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是女性时，“50%女性比例”还需引入政坛吗？

经过大约十一个小时的讨论，默克尔所属政党基民盟（CDU）最终达成一致目标：截止2025年，该党领导团队中的女性比例应达50%。这个似乎一刀切的比例立刻引发了许多关于“公平性”的讨论与质疑。譬如不乏有人认为，当德国总理已由女性担任时，德国并没有太大的男女不平等问题，这样的平均主义，在突出性别因素的同时，却漠视了能力者至上的要求。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个争议性极强的“女性比例”？

首先，这一“女性比例”将通过三个阶段逐步实现：自2021年1月1日起，在县级的党主席团选举中，女性占比应不低于30%；自2023年1月1日，比例应提高至40%；直至2025年初，女性应占比50%。需注意的是，这个“女性比例”只适用于选举如副主席等的团体选举，并不适用于如党主席，成员代表或联邦一级的财务主任等的单人选举。并且，当参与竞选女性的人数不足时，第一轮选举将得以作废。在经过三轮选举女性竞选人仍缺少时，剩余位置可由男性补充。这份协商结果将在基民盟12月的党代会中被提出，只有当它被最终投票决议通过后，方将正式实施。

“女性比例”的设想其实早在去年便被基民盟现任主席AKK（卡伦鲍尔）提出，却因遭到巨大争议而暂时按下不表。此次AKK全心全意的推进举动，也许亦是她作为基民盟主席最后时刻里，为数不多的浓墨重彩——早在今年2月，AKK就已宣布将辞去基民盟主席一职，并不会作为候选人参加2021年的联邦大选。而新冠疫情的到来，将原本在4月召开选取新主席的党代会延迟到了12月底。

虽然“女性比例”提案以34票赞同，7票反对，5票弃权的相对高票结果在委员会中通过，但仍遭受了可预见的强烈质疑。除女性成员比例最低的选择党（AfD）意料之内的对此结果表示不认同外，更不留情的批评来自基民盟的内部成员。基民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Astrid Hamker的质疑角度或许代表了许多反对者的声音 “在基民盟中，我们已经有了一位女总理（默克尔），一位女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一位女党主席（AKK），还有担任联邦部长的五位基民盟党员中有三位女联邦部长（国防部部长AKK，农业部部长Klöckner ，教育部部长，Karliczek），这场关于女性的争议还有必要吗？”

而另一个质疑角度则认为追求平等本应对标竞选者能力，而非性别，否则便与追求平等本身的愿望背道而驰。如基民盟议员Andreas Steier便几乎怒斥道 “难道不是应该追求质量而非比例吗？那我是不是也可提议为不同职业背景的人，不同经济领域的人，或者不同入职年份的人追求一个比例？”基民盟汉堡议员Christoph Ploß也发表相似观点“女性比例的引入会使得真正有能力的人无法成为候选人，这个做法是很有疑问的。基民盟应该一直为平权做努力，而非平均主义。”

网友在这件事上，也表达了较为一边倒的意见。《明镜》发起的投票中，约64%的网友投下了反对意见，而这一比例在《法兰克福汇报》的投票中，更是高达73%。

以上反对观点的理由与立场十分鲜明，那么支持者的理由又是什么？

首先是这项政策本身作为妥协下的产物，已经隐含了许多自我限制。虽然在县级的选举中规定了明确的增长比例，但是在各州及联邦层面上的选举中，女性比例的规定将更加灵活。起始比例为30%，但只有当女性成员在各个联盟中的占比真正超过30%时，规定的比例才会上调至40%。当真正占比超过40%时，规定比例则上调至50%。这一较为灵活的措施保证了在女性候选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并不刻板要求女性和男性立刻占比相同。

此外，当德国总理已由女性担任时，是否已是德国政坛上男女平等的最好彰显？德国还需要倡导政治平权吗？其实回看默克尔的执政生涯，她并非是一个强调自身性别的政客，虽然在和各国几乎清一色男性领导人合影时，偶尔穿一身红装成为万黑丛中一点红，但其对性别政治的关注度远没有外界期待得那么高——毋庸置疑的是，正是因为她的女性身份，这份期待值才更高。

不可否认，几乎可算是为她创造使用的德语单词“Kanzlerin“（女总理）在用了十五年后，已在潜移默化间带来了深远的平权象征意义——在德国，女性可走到权力的最高点，并在那里成功地呆很久。与此同时，尽管默克尔打破了基民盟甚至德国政坛清一色男性政客主导的局面，又或者如今党内已有几名女性获得较高职位，作为传统保守派大党及天主教背景的基民盟内部，男女议员人数仍十分失衡，女性议员在联邦层面上的占比只有26.5%，政党仍由男性主导，且此次竞选基民盟主席的候选人为清一色的男性。

