况摸摸底。直到现在，我还没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打过照面。我在为我党写备忘录的时候，完全是在头脑中独自拆解难题。对于一个大家不那么敏感的话题，我通常会事先演练如何提出我的建议。充分的事前准备会更容易预见党务会议上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同时也能发现同盟，有时你会投上对他人意义深远的一票作为交换。在这次的情形下，我不敢僭越。

在入口处，我遇见了 Bert Bakker。他的职务主要是负责社会和经济议题，而我是司法事务发言人，因此我们的交集不多。在我们党内每周的例会上，他总是坐在 Marcus Bakkerzaal【 注：以马库斯·巴克命名的大厅】会议桌的另一头。我们之间几乎没有过交流，因此只能算认识。我知道他结了婚，不久前迎接了第四个孩子的到来。我问他对我的备忘录有什么看法。

“哪份？” 他问我。

“那份关于同性婚姻的。我周末寄给你们了。”

“我还没读呢，最近忙到不行。”

Bakker 问我有没有随身带着一份。我在文件包里翻了一阵，给他找了几页出来。

“我快速读一下。反正也不长，是吧？” 他问道，深呼一口气。

他让手指在字里行间滑动，有时大声地念几个词出来。与此同时，我站在他的办公室里，打量着四周。墙壁光秃秃的，文件柜的门没关，档案和纸张多到溢出来；一只烟屁股掐灭在烟灰缸里。我瞥了他一眼，他正站在房间的正中专心读着。很快，评语就会被宣布。这就像我小学的时候，有时在课桌边等着老师批改作业的场景。

“Boris” Bert 说道。他把眼镜往鼻子上推了推，盯着我看。看上去，他急切地想给我打个零分，实际上，他给了我一个惊喜。

“我百分百支持。同性恋当然可以结婚了。基民盟每次都阻挡着议题的推进。现在是突破的时候了。《同性恋报》反复讲这事儿多年了。”

“你会去读《同性恋报》？” 我吃惊地问。

“老兄，一期《同性恋报》寄到我家的时候，我们都抢着看。Henk Krol 曾在二院做 VVD（自民党）的发言人。后来他做《同性恋报》的总监，从零开始做出了一番成就。最可贵的是，他为特殊人群服务并以此为己任。”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位四个孩子的父亲竟然读一份全国发行的同性恋报纸？“我特别高兴你们竟然还订阅了这份报纸。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Bert 把他的眼镜又推回到了鼻子尖上。“我觉得，你有很多的偏见。你凭什么认为我们异性恋就不会关心同性恋的想法呢？”

“有道理。”我几乎是反省地喃喃道，“我正是做了平时别人会做的让我反感的事。”

“明天我会在会上支持你，虽然这事儿的确有点棘手。我知道，有些人认为同性婚姻的做法过头了。”

第二天，党内会议像往常一样晚点了。随后，我们加时讨论了几个前几天日程表上的事务，其他的议题被顺延。我的备忘录被拖到几乎2点钟，也就是响铃和进入问答环节的时刻。我惊慌地看到 Bert Bakker 站了起来，急匆匆地离开会议厅。

“我必须去拿一份关于残疾人低保的请愿书。” 他自顾自地说了一句，就走掉了。

“注册伴侣关系怎么就不行呢？结婚只是一个陈旧的制度。我个人不理解为什么同性恋痴迷于此。我就是反对同性婚姻。如果对新的人群开放，这个制度会越来越强势, 而它其实需要慢慢地退场。” Francine Giskes 说道。

几个其他的党员也说出了他们的想法。“婚姻一直是男女关系的维系。我们现在真的需要做出改变吗？我们就没有更重要的议题需要讨论吗？”

我环顾四周，23个党员中越来越多的人起身离去。他们的座位空了下来。在留下来的人里，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人数大抵持平。

