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或许很平淡

西闪/文

20多年前我读大学那时，很喜欢上微生物学的实验课。有趣，也有难度。记得一位老师被我们这群没头苍蝇一般的学生气得发疯，撩开衣角指着后腰说：“我都被你们急出带状疱疹啦！”华发颤颤，形容悲戚。还有一次，她指导我们培养口腔杂菌。用牛肉汤和琼脂制作培养基，各自对培养皿轻咳一声，然后将其置入培养箱，24小时后查看菌落多少。培养的结果相差无多，三三两两而已，惟独H同学的培养皿里黄黄绿绿一派繁荣，吓得大家很久不敢和他往来。不过后来也未见他生过什么病，传染过什么人。

唤醒记忆的是马丁·布莱泽（Martin J.Blaser）的著作《消失的微生物》。在本书中，他提到的知识点，就像启动记忆的按钮，频频触发我。现在我才知道，被中国人称作“蛇缠腰”或“皮蛇”的带状疱疹（herpes zoster），跟我小时候出的水痘，其实是同一种病毒引起的。通过呼吸被它感染的儿童，会发热出疹子，甚至浑身长水疱，两三周才会痊愈。然而病毒会在脊髓和外周神经里潜伏数十年，等到我们老了，一旦免疫系统变弱，就可能再度爆发。

至于H同学的培养皿，布莱泽也有答案。原来，我们每个人的体内微生物不仅像指纹一般独一无二，而且整体数量上也有很大差异。

被布莱泽唤醒的还有一大事实：微生物才是地球的真正主宰。30亿年前，是它们制造了氧气，奠定了生物圈。30亿年后，它们仍是地球生物量（biomass）的主体，其数量和质量都超过植物、鱼类、哺乳类、爬行类等等肉眼可见的生命形式的总和。不但如此，微生物的种类也极其繁多。同样是杆菌，大肠埃希菌与梭状芽孢杆菌的谱系差异，大过一棵玉米和一个人的差异。面对浩渺无垠的微生物世界，人类的确犹如沧海一粟。所以杰出的古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Gould）说，根本没有什么两栖动物的时代或者哺乳动物的时代，一切都是永恒的微生物时代的一部分，“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直至世界终结。”

在漫长的演化中，人类逐渐适应了这个世界，但群居规模的扩大，以及行为方式的改变，还是带来不少问题。譬如血液感染、食物中毒，以及大范围流行的传染病等等。这些问题，自有抗生素以来，似乎得到全面解决，然而从历史的维度看，那只是片刻的喘息。就在最近，2016年9月21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的193个成员国签署宣言，共同承诺管制抗生素，以对抗俗称“超级细菌”（superbugs）的抗生素抗药性病原体。可见人类与微生物的相处模式处在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专家们预测，抗生素的滥用如果不加控制，到2050年将有数亿人死于无药可救的细菌感染。

不过，超级细菌仅是这场危机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对自身与微生物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评估，未来必将更为黯淡。因为那些所谓的超级细菌并非天外来物，它们一直都存在。如果不是人类犯错，它们没有子嗣暴增和种群扩大的机会——《消失的微生物》的要点就在这里：检视微生物世界的现状，以及这一现状给我们造成的后果，继而在反思的基础上，调整人类与微生物相处的模式，防止比超级细菌更大的灾难将我们吞没。

毫无疑问这项工程相当浩大，不可能依靠少数人来完成。幸运的是，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十余个阵容强大的微生物研究项目已经展开或即将实施，有些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譬如美国的人类微生物组计划（Human Microbiome Project，HMP）、欧盟和中国的人类肠道宏基因组计划（Metagenomics of the Human Intestinal Tract，MetaHIT）等等。2015年10月，科学家们一致呼吁，实施国际微生物组研究计划(International Microbiome Initiative, IMI)。话音未落，2016年5月，奥巴马政府推出了“国家微生物组计划”（National Microbiome Initiative, NMI），启动资金高达1.2亿美元。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把《消失的微生物》看作上述工程的成果之一。作为人类微生物群系研究的先驱者，布莱泽在人类微生物组研究计划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该项目在纽约大学的负责人。显然，没有谁比他更适合来总结这场危机，并提出可能的解决之道了。

布莱泽首先提醒，一些本应成为常识的观念未能成为社会共识，导致我们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有失偏颇，滥用抗生素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我们总是忽略了地球是属于微生物的，并且我们也是。微生物不单是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是我们的组成部分。人体有30万亿个人类细胞，却有多达100万亿个细菌和真菌。也就是说，你我的身体有70%-90%是由微生物构成。它们加起来约有1.3千克，跟一个成年人的大脑差不多重。

从基因的角度看，情况更加清楚。我们身体的人类基因只有2.3万个，另外99%的基因都属于微生物。我们的基因在活动，它们的也一样，复制、转录、表达和调控，既维系着它们的生存，也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它们像热带雨林中的蕨类和萝藦，看起来微不足道，却是维系生态平衡不可或缺的要素。由微生物构成的群系（biome），简直就是我们的器官，有着无可替代的生理功能。身体气味、代谢能力、营养水平，以及更重要的免疫功能，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都和它们的存在分不开。

