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热爱统计

统计学与概率论携手，改变了现代人看待命运的态度。然而，命运观的改变摆脱不了“观察者效应”——我们考察命运的行为本身也会对命运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一效应涉及到了各种要素各个层次之间的错综关系。譬如客观与主观，譬如观念与实践，譬如秩序与权力，譬如正态与异常，譬如宏阔与细节，等等。当然，更少不了自身命运与他人命运的复杂交织。

不过恰如政治算术这一名词暗示的那样，如果没有权力的驱动，统计学将更多地停留在数学家的草稿里，或者蒙特卡罗的轮盘赌局中，而不会成为渗透社会生活改变人类命运的重要力量。

早在1686年，法国元帅沃邦侯爵（Sébastien de Vauban）就想像过统计学在统治者眼中应有的魅力。他在上呈“太阳王”路易十四的一份人口统计报告里写道：“君主在每年一个固定的时刻能够知道全部臣民的数量，以及各地的资源，富裕和贫困的状况；不同地区的各级贵族，还有牧师、律师、天主教徒以及其他宗教信徒的数量及分布情况，这不是一种很大的满足吗？……对于国王来说，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就可以用很短的时间了解他所统治的王国过去和现在的情形，确切地了解自己的权威、财富和力量是由什么构成的，难道不是一件既有意义又令人愉快的事情吗？”

如今看来，沃邦元帅的想象力仍显不足。权力热爱统计，绝非仅仅为了满足和愉悦。因为统计（即韦伯所说的算计）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

现代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一个合法垄断暴力的、控制特定人口、占有一定领土的集权组织。它是一种充分制度化的、非个人化的政治实体。

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王国或帝国，版图基本固定的现代国家要巩固政权与扩张权力，不再可能单纯地依靠征伐、封建和等级，而必然依靠它在领土范围内实施的普遍与统一的管制。统治者意识到，国家一贯关注的事务，例如充足的财政、都城的规划、权威的仪式，以及强大的军事，都必须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土壤中稳定持久地汲取资源。然而前提是，国家能够系统地收集到跟资源相关的那些信息——土地、矿产、林业、人口规模、构成、年龄、职业、社会和经济地位等等。一句话，没有统计学，国家就无法在社会中获得力量。

正因如此，统计学的社会应用总是以权力为中心慢慢扩展开来的。先是土地、人口与税赋，接着是国民的出生、寿命与死亡，再后来是士兵的身高、体重和胸围，再往后，则是疾病、疯癫、犯罪与自杀。最后，才扩展到像天气预报、体育运动、商品销售等领域。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国家气象局是由1870年的美国战备部创建的。还有一战期间的交战各方为何要统计应征入伍者的脖子粗细——因为不少新兵患有缺碘造成的甲状腺肿大，扣不上统一制服的领口。

权力把统计学打磨成了一种类似滤镜的工具。透过它，统治者不仅拥有了一个既广阔又简化的视野，同时功利而颟顸地以为世界本应如此。结果他们就像哲学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在《法国革命论》里嘲讽的那样，将一个国家划分为83个同样面积的四方形的大区，再把它们划分为1720个四方形的行政区，最终细分为6400个四方形的郡，以便他们更有效地治理。

另一方面，几乎是必然的，借助统治者视角的统计学不会满足于枯燥的数字。事实上，考察统计学的思想源头就会发现，那里从不缺乏出于功利目的的取舍，以及道德意义上的判断。18世纪的一位统计学家就说过，严格来讲统计学只提供事实，不负责解释因果。可是矛盾在于，只有经常利用这些结果，才能证明事实本身是重要的。再说了，如果不在恰当的时机引入一些生动有趣的东西，“比如渗入一些历史、原因和结果，那么统计学家的工作将完全枯燥无味。”

于是如同统计学的发展史所显示的那样，早在18世纪，以统计学的名义讨论排犹问题的文章就出现在公开的报纸上了。1769年，《通用犹太人表》、《地区性犹太家庭一览表》等统计表格已经成为普鲁士人口统计的常规内容。时隔170年，1941年德占时期的荷兰统计部门仍在编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分布图。

不仅如此，统计学还迎合了现代国家的两大原则：统一与理性。一方面，统治者总是要求在他的领土范围内，所有人的所有活动都要在他所制定的单一框架内。另一方面，统治者还要求，所有人的所有活动都要符合他所指导的特定目标。而这两方面的要求，统计学都大有用武之地。

略带夸张地讲，国家权力梦想的社会控制或技术治理，缺了统计学根本不行。它拭亮了统治者的鹰眼，还按照权力的需求，修正着被统治者的社会认知与自我认知。19世纪的思想家蒲鲁东（Pierre Proudhon）就说过，所谓“被统治”其实就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他说：“被统治就是在每一项操作、每一次交易、每一个行动中都被记录、登记、计数、定价、警告、预防、改革、调整和纠正。”而这一巨大的事实，难道不会左右我们大多数人的命运？

带着这一深切的困惑，人们对统计学产生了疑惧。大概就在蒲鲁东生活的那个时代，统计学开始遭受嘲弄。在当时的一部喜剧里，统计学家成为了观众的笑料。其中有一段对白是这样的：

“统计学家：夫人，统计学是一门现代的和实证的科学。它能够把最艰涩的事实说清楚。多亏了最近下了大气力的研究，我们终于知道1860年走过巴黎第九桥的寡妇的精确人数了。

贵妇：啊，这可太妙了。究竟有多少呢？

统计学家：一万三千四百九十八个……还有一个吃不太准。”

——当然，到了今天，新生的统计学可能不会遭到如此尖刻的嘲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