“我仔细地听了大家的讨论。我建议，我会跟进一份备忘录，这样我们可以在下周的会上继续讨论，然后做出决定。”我这么说。主持会议的是 Gerrit-Jan Wolffensperger 。可以看得出，他急着要到二院会议厅去。我的建议正中他的下怀。宝贵的时间被节省了出来，用来谈论几个家庭方面的议题。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一周过去，大家又都出现在马库斯·巴克厅（Marcus Bakkerzaal ）Ta们惯常的席位里。这一次当话题被提上议程的时候， Bert Bakker 还在场。Wolffensperger 匆忙地环视了四周。

“今天的日程很满。上周我们已经在同性婚姻的讨论上花了特别多的时间。现在仍需要顺着 Boris 准备的新备忘录继续谈下去，还是马上做决定？”

我看向 Bert。他正在埋头整理一堆信件。我觉得他压根就没在听。“ Bert”，我小声叫了叫他。他抬起头来。“同性婚姻”，我提醒。他点头，按下了话筒键，一骑绝尘。他关于开放同性婚姻的演讲别开生面；说法也很有见地。随后，我们的金融事务发言人 Gerrit Ybema 请求发言。

“我同意 Bert 的观点。我的确认为婚姻是一个过时的制度，但既然它还存在，每个人就应当拥有使用它的权利。假如这个制度不存在，又假如这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婚姻是今天才有的，你们就不会想到要把同性恋排除在外了吧？此外，我们要从政治视角出发考虑这个议题。开放同性婚姻的决定实际上理清了我们与基民盟的关系。这样一来，选民就明白谁做执政党关系重大。这并不是一件 “两害相权取其轻” 的事儿。”  

从上星期就压在心中的大石头落地了。我在 Bert 和 Gerrit 的鼓舞之下力排众议。我听从了自己想要为开放同性婚姻而战的内心；超市收银台的队伍前攫住我的困扰已被抛在了脑后。

“最终，是情感在作祟。但我们不能被情感主导。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问题。”

我向党内成员寻求支持。现在，大多数人都表示了赞同。我党做出了开放同性婚姻的决定。

会议结束后，紧接着是口头质询的环节，这时国会记者和议员们挤满了会议厅的走廊。透过国会大厦的玻璃窗，可以看得到外面广场上滑滑板的人。Ta们坐在宪法纪念碑上，喝着一大瓶可乐。纪念碑的大理石上刻着宪法第一条的内容：“ 所有人都应在平等条件下受到平等待遇，不得因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种族、性别的不同或其他任何理由而受歧视。” 这些年轻人踩着滑板溜下纪念碑，试着做出空中转体的动作。

对那些想要提高某个话题的媒体曝光率的议员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质询时段出现在这个走廊上。在这儿，记者们可以获得刚出炉的消息，也可以获知将要展开的政治议题。哪些政治议题比较重要，经过了大家反复地探讨。这个走廊说穿了就是一个交换信息的集市。有时为了换取一份报道，值得透露一些政治敏感问题。《大众日报》(Algemeen Dagblad）的国会记者 Wilco Boom 向我发问，

“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有政治价值的决议出来？“

我告诉了他我党的决定。

“这个我想写一篇。这是件新鲜事。D66 可是第一个明确表态的政党。”

Boom 想要做一份独家新闻，因此请求我不要再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这样一来，《大众日报》将是这条新闻的首发。跟我党的发言人 Cees Dietz 商量之后，我答应了他。从曝光率的角度来说，接受一家国家级日报的采访，比在几家小报纸分别发布的效果要好很多。

采访面世后，大家的反馈接踵而至。在议会里，在大街上，人们向我询问。“我们不久就能结婚了？”一个信件收发室的男孩问我。这些反馈中，最让人铭记在心的便是一封来自 Erwin van Lierop 的信。是他让我对自己曾记录下的想法坚信不疑——必须开放同性婚姻。

