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67）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总是把非正常现象当做不可撼动的游戏规则，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让人害怕打击报复，恐惧笼上心头，把医务人员锻造为官僚机器上忠于职守的一个个部件，使人的工具（技术）价值成为终极价值的组织目标。尽管平庸的恶是一种特殊的、非人格化的罪恶，但是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制度或组织之恶。

      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长期漠视任何和平表达的诉求，眼中只见权力却不见滥权激化背后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眼中只见医患暴力和医医之间的暴力而不见无制约权力导致的不公不义，更不愿意公开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等权贵圈的存在本身就是制度滥权最直接受益者。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医患的伤亡没有唤醒非伤亡同胞对自身合理权益的追求，反而被多年的逆向淘汰训练和操纵利诱成扭曲的怪状，致使相信自由民主价值的人突然发现他们是如此不被理解和孤立。大陆长年的国民教育，终于透过医务人员吃喝玩乐和经济利诱修成正果？

       真正的国民教育是将不同议题罗列事实、材料和有关报道，展现并分析不同立场人士的观点。通识教育要求医务人员和患者多角度思考，因此扮作立场不同的医患人士进行辩论。政治立场是一个成熟公民有的素质，这不是一个问题，正如你不会觉得医生是亲建制派的，就会觉得他不会医一个民主派的人。要学会观点立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足够的论证去证明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

      通识教育要求医患不要将一切视作理所当然，不会去假定有权力的人（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领导）做的事一定是对的，不假定我们一定不可以质疑它们，这才是国民通识教育对医患最大的启蒙。 国民通识教育应该让医患更关心社会议题，尝试了解各种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背后原因。

       所以，大陆国民通识教育应该给医患不同的资料，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考方向，让医患较易处理资讯，避免变得激进或无从入手。正是由于大陆缺乏通识教育导致患者和医务人员激进化，而一种所谓唱好式的国民教育，你教医患一件事，医患可能会质疑十件事，不提高公民意识的国民通识教育只会越教越差。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