其实早在1996年，基民盟便开始实施一个相较于“女性比例”而言更为温和也更易让人认可的措施——女性法定人数（Frauenquorum）。这项措施致力于提高女性在党派中的地位，但并不强制规定必须达到三分之一的比例，从而在一方面，帮助有能力的女候选人不因“女性身份”而受到歧视落选，另一方面也规避在女性候选人人数不足时，却要强行“比例达标”的僵化。自基民盟实施此项措施以来，高位领导层面的女性比例明显提高，但较为底层的效果却几乎毫不明显。正因如此，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项温和的措施在一些党员看来远未达到期待的效果， “女性比例”应运而生。

或者这正是性别政治中左右互搏式的矛盾：一方面在竞争中秉持着看重能力无视男女标签的原则，才是许多支持者认为的“男女平等”；但另一方面，这份结果导向的平等，是否正忽视其他阶段上的不平等问题：譬如男性女性进入职场（政坛）的机会是否平等，在职场（政坛）竞争的过程是否平等，女性积极参政是否如男性积极参政那么“正常”那么被接受。毕竟现实中，女性仍是性别歧视的突出受害者（这里并未否认，男性在很多时候也有受到不同形式的性别歧视）。

Christoph Ploß在发表反对意见时曾表示“基民盟应该支持竞争机会平等”，那么究竟应该秉持“自上而下”结果导向型性别平等，还是“自下而上”机会导向型平等？作为其实无需非黑即白，且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问题，自然会引起诸多争辩，各方亦有自己的理由，或者更重要的，有自己的立场。那么如果我们以更为局外人的角度，将目光移回基民盟，从党派发展的目光看待这次高票数暂时通过的“女性比例”时，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赞同此次政策，同时亦是基民盟党首候选人之一的Norbert Röttgen认为，“仅仅是‘女性比例’的出台并不能保证为基民盟赢得更多的女性。基民盟必须长期对女性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从Röttgen口中所说的“赢得更多的女性”，其实已可窥见“女性比例”措施亦是部分基民盟成员用来吸引选民的新手段。作为一个原则上致力于代表各种价值观、阶层 、年龄选民的人民党（Volkspartei），其四分之一的女性党员低比例已被许多人抨击，基民盟成员马格瓦斯便曾表示“作为人民党，我们必须代表社会，一个女性民众占比一半的社会。”

基民盟作为一个传统男性大党，并不是一个在“女性”话题上有优异表现的政党。然而女选民对其重要性日渐上涨，尤其在对抗选择党的过程中。据去年萨克森州选的数据显示，如果只计算男性选民，选择党的支持率已超过基民盟，正是得益于女性选票，基民盟才较为惊险地最终超过了选择党。

不可忽视的是，近年来在默克尔的带领下，基民盟不断从中间偏右的身份向左倾斜，间接侵吞了一部分中间偏左的社民党（SPD）的政治立场。与“女性比例”同时提出的，还有关于“男女同性恋在联盟中地位”的议题，简称LSU（Lesben und Schwulen in der Union）。根据秘书长Paul Ziemiak的提议，为维护“LGBTQ的权利，基民盟将为此设立一个‘特别机构’，使得其成员有权共同参与基民盟的政治决策”。迄今为止基民盟只有一个这样的“特别机构”——基督教民主学生协会，包含100多个大学团体和8000名成员。这一提议不禁让人恍然想起2015年，基民盟中的大多数成员仍对“同性婚姻”持强硬的反对态度。

这较为扭腰的转变，或许已可用基民盟相关草案中的一句话来解释“我们希望LSU成为我党坚实的一部分，共同参与基民盟的政治决策。我们坚信，这是基民盟成为更有生命力的人民党的重要一步”。LSU倡导者，柏林基民盟主席魏格纳在接受明镜采访时便表示“LSU是基民盟的一部分，当我观察大城市的生活现实时，我知道我们需要一个相应的信号。基民盟必须为21世纪做好准备，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人民党。”

对“女性比例”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持更为中立平衡的态度，其本身引发的争议，已在促使着人们正视，甚至思考基民盟及政坛上性别失衡这一问题。乐观者或许可以想，至少人们在这件事上有着争辩妥协的空间。而另一方面，无论是“女性比例”，还是“LSU”，基民盟迫切想要通过革新面貌来吸引更多年轻选民的目的，其实已十分明显。

不少人也会因基民盟越来越模糊的政治立场而感到疑惑，或许可以回溯默克尔在2000年接受采访时，曾表达的她个人对“保守”的定义：

“亲爱的朋友们，我很高兴在过去的几周许多人在讨论，究竟什么是保守。有一位参与者下的定义我十分赞同：‘保守与守旧并不相同。未来的保守是指人们有勇气去改变。’愿意直视现实，有能力革新，同时又守护着有价值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保守。”