某些不可容忍的声音

那是1996年国会夏季休会前的最后一天。形形色色的会议排满了国会日程。这天晚上，我们需要对所有当天提交的动议进行投票。此后，便是备受期待的夏日长假。出于巧合，那天我正好没有任何会议安排。我收拾了一下办公室，处理掉了最近的信件。《同性恋报》的记者 Hans van der Verde 打电话给我。“我们刚收到一份杂志《新革命》（Nieuwe Revu）编辑部传真过来的采访，访谈对象是改革政治联盟 【注：Reformatorische Politieke Federatie, RPF，并入基督教联盟 】党的主席 Leen van Dijke 【注：fractievoorzitter二院党派主席 】。我们希望同性政策发言人能对此发表些看法。《新革命》明天出刊。

我表示，只能在亲自读了这份 Van Dijke 授权的采访文章之后才能点评。《同性恋报》就把那篇文章传真了过来。他在其中这样说道，“为什么违反圣经第七诫与偷窃行为，比如从政府那里窃取福利相比，会更糟糕？对，凭什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会比小偷高尚？”

我真不敢相信， Van Dijke 本人用这样居高临下的口气评价同性恋。在给《同性恋报》回电话并给出反馈之前，我想自己去会会他。我在午休快结束的时候，在二院会议厅里见到了他。我问道，“你真的把同性恋和小偷、诈骗犯比作了一丘之貉？”

Van Dijke 承认他跟记者说了这样的话，同时表示采访是得到了批准的。

“你难道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侮辱同性恋吗？你身为一位党主席都如此在采访中表态，那其他对同性恋有敌意的人又会做出些什么来？这是在合法化恐同行为。”

这位改革政治联盟党的主席对此不以为然。

“ 你不必这样看。你是同性恋，并且已经公开了这一事实。我不赞同这种生活方式。它对社会中的年轻人产生不良影响，并且违背上帝的旨意。这是我的观点，并且我坚持这样认为。但我不针对你个人。我们的合作也不应受到影响。”

我怒不可遏。“ 从未有人对我说过，Ta不赞同我的生活方式；也从没有人将我比作骗子和小偷。我认为你的言论是具有侮辱性和危险的，你才是对社会有不良影响的那个人。”

我大步走开，留下 Van Dijke 一个人坐在椅子上。

我手持笔纸，穿过了1996年6月27日那条非常拥挤的走廊。我起草了一份与 Van Dijke 的言论划清界限的稿件。正因为他以党派主席的身份接受了采访，最好请他的党派主席同僚们来为这封信署名。按计划，这封信应当被传真到荷兰新闻通讯社（ANP），确保在《新革命》的文章刊出时，其他党派主席对此的反驳也一同露面。我希望能以此来中和 Van Dijke 言论的危害。

谁知道这份信件的起草会如此劳心劳力。基民盟的主席 Enneüs Heerma认为我的言辞过于尖刻。等我刚让 Wolffensperger 和 Frits Bolkestein（VVD,自民党）在改好的信上署了名， PvdA（劳工党）主席 Jacques Wallage 要求在其中明确引用刑法典。否则，他拒不签字。稿件又一次地被修改了。这次，我又遭遇了 GroenLinks（绿党) 党主席 Paul Rosenmöller 的犹豫不决。他认为既然大家都签了字， 就也要签，其实让他签字的意义并不大。当我把稿件的新版本再一次带给 Bolkestein（VVD，自民党主席）签字的时候，他抱怨道这是他为此签的最后一次，过期不候。终于，再一次轮到 Heerma （基民盟主席）签。她说，“Leen van Dijke 刚才道了歉，我觉得就到此为止吧。”

我已经在各党主席之间周旋得够够儿的，就删掉了 Heerma 的名字。即便没有基民盟的参与，这封带着其他人署名的信已经足够发表了。   

尊敬的Van Dijke先生，

我们拜读了您近日接受《Nieuwe Revu》（《新革命》）的采访报道。在该报道中，您对同性恋者发表了一些言论，并将同性恋群体与小偷、诈骗犯等群体相提并论。当被再次问道此事时，您表示仍然支持以上言论。

作为您在二院的同事，我们对此言论深感失望，并且特此向您发出联名信。宪法第一条郑重声明：所有在荷兰的公民都应被平等对待。任何针对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种族、性别或者其他类别的歧视都是不被允许的。

此外，刑法第429条也同样声明：任何人在工作场合、职业或者商业活动中，因为他人的种族、宗教、信仰、性别、性取向等而对其进行歧视，是要遭受处罚的。

您的同事们，

Wolffensperger (D66), Wallage (PvdA), Bolkestein (VVD), Rosenmoller (GroenLinks), Nijpels-Hezemans (Senioren 2000) en Marijnissen (SP).