要理解这种生态思维似乎不难，把它转化成指导实践的常识却不容易。人类天生是二元论者，阴阳黑白善恶敌友，简单而直接——金黄色葡萄球菌，会引起食物中毒，病原菌；嗜酸乳杆菌，能够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生长，益生菌。这种非黑即白的传统思维不及时改变，长期的负面效应终将压垮人类。

幽门螺杆菌的“遭遇”是典型。布莱泽是最早开发幽门螺杆菌血清检测试剂的研究者。起初他跟其他专家一样，认定这种细菌是导致胃溃疡的罪魁祸首，和胃癌的关系也证据确凿。自从世卫组织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幽门螺杆菌被赶尽杀绝，以惊人的速度从大多数人的胃里消失。然而布莱泽很快觉察到事情不对劲。一种名叫胃食管反流的疾病变得越来越常见，而它与幽门螺杆菌之间有很强的负相关性。之后大量的实验也表明，幽门螺杆菌不但能够调节胃酸分泌，从而降低胃食管倒流和肺腺癌的患病风险，还能减少哮喘、花粉症和皮肤过敏等免疫系统疾病的发病概率。令布莱泽遗憾的是，他的不少同行看待幽门螺杆菌仍然满怀敌我意识，总想彻底消灭之。

布莱泽甚至觉得自闭症也与敌我意识有关。这一疾患1943年才被首次描述，之后发病率一路飙升，在美国高达1.1%的儿童被诊断为自闭症或者泛自闭症，中国的现实也不乐观。有些研究者怀疑，自闭症主要跟遗传和基因有关。但布莱泽认为，肠道微生物也是关键因素之一。

由于抗生素的滥用，或者剖腹产的缘故，不少婴幼儿在两三岁前没有形成完善的微生物群系。缺少微生物的参与，他们的肠神经系统（Enteric Nervous System，ENS）就会出现发育问题。而当这个素有“第二大脑”之称的自主神经系统出了问题，它就无法正常地向脑神经系统输送血清素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众所周知，血清素是神经系统的调控因子，多巴胺是它的兴奋因子。如果它们出了乱子，婴幼儿的脑发育就难以保证，认知发展和情绪培育就会出现障碍。尽管布莱泽说他的这个理论尚属探索阶段，但正如他所说，不少实验证明，自闭症患儿的血清素水平的确发生了紊乱。

肥胖症、青少年糖尿病、胃灼热、乳糜泻……布莱泽还列举了不少现代疾病。这些疾病或多或少都与体内微生物消失有关，与微生物群系失去多样性、变得不平衡有关。

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是双重的危机，既是人类的，也关乎微生物。当年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L.Carson）将杀虫剂和除草剂造成的生态灾难称为“寂静的春天”，布莱泽则将抗生素滥用造成的双重危机叫做“抗生素的冬天”。这个说法很生动，但我有些担心它会窄化抑或扭曲他在这本书要讲的内容。就像布莱泽自己说的，抗生素跟冰激淋一样，人人需要人人喜欢，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失去节制，对它们不断滥用。因此，重点不在于抗生素，而在于我们究竟怎么看待那些与人类共处的微生物。

布莱泽指出，仅2010一年，美国儿童使用抗生素就多达4100万例，针对他们开出的药方每8个就有5个药方离不开抗生素，其实大多数都是毫无必要。当他得知中国的抗生素使用量比美国还高时着实吃了一惊。而事实上中国患者的抗生素使用量至少是美国的两倍，在养殖业，中国的用量是美国的5倍，实在是触目惊心。我在医院就目睹过好些个病人强烈质疑医生的处方里没有抗生素，尽管医生解释说抗生素在治疗中不起作用。我甚至觉得，滥用抗生素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顽固的习俗，一种亚型的文化。

布莱泽也提到了这一点。有数据表明，美国南方各州的抗生素使用量比北方各州高出50%，很难想像这两个区域的细菌感染发病率会有这么大的差距，背后很可能有不同的习俗或文化在起作用。不过另一面看，要改变滥用抗生素的现状，也应该多从习俗文化着手。

在这方面法国人的行动值得学习。2002-2006年，他们使用了4.53亿例抗生素，平均每个月大约1000万例，是欧洲滥用抗生素最厉害的国家。2006年法国卫生部门开展了一项旨在改变民众习俗和用药文化的运动，口号就叫“抗生素不是万金油”（Antibioticsare not automatic），一年之间把抗生素的使用量降低了26%，3岁以下的儿童降幅更是达到了36%。

当然，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安排。譬如限制乃至禁止养殖业的抗生素使用——这些毫无必要的抗生素通过食物和水，最终都会进入我们体内。我们要审视剖腹产的利弊，从原则上引导女性选择自然分娩。诸如此类等等。

医学史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曾经把人体比作医生与疾病的战场，如今这个观点到了修正的时候。战争不是生命的常态，战场更不是形容身体的恰当词汇。就像布莱泽在《消失的微生物》里讲述的那样，人体是一个亿万微小生命汇聚的多元世界，如果我们理解不了，也维护不了这种微观生态，人类就没有未来。或许那时候我们才明白，没有天崩地裂，末日真的很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