当我正在把该联名信投入国会议员们的信箱中时，我看到了 Van Dijke 先生的一封公开回信，而我当时仍在散发此联名信。很显然，我们之前的意思之一已经传达到了 Van Dijke 那儿。在他的回应中，有一段写道：

我的原意并非是要将同性行为与犯罪相提并论。我仅认为此种生活方式不在我从圣经上了解到的规范框架之内。此外，就如许多其他的基督徒一样，我仅仅是声明我们应该拒绝同性行为。这并未有何特别之处，因为我也拒绝其他与基督徒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行为，比如欺骗或者通奸。这并不表示我特意针对某个有此行为的个人。[…]

第二天，各大媒体报道了《新革命》报对 Van Dijke 的采访, 并同时介绍了其他党派领导们的观点。因此，Van Dijke 对同性恋的言论立即被政治化，他造成的社会伤害也被降至最低。出人意料的是，我得到了支持。RPF青年团公开与其党领导保持距离，并且声明，即使是基督徒，也应反对对同性恋群体的社会歧视。

在这采访之后，Van Dijke 就收到了被指歧视与侮辱的诉状。然而，该案检察官并不想对其进行起诉，因为在其1996年6月17日的信中，Van Dijke 进行了道歉。但是，投诉者对此并不认同并且在海牙法院进行了申诉。法院认为起诉 Van Dijke 理由充分。因而该位党主席被带到了法庭并被处以罚款，因为宗教自由并不是侮辱他人的通行证。宗教自由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根据法院判决，Van Dijke 已经触犯了相关法律。Van Dijke 对判决不服，上诉至高等法院，高等法院驳回海牙法院的判决，理由是他的言论在宗教允许的框架范围之内。最高法院也不认为高等法院有所误判，并且维持高等法院的判决。自此之后，Van Dijke 事件为其他人以宗教之名谴责同性恋者铺平了道路。

宪法中的反歧视条款与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有所冲突。2001年5月，荷兰清真寺中的很多阿訇对同性恋公开置评。在电视节目NOVA中，当被问到大城市中不断增长的青少年移民针对同性恋们的暴力事件时，鹿特丹的 Khalil El-Moumni 阿訇毫不隐晦：“这是一种病，有害且具传染性。同性恋们危害了我们的年轻人和社会。荷兰社会已经面临老龄化，如果男男或女女同居，出生率会进一步下降。”当时， El-Moumni 并未试图将自己与恐同暴力保持距离。在该电视节目中，我力争道：我们应该给阿訇们设立一个强制性的融入课程，从而让他们至少对荷兰的价值观与规范有所了解。在荷兰，意见可以相左，但是对话时必须对对方保持尊重。

在随后的媒体评论中，这些阿訇们的言论立即与 Van Dijke 的言论被带至台前，并被谴责。同时，检察人员也声明即将对阿訇们言论中的侮辱与歧视进行刑事调查。大城市与融入事物部长 Roger van Boxtel 也邀请阿訇们开展深入对话。在一个每周例行发布会中，Kok 首相（PvdA，工党）也对阿訇们的言论进行严厉批评。其中，他提到：“阿訇们已经跨过红线。他们的言论严重伤害了很多人。我认为，该类言行是不能被我们的社会所允许的。这个国家有宗教自由，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必须彼此尊重。我们是一个包容的国家，但是此次事件绝对超出容忍范围。我们不能允许如此言行，即使他们来自远方。如果人们继续这样做，那将引起巨大的问题，并将带来社会裂痕。我认为该类言论问题严重，因为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他们会煽动暴力，甚至也会引起他们社区内部的暴力活动。Van Boxtel 部长也将代表我与阿訇座谈，将此警告传达到位。”

二院多数支持，但政府拒绝执行

1996年，将注册伴侣写入民法中的提案被提交至下议院并被顺利通过与实施。在该提案的结辩中，我声明道：该类型身份的认可只是D66（民主66党）的中间路线。我当时认为，同性伴侣若是可以在亲友的见证下，于市政厅将他们的伴侣关系合法化，这将具有重大意义。做到这一点，大众才会习惯俩位男士或者俩位女士在公共场合的亲密举止。也许，当人们意识到，法律的现代化并不会给荷兰带来灾难时，我们才能进一步的推进同性婚姻的合法性。

Mieke van der Burg (PvdA，工党) 和 Annelize van der Stoel (VVD，自民党)是我当时在联席内阁中的俩位同盟发言人。自1995年家庭关系备忘录（leefvormen）发布之后，我们决定在国会辩论中结盟，一起致力于将家庭法进一步现代化，以减少同性婚姻法案的阻力。一旦我们仨中的任何一人立场有所动摇，我们的对手就会加大他们的攻击力度。我们仨经常与司法部国务秘书 Elisabeth Schmitz 会面。

她的办公室临近 Sorgdrager 部长的办公室，在司法部大楼低层一条狭长阴暗的走廊尽头。

“为什么此届政府一直否决同性婚姻法案？” 我不止一次在会面中向Schimtz 发问。“我知道 Winnie Sorgdrager 和其他 D66 的部长们并不反对。”

国务秘书叼着雪茄走近她的办公室。她答道，同性婚姻会被外国人难以接受，并且对于一些工党和 VVD（自民党）的部长大臣来说，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但是，政府不是也一直对外宣传软性毒品和硬性毒品的区别吗？尽管国外批评不断，我们不是也不打算关闭所有大麻店吗？为什么在毒品事宜上，国外的批评可以被忽略，而在同性婚姻上却成为了障碍？” Schimitz 回答道：“这俩者没有可比性。”

我不甘退让道：“与俩个议题的可比性无关，这事关俩个议题各自在政府层面的优先性。这个你可以好好权衡一下。“

在一次二院关于家庭法现代化的辩论中，我与 Mieke van der Burg 一起，提交了一份提案，督促政府召集各领域的智识人士，于1997年8月1日前组建一个重量级委员会，起草同性婚姻法案。Annelize van der Stoel 当时无法代表 VVD（自民党）签此提案，因为二院 VVD（自民党）议员已然分成俩大阵营。无论如何，二院大多数议员都于1996年4月16日投票支持此提议。Schmitz 接受此提议时，同时回应道，同性婚姻立法走的步伐太快。

但是，由奈梅亨教授 Kortmann 领导的非正式委员会很快成立。根据 Jaap Jansen 于1996年4月20日发表在 Elsevier上的一篇文章，下议院希望该委员会尽快被正式认可，因为此次议题涉及面颇广。事实上，这严重打脸国务秘书 Schmitz 及其负责此案的下属 CDA（基民盟）成员 Sylvia Wortmann。

委员会的报告花费的时间比承诺的更久。下议院因而对国务秘书进行施压。已经不能再延迟了，因为1998年5月的大选临近，而我们仨位代言人迫切希望亲自就此报告在二院进行辩论。最终，Kortmann 及其同事出台了俩份不同的观点总结。委员会中5位成员支持同性婚姻，而另外三位反对，这其中包括 Kortmann 以及 Dorien Pessers 律师。Pesser 随后在其人民报专栏中就其观点作出解释。

尽管意见不统一，该份报告还是给了政界一定的空间，因为报告显示并没有法律条款阻碍同性婚姻。工党与自民党内部的反对者们自然也被致以致命一击。在针对该报告的辩论中，Mieke van der Burg 与我再次提交了一份提案。Annelize van der Stoel 此时终于可以代表自民党的二院议员们签署此提议了。此外，在下议院只有5个坐席的左翼绿党也欣然加入我们，并且联名签署此提议。这场辩论在最后一刻开启：在选举换届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中，我们对该报告进行了讨论。

1998年4月16日，在点名投票中，有82位议员支持，以及55名议员反对。自民党中有很多议员投票反对，包括时任自民党党首 Bolkestein 以及后来的司法部长 Korthals.

“这届内阁要做什么？”来自海牙的 Wouke van Scherrenburg 女士质问司法部国务秘书。

Schmitz 谨慎回答道，同性婚姻合法化至今仍被拒绝是居于各种原则性问题，并且走在世界前列似乎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她会在内阁中再次就此议题进行探讨。该动议最终是否会被付诸执行？国务秘书并不敢对此给予一个肯定的承诺。

会议室后面的走廊上传播着各种流言。Wim Kok 会反对的吧。他可不想总是在国外被各种奇葩的荷兰热点缠绕，比如大麻店或者同性婚姻。并且女王也不会坐视不管，任由国务秘书苦苦支撑。

当二院的大多数议员都支持一项提案，但是政府却拒绝执行议会的意愿时，一个国会议员可以做点什么呢？作为终极武器，二院可以解散内阁并且强制举行新一轮大选。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大选即将于几周后进行。所以，我们应该想点办法推动政府去执行同性婚姻合法化事宜。如果 D66（民主66党）无法进入下届内阁，而据工党和自民党高层的风向来看，如果内阁不执行，同性婚姻法案难免胎死腹中，我对此深信不疑。

开放同性婚姻被录入执行协议中

选举活动在 Els Borst 的带领下朝着第二个紫色内阁的方向努力。我们对外传递的消息是，没有 D66 （民主66党） 的合作，已经成功的第一届紫色内阁将无法继续它的成功。在选举前的民意测试中，我们党的位置徘徊在90年代出的水平，即大概十一个席位。党内的领导层觉得这个数字不足以让我们党能够继续参加执政。在投票日1998年5月6日的前几天，Els Borst 宣布，如果我们党的席位不超过十三席的话，第二届紫色内阁将无法组建【注:即D66 （民主66党） 不会参与执政】。我们想用这个策略做出最后努力，想从 PvdA（劳工党） 和 VVD（自民党）那里再争取一些选民。选民们如果怕自己所投票的党无法进入内阁执政，而浪费了自己的选票，因而策略性地投票的话，我们的损失会小一些。【注：策略性投票的意思是，因为不想浪费自己的选票，而投票给胜算几率较高的政党】

1998年5月6日投票结束后我们最终得到了十四个席位。这对比原有的席位，其实意味着十个席位的苦涩损失。但是不管怎么说，比起几个月以来民意测试中预计的十一席，还算多了三个席位。这样的选举结果中，我们找到了加入组建内阁谈判的合理性。选民们想看到第二届紫色内阁，显然是因为 PvdA（劳工党） 和 VVD（自民党）大规模地胜出了。我们不想不惜代价地为了执政而执政。这个两党内阁不需要我们的席位也可以取得多数，这样的话我们在内阁中的地位，相比第一届紫色内阁，就被大大地改变了。党内领导的一部分人，觉得我们更应该在在野党中寻找我们的位置。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失败转变成强项呢？如果 PvdA（劳工党）和VVD（自民党）想要我们联合执政的话，他们就必须要为我们也献出点什么”，我们组阁谈判小组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列了个单子，上面都是对D66（民主66党）最为重要的议题。只有在我们跟联合执政的合伙人们就此达成了良好协议之后，我们才会参加新执政纲领的谈判。这个单子上的议题包括：一个关于修正性全民公投的立法，市长民选而不是由皇室任命的可能性，一个良好的安乐死立法，预期可以实现的对教育和医疗领域更高的政府支出。【注：修正性全民公投是全民公投的一种。这种公投的结果可以改变政府即将实施的某种政策。】

PvdA（劳工党）和VVD（自民党）对外的表态是，他们热烈欢迎 D66（民主66党）联合执政。于是我们的这些合理要求被接收，貌似没问题了。但是关上门之后，政治上的朋友往往是最强悍的反对方。关于修正性全民公投的立法，虽然自民党不甚喜欢，我们还是达成了协议。一年之后，这个内阁在自民党议员 Wiegel 投了修正性全民公投的反对票的时候还是倒台了。他的投票在一院争取三分之二的多数投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Wiegel 的这张反对票，感觉像次背叛，当时的首相 Kok 在事后分析的时候如此评论到。【Wim Kok 第二届紫色内阁的首相，属于 PvdA（劳工党）】

再说1998年5月的组阁，关于其他议题的谈判已经开始了。尽快组阁的压力非常之大。Thom de Graaf，大选几天后被 Els Borst 推出的我党最新标杆人物，代表我党进行谈判。有的时候他一天之内几次会从穿过二院，去一院与组阁负责人 Kok 还有 Wallage【注：PvdA（劳工党）】以及 Bolkstgein【注：VVD（自民党）】商议最重要的那些议题。只要 D66（民主66党）还没有正式宣布将会联合执政，我们就还有机会继续赢得对我们来说重要的议题。在这个阶段中，其他党派都对我们甜言蜜语。他们想要 D66 联合执政，因为我们如果在野的话，会有再次壮大的机会。【注：荷兰政界的一个说法是，只要执政，就要减半。说的是联合执政的小党，在执政之后的下一次大选中往往会失去一半的席位。因此作为在野党则会壮大，而不是被削弱。】他们这种争取我们合作的态度，保证了他们对自己党派不甚重要的议题上，会对 D66（民主66党）做出认真的让步。对我来说，这样的谈判阶段真的是黄金般珍贵的机会。

我们现在越是得到各种让步，就越难退出这个谈判了。在如此深入的谈判之后，劳工党和自民党不与我们联合执政(也就不用实现对我们做出的承诺)，几乎不可想象。相反的，作为在野党来反对一个支持本党很多政策的内阁，也是个非常不美妙的前景。于是我们三个党在谈判中紧紧相依。

在 D66（民主66党）的候选名单上我最后名列第四位，居然还排在 Hans van Mierlo【注：D66的发起人之一，公认为 D66之父】前面一位。那个夏天我们每天在 De Graaf 的办公室里商量组阁谈判的事情。我起草了一份文件，其中我说明了为什么同性恋婚姻应该在组阁谈判中占有一席之地。1996年4月16日 PvdA（劳工党）和 D66（民主66党）共同提出的关于开放同性婚姻的动议在二院中取得了多数，但是内阁决定不执行动议。两年后提出的要求政府在1999年1月1日之前合法化同性婚姻合的动议，同样取得了二院多数，但是内阁再次沉默。D66（民主66党）的竞选纲领再次明确提出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于是我有所有的理由在组阁谈判中再次争取一下。有了我这份文件的武装，De Graaf 穿过二院，去一院的楼里谈判了。没多久他就回来了。

“怎么样？” 我问他。

“搞定了。几乎马上。Wallage 和Bolkestein 谁也不反对。Kok 也没反对。要是所有的议题都这么容易就搞定的话，那最后我们会得到一个梦寐以求的执政协议。”

那个晚上，周五，1998年5月29日，我坐在电视前。电视节目“每日海牙” 都会报道每天组阁谈判的进展。紫色内阁组阁谈判的第一阶段成果当晚在一院的 Noenzaal 被公布于众。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Thom de Graaf 发言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弄妥了同性婚姻。还有同性伴侣的领养权。”

Bolkestein 被问到，既然他对前两次的动议都投了反对票，这次谈判中为什么同意了 D66（民主66党）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建议呢？他解释道，“我的个人观点与此无关。我在谈判中捍卫了我们党内的多数派主张。”

原来总是不绝于耳的一种反对同性婚姻的论调，即同性婚姻会使荷兰在世界上置于孤立境地，现在也听不到了。Wim Kok 作为组阁谈判的带头人，把同性婚姻记录到了执政协议中，所有的谈判人员在执政协议上签了字。Thom de Graaf 特别出色地完成了谈判任务，我们的很多议题都被列入了执政协议之中。之后被委任的内阁部长和国务秘书们，必须公开表态，将执行这个执政协议。这份执政协议被送交二院的各个党派批准。除此之外的第三方对此没有任何干预权。

开放同性婚姻立法通过

在报纸AD的记者 Redmar Kooistra 和 Stephen Koole 的书 《Beatrix:一个自有主张的女王的影响力和权力》中，他们尝试解释一件发生在第一届紫色内阁的国务秘书 Schmitz 身上的一件事情。他曾经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其阐述的理由不甚合理，其根据也在几周后不再成立。书中描述了 Beatrix女王在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过程中活跃的运作。女王的生活理念中，同性婚姻无一是处，她同时强调同性伴侣领养孩子会带来的影响。她认为这个两个问题会在国外导致严重的误会。在书中，作者描述道，Schmitz 对女王的干预颇为敏感。我自己并不了解女王的想法究竟如何，但是把同性婚姻合法化纳入执政协议之后，之后的相关立法就是小菜一碟了。因为执政的三个政党掌握了二院多数，从国会议事伊始，这两个立法就可以确定能通过了。司法部新任的国务秘书 Job Cohen（劳工党）将代表内阁宣布立法成功。

“但是政治家们所做的不仅仅是给彼此制造痛苦。今天晚上，我们的社会被改变了。如果重要的事情你不记录不宣布的话，人们怎么会知道呢？你想的话，可以去报道另外的政治新闻！” 之后他的车门关上了。【此处着笔Cohen典型的荷兰式清醒低调的幽默感。政治家们还是可以合作的。虽然是历史性的新闻，看不看由你】

2000年9月12日“开放同性婚姻” 的立法在二院以一百零九票支持对三十三票反对通过了，并且交付一院进行批准。一院对此在2000年12月进行了辩论。从观众席上我看到 Job Cohen 非常有说服力的回答了很多尖锐的提问。这是他作为司法部国务秘书的最后一次辩论了，因为劳工党的高层已经把他空降到阿姆斯特丹担任市长。在 Wim Kok 领导的内阁已经批准了这个任命。

2001年4月1日新法生效。Cohen 在国际媒体面前以阿姆斯特丹市公职人员的身份，见证了第一个同性婚礼的举行。在《同性恋报》的协助下，阿姆斯特丹市政府邀请了所有为新法做出努力的人作为嘉宾。

Cohen 在3月31日的接近凌晨的时刻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在凌晨前两分钟结束。在观众席发出的掌声，首先表达了对他讲话的感谢，但是慢慢地掌声更像是在庆祝解放。在有节奏的掌声中在座的所有人把4月1日前的那一分钟送入了历史。新的时代开始了。在摄像机耀眼的灯光下，四伴侣对彼此说了“我愿意。”

这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庆祝。

典礼之后的阿姆斯特丹政府在市政厅组织了一场充满了节庆气氛的接待会。当走上楼梯的时候，我碰到了在外面的广场的大屏幕上观看了婚礼的一群人。市政厅里实在是容纳不下所有的人了。一个年龄稍长的人走出了人群，向我示意。 “我想向你介绍下我自己。我曾经给你写了几封信。我的名字是 Erwin van Lierop。” 我们握了手。 “多么美好的一个晚上。”他说，“终于成功了。” “在外面能看清楚吗？” 他点了点头。我们一起上了楼，走到了一派欢快的庆祝中。四对新人打开香槟切了一个巨大的粉色结婚蛋糕。摄影师们挤来挤去，把这个时刻记录下来。 在我们面前，一个司法部的官员手中拿着紫色的花束，在祝福新人们。 花束上的卡片上写着，“来自紫色内阁”。 向新人祝福的人群慢慢向前移动的时候，我问 Van Lierop，“你的朋友Joop 怎么样了？他今天没法一起来吗？” 他抓住了我的上臂。 “Joop 没能等到这一天。立法的过程还是太长了。他一月份去世了。”在我们面前，人们亲吻着，笑着，喊着。这是一个节日。“但我是为了 Joop 而来的，”他加了一句，“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愿意错过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